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年日本人口变化的四个阶段

“二战”后至今的70年间，日本人口总体上维系了上升势头，先后于1947—1949年和1971—1974年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即通常所说的“婴儿潮”），并逐步实现了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6]（见图2）。依据变化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二战”后至今70年间，日本的人口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图2日本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873—2013年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受战争影响，日本未能如期在1945年进行人口普查，这个时点的人口数据，主要源自之后基于一些调查的推测。据推测，“二战”中日本的死亡人口约为300万人，1945年“二战”结束时，其总人口约为7200万人（经济安定本部总裁官方企划部调查课，1949）。1947年10月1日实施的临时人口调查显示，当时日本的总人口为7810万人，两年中增加了大约600万人。这些新增人口，一部分来自战后返回日本本土的人员，另一部分源自从1947年开始的第一次婴儿潮。^[7]这一时期，日本的出生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年均30‰左右，其中1947—1949年更是超过了33‰。作为其结果，这一时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处于4.32—4.54（见图3）。由于1947—1949年新生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日本人口学界赋予了这三年中出生人口一个特殊称谓：“团块的世代。”^[8]围绕“团块的世代”展开的研究，之后成为日本人口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图3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925—2013年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問題研究』。

1947年的临时人口普查还显示，这一年，日本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首次超过了50岁。其中，男性人均预期寿命达到50岁，女性人均预期寿命达到53岁。

1950年，日本进行了“二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50年日本总人口达到了8320万人，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1100万人。这一时期，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谋求适度规模的人口，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议题。

直至1950年，日本的死亡率（尤其是新生儿死亡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出生率的水平也较高，这一时期日本人口整体上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发展阶段。1950年代后期，这一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作为其结果，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上。这一变化，标志着日本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即“少产少死”的阶段。这意味着日本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人口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同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在“二战”后经历的第一次婴儿潮时间相对短暂，只维持了三年。而且，其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实现，也相对迅速，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一结果的出现，主要由这一时期社会制度的显著变化所致。

1948年，日本制定了《优生保护法》和《母子（健康）手账》，以此为依托开始开展母子保健服务事业。1950年之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新生活运动”^[9]。这两项活动的展开，直接促进了家庭计划的普及，并最终导致了出生率的迅速下降。1957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2.04的更替水平（见图3）。10年中，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4以上减半至2的更替水平，这一变化在当时国际人口学界被称为“日本的奇迹”，并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有利性^[10]被誉为“适于发展的人口模型”（日本老龄综合研究中心，2014）^[11]。

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贯穿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30年。其中，自1955年至1970年在大阪召开世博会的这段时期，日本的实质GNP年均增长率达到10%，即为人们通常所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人均收入在1970年代逐步对欧洲发达国家实现了赶超。进入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也迅速缩小，这一时期日本逐步成为GN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功，可以从政府作用、产业政策、发展模式、美国援助等多个方面寻找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年轻的人口结构提供了大量充足劳动力供应。得益于1950年代后期发生的人口转变，1960年人口普查时，日本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比减至30%，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到64%以上。直至1960年代末期，日本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趋于年轻化。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迅速降低，而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作为满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力需求的基本支撑，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只是确保了劳动力的充足数量，而劳动力能够成为满足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供给保障，还有赖于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改善。事实上，这一时期，日本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5%左右。这一数值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劳动力人力资本，即教育水平的提升。从表1中不难发现，1960年日本1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教育的比例已经高达90.5%。尤其是在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时期大量出生的人口（即“团块的世代”），在这一时期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人不仅年轻且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因其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称为“金蛋”。

表1 15岁以上人口中不同教育程度所占比例

第三，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除上述劳动力总量和人力资本改善外，这一时期一系列新的制度构建，也带来了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一提高，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事实上，“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期的25年间，经过一系列制度构建，日本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制度构建包括：战败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农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了小农手中，这一变化为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等手段的应用，日本既有的财阀得以解体；等等。在上述背景下，平等意识开始在各个人群中普及，通过劳动获得应得收入成为社会中的共识。与此同时，当时新设立的大部分企业，通过在1950年代—1960年代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不仅获得了迅速增长，并通过将基于员工家庭收支科学化实现的储蓄资金用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实现了劳资一体。这种经营模式，对于克服之后的1970年代两度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反映了人口变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三者之间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正向相互影响。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日本人口的福利状态，产生了包含一正一负两个方面的影响。

对人口福利状态产生正面影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制度的建立。1961年，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日本建立了覆盖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劳动者都纳入了保障体系，保险费采用个人和所在单位分担的形式。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得日本所有劳动者及其家人都享有了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整个人口的福利水平大大提高。

对人口福利状态产生负面影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健康风险最为突出。1950—196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逐步凸显出来。基于“二战”造成的山林破坏进一步恶化，大量河流污染和有毒气体排放发生，导致了健康受损人群的大量产生。这些问题的产生，使得人口健康在随医疗技术和卫生制度整体改善的同时，部分人群的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出现了相对恶化的势头。70年代，以改善环境、保全自然环境等为宗旨的活动在日本国内频繁发生，基于地区居民开展的绿化、净水等运动，逐步覆盖至整个国家范围。但不可否认的是，环境的修复是一个长期过程。时至今日，东京等地依然进行着针对污染土壤的处理，而当时源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赔偿和诉讼，也一直时有发生。

1967年7月末，日本总人口突破了1亿。197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7.06%，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这一时点上，少子化问题并未出现。^[12]1970年，日本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为69.3岁，女性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增至74.7岁。在当时，对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社会中普遍给予了正向评价，即认为健康长寿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愿望，人均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不应该被看作问题。在国际范围内，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日本实现的人口转换，会同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也被普遍作为成功的典型，向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推广（日本老龄综合研究中心，2015）。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并未把老龄化的发生看作是很大的问题，而是在1970年代提出了“安定人口”的概念，即人口总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状态。要实现这一状态，需要总和生育率维系在2.1的更替水平上。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日本在这一时期先后参加了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4年的世界人口会议和1984年的国际人口会议，对如何消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发”，提出了自己的经验参考。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进入1970年代之后，日本人的生活意识也逐步发生变化，从“重视物质丰富”，开始逐步转为“重视精神丰富”。这一变化，为之后女性针对个人价值和就业问题看法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但也在同一年，日本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老年人口的福祉政策，包括养老金随物价调整机制、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政府支持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针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实行免费医疗的制度（这一制度在之后做了调整）。基于此，日本的一些学者，将1973年看作“福祉元年”。同时，1973年也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大量进入生育年龄的时期，这一年，作为第一次婴儿潮出生人口的子女，日本出生人口达到209万，这在日本人口史上被称为“第二次婴儿潮”。

自1975年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2.1的更替水平，降至1.91。其后，这种下降一发不可收拾，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总体上进入了下降的轨道。虽然1982—1984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了短暂的小幅反弹，^[13]但在1985年之后，这种反弹未能再持续，总和生育率再次跌入持续下降的轨道。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口成长周期的影响，1970年代后期发生的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并没有即刻展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社会当时对于低生育水平下降带来的少子化影响，几乎没有做任何考虑。

战后，日本从一个战败国逐步发展起来，克服了19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直至19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14]发生之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整体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都相对顺畅的阶段。同时，人口出生率也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大约20年的期间，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上。这对日本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保障。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人口发展态势未能一致持续下去。如后述分析中所示，随着之后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日本的老龄化日趋严重，少子化也日益凸显，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代际间平衡、整个国家的人口持续，都随着人口发展态势的改变发生了变化。

1980年代后期，日本老龄化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势头。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地引起政策决策者和研究人员的关注。1986年，日本正式出台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首次确定了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全面推进老龄化社会的应对策略。政策制定当初，如上述名称中所体现的，讨论的都是同老年人相关的内容，而对于造成老龄化最大原因的少子化，则基本上没有做任何讨论。之后，针对老龄化日益蔓延的经济社会影响，日本不断加大应对力度，所出台的主要措施包括：1989年制订了“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即通常所说的“黄金计划”）；1990年对既有的《老年人福祉法》进行了修订，确定了服务主体向市町村转移的策略；1994年成立了老年人护理对策本部，探索如何构建老年护理体系；1994年制订了“新黄金计划”，对旧有数值做了上调；1999年通过“黄金计划21”，对基础数值目标做了再度调整，并准备实施护理保险制度；2000年正式实施了老年人护理保险制度；等等。近些年，针对如何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照料，日本开始探索如何进一步完善其既有的社区综合护理体系和护理保险制度。随着上述措施的先后出台，日本社会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老年人照料体系，整个社会无论从城市规划、社区建设，还是从就业环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会发展模式。但与此同时，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老化，也为日本带来了庞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同时，如何增强老年社区活力、破解老年人照料人员不足等问题，也成为日本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另外，这一时期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少子化问题在日本社会中逐步凸显出来。1990年，日本发布了基于1989年人口动态调查计算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57这一结果。由于这一数值比1966年的1.58历史最低水平还要低，这一结果震惊了日本社会，即引起了通常所说的“1.57震惊”。人们认识到，少子化的进展，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在构筑老龄化对策的同时，如何扭转生育率水平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应对少子化带来的冲击，需要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一背景下，对女性提供支持，创造更为理想的育儿环境，使女性实现工作和育儿的两立，逐步成为政府施政考虑的重要内容。

2003年，在既有老龄社会对策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公布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明确政府从女性生育、育儿和就业等多个方面提供支持，以扭转出生率继续下降的势头。之后，在应对少子化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措施，以强化对这一政策的支持。

遗憾的是，尽管有上述努力，迄今为止少子化这一趋势并未在日本社会出现根本性的扭转。自“1.57震惊”之后，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2005年降至谷底的1.26。从2006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有所恢复，2013年这一数值增至1.43的水平。但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在扭转低生育水平问题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根据目前的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仍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15]如何扭转低生育率水平，应对少子高龄化所带来的冲击，在未来仍将是日本人口领域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同中国家庭内子女数量的下降不同，导致日本少子化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是1980年代后期逐步凸显的晚婚化、非婚化现象，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为突出。表2给出了1960年至2010年日本20—39岁人群婚姻状况的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代之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结婚率均出现了迅速下降的势头。2010年时，日本20—39岁男性未婚的比例高达近6成，而女性中选择未婚的比率，也首次超过了结婚人口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同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于非婚生育的认同感较低。因此，在很少有婚外生子的情况下，结婚率的迅速降低，意味着整个社会所生育的子女总数下降，即低生育水平和少子化的出现。

表2 日本20—39岁不同性别的婚姻状况：1960—2010年

1980年代之后结婚率的迅速下降，既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的变化，也有个体价值观念改变等微观层面的原因。

首先，宏观的经济制度安排中，有着不利于女性结婚生育的因素。进入1980年代之后，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法国和瑞典等欧洲国家，开始探索如何扭转低出生率的各项政策。作为其结果，这些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家庭政策，特别是针对如何对生育、育儿等活动进行积极支持，以确保这些活动不对女性的就业产生影响。反观日本，其在1980年代对女性就业进行的支持相对薄弱。当时的大部分女性就业，依然是以家庭主妇为对象的非全职就业为主。进入1980年代，为了促进非全职就业人员的持续就业，通过和有就业愿望的人员签订协议，之后以劳动派遣的方式使这些人到企业就业的形态，即通常所说的派遣就业，这作为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对于企业来说，由于采用派遣社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很多企业也对采用这种“契约社员”的方式持积极态度。在上述背景下，这一就业形态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2012年时，以非全职就业或签约社员等方式进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在被雇用人员中所占比例为35.2%，其中男性中非正规就业所占比例为19.7%，而女性中非正规就业则占到了54.5%。换言之，即使在提倡男女平等很多年的今天，日本的女性劳动力在就业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制度安排，使得很多女性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参加劳动，这一形式进一步得以固定。

其次，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着妨碍女性实现工作和婚育两立的因素。时至今日，女性婚后，尤其是有子女后辞职成为专职主妇，在日本依然被大多数人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目前，日本因为生育和育儿不得不辞职的女性依然高达60%。这一比例，同其他发达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国家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性不得不面临工作和婚姻中的艰难抉择。

最后，女性就业环境的变化、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导致了很多女性主动选择了晚婚或不婚。197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女性开始大量进入就业市场。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专科学校或本科学校学习，并在毕业后先工作几年，逐步成为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的惯性做法。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女性个体的经济能力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适龄女性的结婚率迅速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期间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上升，也逐步成为女性选择晚婚或不婚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投资回报率维系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之上，作为其结果，女性的学历越高，所获取的工资收入也就越高。对于大学本科毕业生，男女之间的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同时，高低学历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扩大倾向。在这一背景下，对于高学历的女性而言，停止工作，意味着将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同时，对于一些职位，离职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也伴随着对职业进取感的丧失。同时，即使将来回归工作岗位，在技能和知识上也会出现滞后，不容易赶上差距。在这一背景下，从个人工作角度出发，主动选择晚婚甚至不婚的女性比例日渐增多，逐步演变到今天近一半的适龄女性处于未婚状态这一格局。

少子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给日本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在经济上，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日本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失去的30年”及深陷当前的“高收入陷阱”的原因，从根本上归结为人口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在社会上，由于老龄化导致的村庄消亡和劳动力不足，进入21世纪之后，“限界村落”和“补充移民”逐步成为日本人口学研究中两个重要领域。在外交上，为获取充分的老年人口照料人员，日本不得不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力图解决本国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在政治上，由于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进一步增加，提升消费税已经成为近些年日本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在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上，面对未来劳动力的进一步萎缩，日本提出了优先发展人工智能，采取在机器人研发上进一步加大力度的策略。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人口少子高龄化这一人口变化今天在日本的影响，已经延伸至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制定未来各项政策中的首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