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

关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在相关研究论著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从外因来看，无疑美国因素的影响最大。其影响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使日本失去了彻底反省战争罪责的机会。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一己之私的地缘战略需要，对日政策由战后初期的严厉改造开始转向对日本进行庇护和扶植，甚至允许日本战犯重新掌握政权，这等于为日本政府开辟了一条不承认侵略战争、坚持右倾史观之路。^[19]第二，是美国在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日本进行重大改造的同时，客观上剥夺了盟国的其他成员国对战后日本国家改造的参与权，尤其是剥夺了近代以来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韩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彻底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及责任的权力。这种局面导致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上，凡事都只服从于以强者姿态出现在日本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美国，而对被日本直接侵略伤害的亚洲邻国，则难以低头认罪。^[20]

从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来看，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制度和观念上的原因。简言之，即天皇制的保留，以及持有解放亚洲历史观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阻碍了日本人对其侵略历史形成正确的认识。^[21]该内因其实也可以说是美国对日策略需要这一外因所导致的。第二，是日本人心理层面的原因，即日本人自我再生的心理机制方面的原因。^[22]依靠自省“罪己”观念与凭借他力“祓禊”观念，很早就已经成为日本人谋求身心新生的两个重要精神理念。所谓依靠自省“罪己”，虽表面看来是一种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以退为进、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心理，并不能保证对事情有个客观的罪己。与这种一厢情愿的自省了断方式相对，“祓禊”则是一种来自外部力量的责罚和磨砺。唯有在经历一个“祓禊”的仪式和历程磨砺后，即真正求得社会的谅解之后才可能有一个众人接受的较为客观的罪己。例如，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职等以示“罪己”后再次当选复出时，便会称“祓禊结束了”，意即已经接受责罚并获得社会许可再度复出了。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政治家尚有前嫌未释，也不会再有人来翻其旧账。了解了日本人的“祓禊”心理与自省“罪己”心理，21世纪以来日本普通民众在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次上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的原因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如前所述，在对历史事实的确定上亦即在对历史的考实性认识层面，无论是日本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大多还是承认其当年发动的战争为受害国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岸信介之类的甲级战犯的释放和一些战时领导人的官复原职，随着因经济成功而导致日本的自信心的不断增强以及亚洲各受害国对战争赔偿的放弃或追讨无力，按照日本人的“祓禊”心理，包括中曾根康弘等日本原首相在内，很多日本人以为“一亿总忏悔”的反省罪己完全获得了当年的受害国的原谅，过了“祓禊”关，历史的包袱也可以卸下了。但是，当其得知自以为是的“罪己”，尚未完全获得亚洲受害国人民的谅解时，便有些恼羞成怒。于是，“侵略未定义论”、解放亚洲史观便又开始沉渣泛起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接下来有必要扼要谈谈历史认识自身的特性对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有史学理论学者研究指出，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关系，但这种“反映”并不是像光照到镜子上之后产生的那种平面的、直接的反射。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机械地重构再现历史。这是因为“历史认识主体不仅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自身各种条件的制约，使其对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的认识力不从心，表现出种种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也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以表现为各个方面，例如知识结构、思维能力、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水平，以至社会经历、性格气质、健康状况等。历史认识主体的这些条件总是贯穿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上”^[23]。尽管如此，历史认识的第一层次考实性认识即对历史事实进行确定的层面，相对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的。对此，被批为右派政治家代表人物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其战后70周年的谈话中不得不承认日本“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就是明证。关于历史认识最难达成共识的，其实还是在抽象认识和评价认识层面。因为“历史认识不是体验性的感性认识，而是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认识。就历史学的本质来说，它是一门立足于现实的、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24]。也有历史学者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评价性认识难于达到科学性的要害有三点：一是评价性认识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而评价者又是当代的，评价者总是从其自身的需要出发，在认识活动过程中必然渗入主体的现代意识，反映的是历史与某一时代的价值关系，即过去的历史与现在评价需要的差异性；二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属性、关系与规定，可以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人们的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多方面的需要必然形成评价的多样性与易变性；三是主体的不同需要与同一历史客体可以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即对于同一历史认识对象，不同认识主体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不同主体赋予同一历史客体的几种不同意义可以都是真的，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况。”^[25]所以，在与日本政治立场不同的战争受害国家的民众看来，所谓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在历史认识上存在问题，莫如说是极其自然之事，是历史认识的自身特性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虽然有些时候，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可能为了一时的利益权衡也会发表一些顺乎受害国民众意愿的言论，但往往都因其言不由衷，所以当情境一变往往又会故态萌发，给人一种出尔反尔的感觉。

事实上，日本的历史认识存在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在于其未曾道歉，而是在于其虽有过道歉，但由于其对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历史在抽象认识和评价认识层面，与受害国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所以导致日本部分政要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罪反省上一直口是心非。一面口口声声表示反省，另一面却参拜祭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和美化侵略战争。其中，表现最为明显极端的就是再度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

例如，2013年4月22日，安倍首相称其内阁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将在战后70年时发表新的面向未来的谈话。次日，安倍首相又抛出“侵略未定义论”。但自2014年3月以来，安倍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很大转变。2014年3月3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首相一反常态地表示，将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不仅要继承关于承认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村山谈话”，还明确否认将修改“河野谈话”。2014年3月14日，日本外务省向美韩两国传达信息称，安倍晋三将在国会答辩上做相关表态。当天下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再度表态，“安倍内阁并不打算修改河野谈话，对待历史必须谦虚”，而且还不忘打出情感牌，称“想起她们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苦，我感到非常痛心”。2014年3月23日，安倍首相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辅佐萩生田光一称，如果安倍政权在调查“河野谈话”出台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事实，应该发表新的谈话。此语一出，立即遭到韩国和中国的批判，也遭到了菅义伟官房长官的否定：“安倍首相已经明确讲了不会修改‘河野谈话’。那是萩生田个人的意见。”但紧接着在2014年10月21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菅义伟却又改口称：“‘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以否定，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

对于日本部分政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言行，从日本国民性特点来看，亦可谓是日本人情境中心主义的国民性使然。日本式人际关系有这样的特点：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将二者切换。这一特点较突出表现在日语中的“建前”与“本音”这一对概念中。“建前”是指“表面一套做法”，“本音”是指“表面做法背后的实质”。在与人交往中，区分出哪是“建前”哪是“本音”十分重要。这在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家的“失言”现象。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看来，人的失言（口误）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流露，而从国民性的视角看，日本高官的失言则是日本人的“本音”与“建前”的切换出了问题。失言，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表达的场合错了。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为其慰安妇问题发言道歉时就称，作为日本广播协会会长那样讲是不应该的，但他并没有认为其所讲的内容本身有什么错误。安倍首相对待历史问题也有其“建前”与“本音”。他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这是他的“本音”。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在外表上不得不加以掩饰。安倍再度执政时，提出要在迎来战后70周年的时候发表一个新的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并称不会原封不动地沿用既往的“殖民统治”“侵略”等措辞。但众所周知，最终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中，把“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歉意”这些关键词都一个不少地容纳进来罗列了一番。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是人格分裂，但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安倍首相在掩饰“本音”上是较为老练的政治家，是其心智成熟的表现。这种情境中心主义的国民性有碍于日本人拥有恒定的是非观，因而也就更增加了其与曾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在抽象认识和评价认识层面达成历史共识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