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王朝初期的对外政策及西方殖民者的卷土重来

曼谷王朝初期，拉玛一世对内极力恢复阿瑜陀耶时代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和加强原有的社会结构，对外则采取宣威四邻、向周边扩张领土的政策，极力恢复阿瑜陀耶王朝盛世时的势力范围。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关注的是搞好与中国的关系，争取获得最大邻国中国的承认和支持。他总结吞武里王郑信因为没有王族血统，很长时间得不到清朝政府外交承认的教训，自称是郑信的儿子郑华，表示要遵循父训，“慎重无改旧制，当以社稷为念，天朝是遵”，并频繁派出使团，多次向中国进贡。当他得到清政府的册封后，便把精力转向周边邻国。

拉玛一世深感缅甸是他的主要对手，他推测缅甸军队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就在拉玛一世即位前一个月，缅甸著名国王雍笈牙的儿子孟云（Bodawpaya，又译为波道帕耶），也登上了缅甸的王位。孟云雄心勃勃，立志要征服所有的邻国。拉玛一世登基后，便把巩固西北边陲、对付缅甸入侵作为首要任务。1785年，缅甸准备雨季过后以10万—14万的大军入侵暹罗。缅军计划兵分五路：第一路1万人陈兵于墨吉；第二路1万人集中于土瓦；第三路约35 000人为主力，由缅王亲自率领，准备沿着传统路线绕过三塔山隘进入暹罗，直奔曼谷；第四路只有5 000人，挺进暹罗中部；第五路约23 000—5万人，以景线为基地，攻击暹罗北部。

当缅军压境之时，拉玛一世立即召集文武官员举行御前会议，议定抗击缅军的战略部署。他吸取暹罗军队以往与缅军作战失败的教训，决定不再分散原来就比缅军薄弱的军力，而以相对集中的优势兵力，在重要地带首先主动阻击缅甸侵略军。因此，这次暹军兵力部署较为集中：以乌巴腊（副王）为首，率领3万大军，作为对付由三塔山隘入侵的缅军主力；以15 000大军，挡住北面入侵的缅军，阻止他们造成直捣曼谷的威胁，挡住可能从南部或土瓦开进的缅军。而拉玛一世则亲率2万军队坐镇曼谷京城，准备随时奔赴需要支援的地方。暹罗抵抗缅甸入侵，师出正义，战略战术又运用得恰当，加上主将乌巴腊（副王）善于用兵，所以有效地抗击了缅甸军队的这次入侵。当缅军越过三塔山隘时，乌巴腊采取游击战术，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伏击，破坏缅军的军需供应线，最后在缅军粮秣弹药不济的情况下，下令向缅军营地进攻，俘虏缅军和缴获战利品无数。

与此同时，北部的缅军15 000人，从景线出动，直指清迈，妄图南下攻占素可泰等地。这支侵略军首战就碰上硬钉子，它围攻喃邦城，但屡攻不下。相持数月之后，镇守北方的暹罗军队分两路前往营救，但也未能取胜。后拉玛一世亲率曼谷的后备军2万人前往救援，各路军队共同向缅军发起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缅军营寨被占领，缅军被逐出景线，获得了北方大捷。拉玛一世班师回曼谷后，论功行赏，在这次战役中立功的人，都得到了加官进爵，连过去受处分的人也得到了大赦。

缅甸在入侵暹罗北部的同时，派出另一支军队进军暹罗南部马来半岛一带。暹罗南部防卫空虚，缅军得以长驱直入，连陷数城，只是在进攻洛坤时，洛坤的昭孟（城主）率守城部队千余人奋起抵抗，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率军民逃入山区，洛坤沦陷。缅军进入洛坤城后，未及逃走的男人均被杀，妇孺则被掳为俘虏。而后缅军继续向宋卡进军。

在与缅军入侵主力的战斗结束后，乌巴腊立即挥军南下。他的军队乘船抵达南方与缅军遭遇时，迅速击败缅军前哨部队。聚集在洛坤的缅军不敢应战，仓皇横越马来半岛逃窜回国。马来半岛战事遂于1785年年底宣告结束。乌巴腊责令南部地方长官今后须切实守卫领土，并对抗击缅军有功者一律给予晋升。随后，乌巴腊率领他的军队从洛坤继续南下，打算把马来半岛北部苏丹重新纳入暹罗管辖之内。

缅军虽经此次挫败，但入侵暹罗之心不死。1786年和1787年又先后两次从西北进攻暹罗。1786年，缅军吸取上次战败的教训，把兵力集中在阿瓦、马都八及土瓦，凭借优势兵力通过三塔山隘，以最短路线直捣曼谷。但这一企图被暹罗乌巴腊率领的大军所粉碎。以后，暹罗军队准备占领土瓦，捣毁缅军侵暹的根据地，以破坏缅军的入侵计划。但缅军抢先一步，于1787年向清迈和喃邦进攻，包围了暹罗北部的几个城市。乌巴腊又挥师北上，将入侵缅军赶走。

在暹罗历史上，自纳黎萱大帝以来的100多年，泰缅战争都在暹罗境内进行，使暹罗国土受到巨大的破坏和蹂躏。因此，1787年抗击缅甸入侵的战争取得多次胜利后，暹罗军队便乘胜进攻缅甸，拒敌于国门之外，报缅军入侵之仇。土瓦地处缅甸南部，是缅军多次入侵暹罗的根据地，占领土瓦，有利于瓦解缅军入侵暹罗的军事行动；加之土瓦的居民中孟族占多半，他们世代的独立要求遭到缅军镇压，若攻入土瓦，当地孟族人民可能会起来支持暹罗军队。为此，暹罗军方选择土瓦作为首攻对象。但暹罗军队的这次进攻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因为缅军紧闭城门，将军队埋伏于城四周，使暹罗军队不敢贸然攻城。另外，城内孟人并没有起来反抗缅军，为避免遭受不测，暹王下令撤军。

1791—1793年，缅甸南部形势不稳，土瓦城缅军守将策划哗变，将缅南各城归属暹罗，接受暹罗保护。因此，暹罗军队曾一度入驻土瓦。后来发现缅军守将的行动有诈，便匆忙撤出。从1791年起，缅军与暹军在缅甸南部墨吉、马都八和土瓦一带交战，两国的水军也参加了战斗。当时暹罗国王的意图是想经由缅甸南部进军缅甸中部，但由于孟人始终没有起来响应，有些孟人甚至还帮助缅军作战，故当缅王通过孟族使者提出两国停战修好的意见时，暹王就与缅王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缅王此举乃缓兵之计，并无和平友好之诚意。至1797年，缅军又攻入暹罗北部边界。直到1802年，暹军攻占了缅军在泰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景线，才把缅甸军队完全从泰北驱逐出去。这一次战役的胜利，也是乌巴腊的战功之一。乌巴腊自曼谷王朝建立后，一直帮助其兄长拉玛一世巩固边防，拓张势力，南征北战，屡建战功，1803年11月病逝沙场，时年60岁。

曼谷王朝初期，终于打败了暹罗的世代宿敌缅甸，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这一重大胜利的取得，当然是泰国军民团结御敌的结果，但也跟中国方面的支持分不开。那段时期，缅甸也跟中国交恶，多次发兵骚扰云南边境地区，乾隆皇帝曾发兵征缅，牵制了缅甸的军事力量。中缅边境贸易的关闭，也从经济上给予缅甸以沉重打击。所有这一切，客观上都帮助了暹罗的抗缅斗争。由此可见，拉玛一世选择与中国修好，共同抵抗缅甸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

在对待老挝、柬埔寨和马来半岛南部邻国的问题上，曼谷王朝的目标是使这些昔日的属国重新归顺暹罗。

暹罗与老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拉玛一世时，老族居住地区除现在老挝的本土外，从使用老挝语的居民分布来看，还包括现在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一带。早在1778年，吞武里国王郑信就征服了万象。当时万象国王西里本亚桑逃到安南。1787年他又在安南帮助下重返万象称王，但第二年就死了，由他居住在暹罗的长子回万象继位。万象与琅勃拉邦素有纷争，1787年琅勃拉邦发生王位争执，万象王趁乱占领了琅勃拉邦。其间虽经过一些曲折，但从那时起万象和琅勃拉邦都臣属于暹罗。在拉玛一世与缅甸作战过程中，万象多次支持暹罗军队抗击缅军，暹罗也充分支持万象。拉玛一世还趁着老挝南部民众在1791年发生叛乱之际，派人去整治了占巴塞，从此占巴塞也成了暹罗的藩属。这个贫穷的小国，每年都要向暹罗进贡蜜糖、花露水和丝绸等贵重物品。这样，整个老挝地区的小国都成了暹罗的藩属，对暹罗称臣纳贡。

至于柬埔寨这个历史悠久的王国，趁1767年缅军占领阿瑜陀耶城之机，几乎完全获得了独立地位。因此，早在吞武里国王郑信时代，暹罗就曾于1768年、1771年、1781年3次出征柬埔寨。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继续郑信的政策，力求使暹罗的势力拓展到柬埔寨。1782年由于安南爆发西山起义，由安南扶植的柬埔寨国王安英（Ang Eng）逃到曼谷避难，拉玛一世本有机会将势力拓展到柬埔寨，但由于缅军正进攻暹罗而没有余力顾及。只有到了1794年，在暹罗稳定了同缅甸的关系后，拉玛一世在曼谷为安英加冕，并派披耶卞率领暹罗军队护送安英回柬埔寨首都乌东。披耶卞原是柬埔寨贵族，拉玛一世命他为马德望和暹粒两省的军政长官，这样柬埔寨就成了听命于暹罗的藩属。1796年安英驾崩，王位由刚满4岁的安赞二世（Ang Chan II）继承，但此后其朝政由暹罗指定的柬埔寨大臣波克摄理达10年，柬埔寨的内外政策无不取决于暹罗朝廷，一直到1806年安赞二世长大成人后，才被加冕为柬埔寨国王。安赞二世亲政后，鉴于过去安南和暹罗长期对柬埔寨的争夺，因此奉行两面讨好的政策，每年也向越南的嘉隆王纳贡，表示臣服。

南部马来半岛的小国，出于语言、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长期以来，他们都没有归属暹罗的倾向，暹罗也从来没有以法律为根据控制过马来各邦。只是当暹罗强大时，用武力强迫他们归顺。自从1767年缅甸灭亡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后，马来各邦纷纷脱离暹罗的控制。直到曼谷王朝初期，拉玛一世多次把入侵的缅军打退，西北边陲巩固，暹罗副王乌巴腊又亲率大军南下，把马来半岛的缅军全部赶走，马来苏丹才重新臣服暹罗。暹军进驻宋卡后，派出使臣到北大年及吉打等重镇，企图说服各地苏丹每年向曼谷呈送“金银花”，归顺暹罗，但遭拒绝。最后还是通过战争迫使北大年苏丹接受暹罗的要求，使之成为暹罗南部藩属。

曼谷王朝初期，经过军事斗争和外交努力，终于将缅军逐出暹罗国境，并使周边邻国老挝、柬埔寨和南部马来半岛苏丹重新臣服，暹罗完全恢复了阿瑜陀耶王朝极盛时期的版图，成为中南半岛的大国之一。拉玛一世的功绩，论其创业，当然比不上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兰甘亨大帝，就其成功来说，也远不如阿瑜陀耶王朝的纳黎萱大帝，但他奠基曼谷王朝，恢复封建的中央集权，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同时宣威四邻，使暹罗重新成为强大国家，其功不泯。

曼谷王朝初期，暹罗在与四邻的交往中占据优势，而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却仍然采取传统的封闭政策。

自1688年暹罗发生驱逐西方殖民者的群众运动后，暹罗王室一直谨慎地执行着歧视西方、严格限制与西方贸易、防止西方商人涌入暹罗的政策。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暹罗都没有出现过西方传教士、商人或冒险家大批涌入的现象。曼谷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在拉玛一世治国的27年中，一方面由于与缅甸的连年战争，暹罗力求保持国内稳定，无意与西方来往；另一方面，整个欧洲陷于拿破仑战争，原用于殖民亚洲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多被削弱，故暹罗与西方交往几乎断绝。这一时期，仅有葡萄牙的一名神父及单桅帆船、商船各一艘，分别于1782年、1786年及1811年抵达曼谷，从果阿或澳门带来葡萄牙的信息。

到拉玛二世时，才重新开始了与西方国家的接触。1820年4月，葡萄牙在果阿的总督送信给拉玛二世，要求在暹罗设立领事。拉玛二世鉴于西方人的欺诈，提出与葡萄牙缔约的先决条件，但遭到葡萄牙人的拒绝。葡萄牙最终还是获得了在曼谷设立领事的允诺，并得到暹罗政府给予的一小块土地建立商馆。但是，葡萄牙与暹罗的贸易额有限。

从1818年到1821年，美国也先后有多艘商船来到暹罗，但同样受到暹罗政府的冷淡。因此只是停留十天八天，把货物处理完便离开了。1820年，荷兰也派出一个经纪人来暹罗，企图恢复过去的贸易关系，同样遭到暹罗朝廷粗暴生硬的对待，未获成功。

真正敲开暹罗大门的是英国。英国自1684年封闭了在暹罗的商馆以后，130多年来，没有同暹罗进行正式的商业往来。直至1819年英国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以后，才于1821年派商人约翰·摩尔根为使节，携带英国在新加坡驻跸议员的信件前往暹罗，得到拉玛二世的接见。信中通报暹罗，英国已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并要求与暹罗通商。虽然通商的要求获得允诺，但由于摩尔根经营的是违反暹罗法律的鸦片买卖，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实现通商。同年，英驻印度总督正式派遣官员约翰·克劳福特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暹罗，其任务之一是打开暹罗的门户，推销英国商品。他企图说服暹罗同英国缔结通商条约。此外，克劳福特还极力使暹罗取消国王收购国内商品的垄断权，并在吉打问题上改善英暹关系。总督在致拉玛二世的信中声称，克劳福特此行并非想得到港口、炮台、殖民地和商馆，也不是想使英国商人在暹罗得到一些法律上的豁免，而只是要求取消或修改有碍两国贸易发展的一些禁例。此信的措辞十分强硬。克劳福特于1822年3月29日抵达曼谷，当晚受到暹罗财政大臣的欢迎。4月8日，克劳福特及使团的其他4个成员受到拉玛二世的接见。拉玛二世表示十分高兴地见到印度总督的代表，并说如需要洽谈，可跟财政大臣联系，暹罗主要是想从英国那里得到火炮。此后克劳福特与财政大臣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双方依旧互不信任。不过，英国还是获得了暹罗方面关于今后不再提高英国商品入口税的允诺。

克劳福特此行的失败，说明暹罗虽重新开始与西方接触，但对西方列强仍持怀疑防备的心理。当时，曼谷王朝规定：若未获准，西欧人不能在暹罗旅行、购买土地；不允许西欧人的私人船只在暹罗登记等。同时，还特别制定了对西方商品征税的规定：对西方货物征收商品价格8%的入口税，西方的船只每一哇（暹罗立方单位）收税118铢（合当时71美元），而对中国船只则只征收40铢（合24美元）。另外还征收船只停泊费。

在西方国家看来，暹罗国王对货物的优先购买权和王室对海外贸易的垄断权，是扩大西欧与暹罗贸易的最大障碍。而这一点正好触动了暹罗对外贸易制度的核心。自古以来，暹罗的对外贸易都是由皇家贸易厅垄断，它代表王室与中国、日本、新加坡和印尼等进行海外贸易，获取巨大利润供给王室作为日常财政开支。任何私人机构都无权擅自进行海外贸易。暹罗王室与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年度贸易收入相当可观，相比之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十分有限，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因此，暹罗绝不会为了迎合西方国家而放弃王室对外贸的垄断，而实行所谓的贸易自由化。

这种对欧洲商人的严格限制，直到1824—1826年英缅战争爆发后才有所改变。暹罗一直把缅甸视为仅次于中国的大帝国。英国向缅甸宣战，这对暹罗宫廷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1826年亨利·伯尼作为英国使臣来到暹罗希望改善英暹关系时，受到了较好的礼遇，双方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伯尼极其谦虚有礼地同暹罗官员打交道，不提任何非分的要求，甚至连英国想在暹罗建立使馆的要求也未提出。双方很快便订立了条约。条约规定，两国相互和平友好，互不干扰国界和领土；明确治外法权；明确拒绝租借土地或建立商馆，除非得到允许，并明确拒绝贩卖鸦片等。但在商业协定中，暹罗容许英国商人有较多的自由，对征税有明确规定，例如规定英国货船进口只搞一次统一征税。为了取得和平安宁，暹罗在贸易上对英国略为放宽。伯尼条约开始打破了暹罗100多年来闭关自守、不与欧洲国家相互往来的局面。伯尼条约签订后7年，即1832年，美国也与暹罗签订了条约。美国提出在暹罗建立领事馆的要求，但遭到暹罗政府拒绝。暹罗政府声明，条约内容只能与英国的一样，不能超过。暹罗对西方的贸易大门略为开放。然而，1841年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引起了暹罗的警惕。1843年，暹罗政府宣布对食糖贸易实行完全垄断制，这实际上是夺回英国在暹罗收购食糖的权益。对其他物产如木材等，也发出禁止私人进行贸易的禁令。这样，西方各国同暹罗的贸易额锐减。在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为扩大其商品市场和掠夺工业原料，决心打开暹罗的大门。英国殖民主义者伯尼大尉甚至狂妄地宣称：“如果暹罗人头脑发昏到那种程度，竟然要侮辱国势鼎盛的英国民族……只要同马来人一起使点劲，就可以割取下暹罗。”这充分暴露了英国殖民侵略者的狂妄野心。

来到暹罗的西方人不仅有商人和外交官，而且还有传教士。1828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勒格瓦来到暹罗，并获准在暹罗全国开设7所基督教堂和4所小礼拜堂，同时还开办几所教会学校。同年，基督教传教士居茨拉夫也到达曼谷，他在居民中积极开展传教活动。根据居茨拉夫的建议，美国浸礼教徒在暹罗设立传教士团。1840年长老会信徒也在暹罗开办了传教士团。1850年建立了第三个传教士团。暹罗国王拉玛三世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感到不安，担心传教士的活动将动摇佛教作为泰国国教的基础，导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泰国传播开来。因为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法国人就曾经企图通过劝说那莱王改信天主教来达到控制暹罗朝政的目的。结果那莱王坚持信仰佛教，使法国的阴谋没能得逞。在那莱王临终之际，帕碧罗阇又逮捕了法国殖民者的代理人华尔康及改信天主教的暹罗王子，驱逐了法国殖民军。拉玛三世没有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断然发布命令，取缔暹罗所有的教堂、小礼拜堂和修道院。但这项命令难以实现，实际上并没有付诸实施。随着西方商业资本的侵入，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向暹罗社会渗透，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大概是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时，东方国家难以逃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