资本和劳工

劳动与资本的分离直到 18 世纪末叶工厂建立以前，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制仍然是西欧许多行业（织布、五金等）的生产特征。这表明资本与劳动之间出现了新的分离。一方面是工人，即雇主需要他们从事劳动的人们。男人和妇女按所干的活领取工资，而对自己的任务既无兴趣也不了解。在需要劳动力时，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活的人可以相应地组成一支能扩大的劳动力队伍，而当境况不佳时，他们则可留下务农或靠地方施舍过活。另一方面是管理者或企业家（通常是清一色的男性），管理着全部事务。他们与工人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他们判断生产多少产品，例如毛织品，以便在国内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他们购置所需要的原料，将羊毛交由一组农民进行梳理和纺纱，再将毛纱交给另一组农民去织，然后把织好的毛料收集起来，运到别处去染色；他们要向提供服务的各方支付工资，同时保有原料与设备的所有权，并且掌控着对整个企业的调节与管理。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商业企业要比在城市和行会结构内建立的企业大得多。确实，织布行会的行东本人往往会沦为与工资雇佣工人几乎没有区别的转包工，听命于控制商行的大“织布工”或“布商”。后者则随着市场的扩大，成为本国甚至国际上有声誉的人物。当然，商行愈大，就意味着投入的资本愈多。

新工业15、16 世纪时一些新的或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工业，就其本性而言，从未适应过以城市为中心的体制，它们一开始就具有资本主义特点，在获得任何收入以前就需要有一大笔开办费用。这种企业，一是矿业，另一就是印刷和图书业。书籍拥有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市场，它主要是用拉丁文写成。一般的工匠负担不起购买印刷机、铅字、纸张以及储存成品书籍的费用。所以，印刷工要向资本家借贷，或与其分享商业利益。造船业由于受到转向海洋的刺激几乎成为一门新工业，而另一工业就是大炮和滑膛枪制造业。对后者的需求主要来自国家，来自正在筹建国家军队的各个新王朝。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军备需要事实上十分重要。军队本来就需要许多武器，在 17 世纪还需要许多制服，到了 18 世纪则需要许多坚固的营房和堡垒。这就首先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而在政府本身不采取主动的那些地方，私人组织者就插手进来，作为巨大需求与无数的小手工工匠之间的中介人。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实际产品仍然是由小手工工匠和家庭制造的。

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不仅为贵重物品，也为大宗商品诸如稻米、糖、茶和其他消费品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增长。旧的商业活动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进行了改造。在谷物贸易方面，西班牙日益取代西西里的地位。尼德兰从波兰获得粮食供应，法国的葡萄酒产地继续依靠来自法国北部的粮食而生存。随着海运的增长，木材、焦油、沥青和其他俄国及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军补给品”也进入商业交易，因此，出现一个大宗重型商品日益增长的运动，在这里，只有控制大量资本的人才能真正参与其事。

新银行开业资本并非全都用于投资；有一些是单纯的贷款，不是借给教会，就是借给政府或穷贵族，也有的是借给从事贸易与商业的人，不过这在十六世纪还不是一种普遍的借贷形式。银行家和其他贷款人都期望在每次借贷后能收回比贷款数字更大的金额。他们希望获得“利息”；有时收回的利息一年高达 30%。在中世纪，收取利息因被认为是高利贷而遭致反对，被斥为贪婪行为，并遭到宗教法规的禁止。在 16 世纪，除贷款者本人外，它仍然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天主教会继续坚持它的禁令。1530 年，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否定了这一禁令。憎恶富格尔那样银行家的路德，继续鼓吹反对高利贷。加尔文对此虽有保留，但迟至 1640 年，在资本主义荷兰本国，严格的加尔文教派牧师仍然谴责收取利息的借贷。

不过这样的活动是禁止不了的。借贷双方私下妥协以规避各种禁令，而各教会的神学家也开始将“高利贷”和“合法归还”加以区别。由于降低了利率，兴建了更多的银行，以及债权人宁愿将贷款在经济上用于生产而不愿在生活上供养教士、诸侯和贵族，于是反对“合理的”利息的情绪也就逐渐平息了，利息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资本主义特征。17 世纪时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由于让储户了解到钱存在那里是安全的并可随意取回，而能用极低的利率在全世界吸引储户，然后资助商业活动。

商业资本主义以上种种发展所产生的最根本的结果就是“工业的商业化”。企业方面的大人物是商人。在生产中起实际作用的工业仍然基本上处于手工业阶段，从属于买者和卖者。生产者——织布工、制帽工、五金工、军械工、玻璃工等为交付商人的订货而干活，他们使用的资本经常是由商人提供并为商人所有。懂得商品在何处出售的人要比单纯懂得如何生产商品的企业家高出一筹。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继续存在到 1800 年，此后随着动力机器的采用，它就向工业资本主义屈服，而商人则依附于拥有机器、熟悉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工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