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与商业

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金元的时候，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着重于发展农业。1270年，朝中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孛罗兼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发实行了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统治时期，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逐渐得到了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农田的垦殖方面，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荒地的开垦——金元之际，大量荒地出现在北方。1277年，元朝颁布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命令招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元典章·户部五》）。经过一段时间的垦荒，两淮地区有了很大的改观，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喜人景象。忽必烈时，淮北内地，只输丁税。成宗大德时多次在那里括地，征收地税。

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这些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哈刺哈孙整理称海屯田，教当地诸部落人耕地劳作，溉田数千顷，岁得米二十余万斜。赛典赤在云南教民耕种，修治滇池，开辟荒地数万余顷。

水利与水田——屯田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水利的修建。元初，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徕、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又开垦了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带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相传经过三年的努力，赋额增倍。南宋时期即在江淮水乡依水造田，已经取得很不错的成绩。王祯《农书》载有围田、圩田、架田、沙田等多种。在南宋的基础上，元朝又做了一些改进。元初松江曹梦炎依淀山湖围田九十三围，得数万亩。不过，由于豪富占湖围田，因此造成湖面收缩或水流堵塞，让附近的农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木棉的推广——在南宋的时候，木棉的种植已逐渐扩展到江南的许多地区。元代种植木棉更为普遍。桑哥独揽大权的时候，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桑哥失败以后，罢废六处木棉提举司。可是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成宗的时候，木棉布开始正式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经在民间普及。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偶尔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一直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作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在元代的时候，北方也逐渐发展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逐日普及。

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打破了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的僵局，让耕作技术得以流传交流。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播种收货之说，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使当地人民生活渐致富足。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人民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蚕桑。西域色目人定居在宣化等地，促进了当地果园农艺的发展。江南农民来到大都东南，着手开垦水田，使其发展成为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这样的事例有很多，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此书汇集了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仅仅局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山东人王祯著成《农书》，着重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详述了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才能久远盛茂。又论述南方两地的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知识链接

元朝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原先的蒙古草原、金和西夏统治的北方以及南宋统治的南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所以，元朝国内实际上是被分成了很多独立的经济区域。漠北的蒙古草原由于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不是赋税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原和江南还是元朝纳税制度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