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亦曾“打狗”（外二题）

林语堂亦曾“打狗”（外二题）

鲁建文^[1]

国人恐怕大都以为，林语堂是位顽固的“费厄泼赖”推崇者，抱着不打“落水狗”不放，所以受到鲁迅先生的批判。其实不然。据施建伟先生在《幽默大师林语堂》中的介绍，这位幽默作家曾经一度“不仅心悦诚服接受了鲁迅的意见，而且还积极投入鲁迅发起的‘打狗’运动，撰写了一系列的‘打狗’文章，在数量上甚至超过鲁迅，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因此，在当时就有人称他为“语丝急先锋”。

如果回归历史原本，真正首倡“费厄泼赖”的人也并非林语堂先生，而是当时“语丝派”的主帅之一周作人。1925年冬，《语丝》杂志展开对语丝文体的讨论，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文体》一文中首先提出“费厄泼赖”概念，以为在“费厄泼赖”这一点上“可以自信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应成为语丝文体的一大特色。林语堂随后发表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可以说，他的文章只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和对英国绅士风度向往的心态，对周作人的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以示对主帅的一种配合。然而，却很快引起了“语丝派”另一主帅鲁迅的注意。鲁迅并不赞同“费厄泼赖”的观点，主张痛打“落水狗”。因此，也就有了曾经很长时间保留在教科书中的那篇著名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其实，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林语堂也很难算一个“费厄泼赖”的忠实践行者。在几乎与语丝文体讨论同时发生的“首都革命”中，他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决非不打“落水狗”。首都群众在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捣毁章士钊、刘百昭的住宅，火烧作为政客喉舌的《晨报》报馆。面对这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林语堂不仅以笔积极参与战斗，而且拿起竹竿、石块同北大的学生一起直接走向街头与军警搏斗，做出了语丝派成员无人能做出的行动。他以在圣约翰大学炼就的投掷垒球的技巧，常常用街头的石块准确击中军警雇来的暴徒，获得师生们的满场喝彩。后来，尽管自己也因被暴徒的石块击中，眉头很长时间留下疤痕，但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却总是眉飞色舞，以此为荣。

不过，林语堂真正作为“急先锋”，追随周氏兄弟痛打“落水狗”、“丧家狗”，却是在鲁迅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后。他连续发表了《打狗释疑》、《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等一系列文章。特别是，面对1926年“三·一八”血案的发生，他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次经验”，与许寿裳一同亲自前往血案现场，协调后事的处理，并顶着当局对死者栽赃诬陷的压力，将两位烈士的遗体运回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在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愤而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以为刘和珍是他“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其“政治的识见，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大张“女革命之先烈”的战斗精神。在当时撰文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的作家无疑也并非就只林语堂，但他却是第一人，比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也早十天。

林语堂对自己上个世纪20年代这段“打狗”经历，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当年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时事政治信口批评，因此我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的一个激烈分子。”足见其当时的影响确实不小。但今天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大都以为他只是鲁迅的论敌，却不清楚他与鲁迅也有过合作；只知道他谈幽默，却不清楚他亦曾“打狗”。酿成这一现象，我想，恐怕与因“权威注释”而贴在他身上那条“标签”——“以自由主义者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不无关系。

（原载《湘声报》2011年5月26日）

“书生大使”胡适

曾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在抗日战争初期却被派到美国担任过四年大使。对他这段经历，好像一直褒贬不一，肯定的有之，否定的亦有之。他自己以为是做了四年“过河卒子”，陈漱渝先生在与人合著的《胡适与蒋介石》一书中，却称他为“书生大使”。我倒认为这个概括似乎十分确切。

胡适本来确实不想去做这任大使，思想颇为犹豫，打算以“二十年疏懒已惯”为由予以谢绝。但面对接踵而至的蒋介石、孔祥熙的敦劝电文，在一些朋友的力劝之下，他最终采取“既不能辞，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伸头更爽快”的态度，予以答应。他在给太太江冬秀的家信中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可见，最后应是一种爱国情怀，让胡适放弃了不入政界的想法，于1938年9月到美国赴任。

胡适在美国做大使，自然没有忘记筹款的使命，但他真正忙得最多的一项工作却是演讲。短短四年时间，他发表演讲400多场次。其内容大多系宣传民国抗战政策，但也不乏学术的交流。刚到美国不久，他就在纽约发表了题为《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演讲，明确表达中国持久抗日、反对和谈的主张。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进行类比，认为两者的正义性质相同，所遇到困难亦相同。中国的抗战再艰苦，也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也需要友邦的支持。像这样一类的演讲，是胡适在美国一度演讲最主要的主题。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希望美国不要忘记历史，放弃绥靖立场，支持中国的抗战。

胡适发表演讲，从不草率应付，总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以求应有效果。这从那篇曾被重庆《大公报》连载的《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不难看出。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更好地了解、支持中国的抗战，他查阅了不少资料，采取讲述美国独立战争时，士兵在福奇山谷吃不饱、光着脚在雪地行军，与殖民军鏖战的历史的办法，告诉美国上下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处境，呼吁以公正和人道的精神，全力阻止武器和其它军需物质输入日本，从而引起广泛的共鸣。在那期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演讲，“他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也不曾有过一个暑假”，真正把自己当作“最远一支军队”在尽责守职。

但蒋介石对胡适在美国的表现并不满意。他多次在自己的日记中流露：“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彼使美四年，除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因而，1942年8月胡适被免职。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普遍的看法是借款不力，特别是特使宋子文一连争得三笔贷款的来势，更是反衬出他的不力。但人们从蒋介石对其全盘否定的日记猜测，也许还有其它原因：一则以为是侵犯外交部的权力所致；另一则是以为蒋介石用人素来就以“地缘、血缘、学缘”划线，因此最终不相信胡适是必然的事。

不过我以为，不管怎样评说，胡适这任驻美大使无疑当得过于书生意气。他对外交的理解，更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迂腐。他曾以电文与孔祥熙说：“鄙意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好像他的外交就是演讲。因而，他创下了四年400多场次的演讲、27个名誉博士学位的纪录，但对筹款这项使命，仅完成区区两笔数目，而且还是陈光甫与其合作的结果。由此，让我想起清人黄景仁“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诗句来——这显然是夸张，但如果不懂得立足实际，恐怕书生最终只能是书生而已。

（原载《湘声报》2011年3月25日）

周建人曾谏节制生育

上世纪50年代，人口问题好像曾经是上层的一个热点。提出中国应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膨胀的学者也并非就马寅初一人，作为生物学家的周建人在这方面也曾公开发表不少言论，讲得有理有据，言之凿凿。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没有像马寅初那样被整得一塌湖涂，而且清官一路。难怪《鲁迅三兄弟》的作者黄野在比较他们兄弟时，是这样评价周老先生：“他不是一个能力卓著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有福的人。”

年轻时的周建人，由于家庭留守的需要，失去了像他的两位兄长那样的留学机会，但他勤奋好学，凭着对生物学的爱好，在长兄周树人的帮助下，自学成才。他不仅写下了《物种论导言》、《论生物外缘之影响》、《植物之采集及检查法》等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而且翻译了《物种起源》这样的名著，颇有一些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生物学研究的生涯，决定了周建人后来对人口问题的深度思考，而且形成与马寅初先生交辉相映的观点。一个从生育与社会积累、消费的关系，提出计划生育的论断；一个则从生育与人类自身进化、发展关系，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

在1957年3月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周建人说：“节制生育显然是一种进步措施。受胎本是生理的自然作用，用科学方法来有计划地控制，分明是控制自然的一种推广，是进步的。”他还说：“减少一些生育，对于女人生理上的负担、父母精神上的负担以及经济负担都会有所减轻，也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去，把这些生产搞得更好，对于社会是极为有利的。”他还以美国山额尔夫人因宣传节制生育而被关押的例子，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节制生育的根源，说“资本家及其帝国主义者需要大量的产业后备军，以便更多地剥削工人，还要招募青年去作侵略战争的炮灰”。因此，他们反对山额尔夫人的主张也就不难理解了。

周建人虽然没有像马寅初那样把最高国务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章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他在《善种学的理论与实施》的一文中，亦从优生优育角度谈到计划生育问题。他说：“善种学便是研究怎样改良人种的学问。它的要旨，简单地说，便是用择种留良的方法，将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助他繁衍，将恶劣的分子用和平的方法除去他们的苗种。”他指出：“人生的观念，本可随着科学知识而改变。自进化论发明以来，不但人类的历史重新写过，便是道德标准也变了方向。由遗传的研究建立起善种学，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了。”可见，当时周建人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不但主张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想到了人口质量问题。这无疑要算是远见卓识了。

自然周建人这些观点与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一样，最终没有被采纳。尽管在当时的会议上，也有领导对他们的发言表示过认同，但后来“人多好办事、人多好打仗”的观点越来越占上风。在“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理论面前，计划生育却成了错误理论受到批判。比马寅初幸运的是，周建人没有在“无产阶级的铁拳”下挨批受整。黄野在评价此事时说：“是他的中共特殊党员的身份起了作用？还是毛主席看着已故的他很赞赏的鲁迅先生的面子而饶了他的亲兄弟，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历史没有挑明，只好是个谜了。”

对此，我以为，也许正是两人的不同性格带来了命运的差异。周建人谦慎仁厚，说话温和；马寅初刚直不阿，语言激烈。这种不同，从马寅初先生的“怕死不讲话，讲话不怕死”、“自当单枪匹马，直至战死为止”的语言便能看出。特别是如果拿那句最终引起毛泽东不悦的“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就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就非控制人口不可”的话，与周建人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建言作些比较，更是不难体验这种不同。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是不是真系这种性格的不同成全了周建人这个“有福的人”呢？——这只是我的一点猜想。

（原载《湘声报》2011年3月4日）

【注释】

[1]鲁建文：文史学者，公务员。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