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装本《骆宾王文集》的故事

关于线装本《骆宾王文集》的故事

散木^[1]

一、线装本《骆宾王文集》影印出版谜案

书籍流向和存亡一向是过去史书中“书籍志”以及如今众多“书话”中的保留和看好的内容，其中有的也竟与历史记忆或著史相关联，比如以“宜粗不宜细”为原则的“文革”书写，迄今许多问题因此而不了了之，其中涉及如书籍、文物等的损失，我们可有一份详细而确切的清单吗？

却说江青生前颇好旧书，据说“鉴定”她藏书的一个方法是看她钤印的方式，大概那显得别致，与众不同，即通常人们在钤印时是不会印到书的封面上，但江青的藏书其封面上都有钤印的痕迹，如学者王利器先生曾有不少藏书在那特殊的年代流入了江青的府内，后来发还时见许多书的封面上都盖了“江青藏书之印”（如日人所写的《管子纂诂》等）。时至今日，不可思议的是江青的一些藏书也竟流进了民间，如网络上有人写文章，称收进了江青原藏清乾隆刊本孙志祖《家语疏证》，这或许是拍卖所得吧（看来还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大，以前绝难见到的“孤本”、“秘本”等，近些年来不时出现在各种拍卖会上，不仅江青的藏书，另一显赫的“藏家”康生，在1997年中国书店的拍卖会上，拍卖品中也有他的藏品清刻本《李义山诗集》等）。不过，要想追究江青的藏书哪些是“抢掠来的”，恐怕不易，笔者回想多年经眼的“证词”，也只有《叶浅予自叙》中之所述——1979年叶浅予先生清点被发还的抄家物资，其中其收藏的书籍和书画，已经损失了20%（曾由国家文物局下令调归国家保管，由北京市文管会调走，后来发还回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余30来件，文管会说是已经处理，无法归还了），叶浅予认真，就让文管会开了个清单，他想要一件件讨回来，结果，在文管会提供的抄件中，有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夫妇和江青（掠去两件“曹麟伯制墨”和“嵌银丝漆木镇纸”）取去的物件。有了这清单，就是“铁证”了。

说到当年江青通过“抢掠”手段而获得的珍藏，有一部线装本的《骆宾王文集》，那是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的藏书，后书被抄走，据说被江青据为己有了。拿去了就拿去了，何以又被人所知呢？又是在书的钤印上暴露出来的。

原来向达先生的藏书，一向不用自刻图章，他惯用一个元朝商铺的铜花押来代替（向达先生生前喜欢“淘宝”，时常购置一些不须重金的物件），“由于当时商家还不懂什么名牌效应或商标法，店名一般用主人的姓简称张记李记，他从古物店买到一个姓向的花押，‘向记’的‘记’字是用八思巴字母拼音。1957年三联书店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封面书名下就是钤盖此即”（周清澍《回忆向觉明师》），这部《骆宾王文集》上也是。结果江青拿到书后却不认识，把它当成古人的篆字印章，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或许是借此表示自己并非不学无术吧，江青竟向中华书局下达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即按原样影印《骆宾王文集》，以此作为礼宾送礼之用。此一情节，如今在众多“文革”史书中还不大多见，由此也见出治史者的粗疏。

关于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线装本《骆宾王文集》一案，笔者仅见的资料，即上述当年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周清澍先生的一段回忆。据他回忆，当时他曾询问书局的负责人：“骆宾王的文章只有《徐敬业讨武氏檄》为人熟知，出版此书，不是有影射攻击江青之嫌吗？”书局的负责人是这样回答的：“这任务正是江青本人交下来的。”那么，首先让人要猜想的，是江青何以要出版这部古书？

线装本《骆宾王文集》影印出来后，不料中华书局又接到了上面的通知：书不用印了，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说是有位内行的人看到此书，指出其中一个图章是向达先生的，江青怕暴露自己的盗窃行径，因而下令予以全部销毁。（周清澍《回忆向觉明师》，《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收入《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

二、江青PK武则天

这部线装本《骆宾王文集》是中华书局1973年根据清嘉庆丙子“石研斋”秦氏重刊本影印的，分一函二册，它又是根据“宋蜀本”重刊的，许翰写，杨肇刻，写刊极佳，复由顾千里考订异同，悉还宋刊旧貌，写工刻工均一时名手，摹刻精妙，是清代名刻。据说目下在收藏界已是“文革”期间影印本古籍中的极品了，书尾有“内部发行”四字，就其流存情况来看，当年所说的“销毁”，并非全部，因而会成为如今众多拍卖公司的拍卖品之一。

至于骆宾王，所谓“初唐四杰”之一，文名甚显。其人早慧，7岁时即写就《咏鹅》，获“神童”之名，后因上书论朝政，触怒武后被贬，志不得伸，弃官而去，此后又随徐敬业起兵，兵败，不知所终（后来有众多“穿越”的答案）。

《骆宾王文集》，卷一为赋、颂，卷二至卷五为诗歌，卷六为表、启，卷七为启、书，卷八为序、策，卷九、卷十为杂著。骆宾王以诗名，尤以七言歌行最为擅长，所谓倜傥起伏、磊落嵌崎，它如富艳瑰丽的词华，更是余事，一向被“豪放派”所宗，毛泽东就对他多有敬意，讲话、文章中多有引用，而其“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之句，更是“文革”中经常可闻的“造反派”的口头禅，此句正是出自其《讨武瞾檄》一文的结尾（因收录在《古文观止》中，此前就被人传颂有时），文章中还有当年最令武则天本人吃惊的一个句子：“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由此武则天曾感叹：“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那么，江青下令影印出版《骆宾王文集》，是出于何种动机呢？

这要与江青当年在“文革”中特意表彰武则天相联系看。

“文革”中江青在“斗争”中崛起，许多人敢怒不敢言，遂以“当代武后”在背后相喻相称，至1967年“二月逆流”时，谭震林给林彪写信，竟称其“真比武则天还凶”等，此后社会上人们私下议论时局，不免以此代喻，对此，江青也应该心知肚明。1976年3月2日，江青借中共中央名义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其中也提及“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然后说了一大段让人匪夷所思的“女权主义”言论：

“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武则天）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徒子徒孙们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

武则天、吕后、赵太后、齐威后……，以及“比这个还厉害的”“诽谤”，这是那一特殊历史年代的“话语”，而此前1974年8月，由北大一些历史专家为“顾问”的“梁效”写作班子，又写作发表了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因此也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是为江青准备“登基”的一个证据了。

那么，是不是与武则天相提并论的江青也在效仿当年的武则天大度惜才，以出版《骆宾王文集》彰显自己的非凡气度，表现出自己的更加“不简单”呢？这是臆测和腹诽，仅此而已。

三、关于武则天

众所周知，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出场的背景是所谓大唐盛世，即唐太宗至唐玄宗时期的百余年，其中武则天曾出面主政并登基称帝，开创罕有的“大局”，即把初唐盛世的景象能够传承下来并予以发扬光大，无疑，这在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罕觏，一如江青所云：“不简单啊!”这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权谋，同时，也因此而难免“被妖魔化”，甚至被人会“用下流的东西诽谤”，当年武则天称帝，徐敬业就起兵发难，并由骆宾王代为起草檄文，而骆宾王笔下生辉，文字尖刻犀利，所谓“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等，也就是对女人最大伤害的“狐狸精”称谓的写照了。不独如此，人们或许会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女子，那么，谁来负主要责任呢？当然是皇帝了，于是后来人们非议江青，又难免会谈到毛泽东，这是江青所说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其实，把江青与武则天相提并论是并不妥当的，这让笔者不由就想起了母校的一位师长和父执，即毛泽东的“一字师”罗元贞先生（他对毛泽东的诗作《长征》提过修改意见），据说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学术界为武则天翻案的那场著名的学术讨论，便是由他的研究而引起的，笔者后来曾参与编纂《山西历史名人传》，武则天这一部分就是由罗先生写的，然而由于他褒扬的笔墨太浓厚了，于是就另请人写了（但罗先生对武则天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过，他晚年还辑录和点校了一部《武则天集》），而此前郭沫若创作的四幕历史话剧《武则天》以及《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我怎样写〈武则天〉》等发表之前，即郭沫若用戏剧和考证等的形式为武则天翻案之前，罗先生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武则天问题批判》一文，他一反历代封建文人对武则天一概否定和百般诬骂的态度，高度评价和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功绩，进而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与反响，此后，郭沫若、陈寅恪、胡如雷等史家也相继发表了对武则天重新评价的文章，乃至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武则天终于成为一位被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翦伯赞、吴晗、吕振羽、尚钺、田汉等都一致承认武则天是一位历史上的正面人物，由此又连带考证武则天的籍贯、出身等，成为历史学界非常热闹的一个话题，当然，如果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这种追风似的研究似也并不可取，不过，这毕竟不是“影射史学”，譬如香港武侠文学的写家梁羽生有一部《女帝奇英传》的小说，就是以武则天为历史场景的，于是有人说他很大程度上是为武则天翻案，甚至有人说梁羽生是在为江青造势，这是哪跟哪啊。

不过，所谓“影射”，也要看具体的历史场景，“武则天”真正“臭名远扬”的时候，正是江青飞扬跋扈的时候。

四、“潜在写作”中的武则天及其它

不同于“地下文学”，现在还有一种被称为是“潜在写作”的文学形式（武汉出版社出版有“潜在写作文丛”的丛书），当然，那是特殊历史时代的痕迹。

如诗人赵朴初在十年“浩劫”时期，其虽身处逆境，却未为远祸而辍笔，他仍经常创作一些诗篇，其中多有“锋铦何减吴戈”的“不辞流血对摩罗”之作，如《读〈骆宾王集〉三首》等，而笔锋犀利，直刺妄图比附和效法武则天的江青，甚且将其比作“昏韦”，并预言其“到头头付羽林军”的下场。“批林批孔”运动时，一时又要批《水浒传》，江青要赵朴初写批《水浒》的诗，赵虚与委蛇，写了一个燕青与李师师的故事，是为《读〈水浒传〉》：“废书而长叹，燕青是可儿。名虽为浪子，不犯李师师。”什么意思呢？却是借李师师暗喻江青，那个时节，武则天啊，李师师啊，都可以拿来暗喻“第一夫人”，赵的意思是说你让我写诗，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是一例。

另有诗人牟宜之，老革命出身（后有《牟宜之诗》传世），有杨小平者回忆其人，称道其人国学底蕴丰实：“当时我刚有了第一个男孩儿，我父亲还身陷囹圄，生死未卜，我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冠南’，没跟任何人解释过其中的含义。但是牟伯伯问过我孩子名字以后，他就很幽默，故作惊讶状：‘哎呀，你好大的胆子啊，你竟敢攻击江青啊！’听了以后，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这在当时，就可以按‘现行反革命’这个罪名论处了。我就反问他说：‘何以见得？’老人家不慌不忙地说：‘你给孩子起的名字，是来源于唐代骆宾王的《狱中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对吗？’我说：‘是。’他说：‘骆宾王是湖南人（笔者注：应是浙江婺州义乌人），因反对武则天而被捕入狱，你父亲也是湖南人，同样以谋反罪入狱，你岂不是影射江青是女皇帝武则天嘛！’听了以后，我不得不承认老人家说对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猜到我给孩子起名用意的人。”

牟宜之的“潜在写作”，雷颐先生还颇为称道其《咏史之一》，那是他在1971年深秋写“林彪事件”的。其中有这么几句：“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密事谁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雷颐认为这是“从权贵厮杀的角度，认为这只是一种宫帷密事，并不是当时文件所说的是‘一种正确的和一个错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他当时对‘林彪事件’的一个独特的看法，一个对党内斗争有着深刻了解的人对‘林彪事件’的看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牟宜之的《咏史之三》：“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雷颐又说：“‘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均做完。’不光是指林彪，这是明显的。——他已经看到了就是那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在中国所造成的恶果。这说明他是一个先行者，一个先觉者。”

所谓“愤怒出诗人”，而诗人的刀匕往往能淋漓痛快地抉穿妖魔的嘴脸，并且得以迅速在“地下”穿行，最终点燃熊熊大火，一如1976年“四五”运动时之“诗海”所显示的那样。对此，江青不可能不清楚，她之所以下令出版《骆宾王文集》，或许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夹带“私货”，以贬“儒”褒“法”的借口，以《骆宾王文集》为“反面教材”，昭告人们：“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四、痛哀向达夫妇及其藏书

以上向达先生藏书《骆宾王文集》的一段故事，不妨说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历史悲剧的故事，笔者曾有一《书厄小史》的短文（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此一故事当可补入。

夏应元先生在《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往事》一文中回忆：“说到抄家，在‘文革’中真是家常便饭。这是制裁、凌辱、威慑、镇压的残酷手段之一。以学生为主组成的‘红卫兵’是其中一群最重要、最积极的执行者。‘红卫兵’抄家，有有组织的蓄谋的集体行动，有一哄而起、乱众追随的临时行动，也有个人的自由行动。抄家首先是政治性的，以挖掘、补充、抄掠被抄者的‘罪证’为首要目标；兼有经济性，即抄掠被抄者的财物，更恶劣的是私吞、挥霍享受；以恶化被抄者的家庭生活、文化积累。抄家常伴以暴力，殴打、残害被抄者的身体，捆绑锁禁、罚跪、罚站。向先生被抄家多少次？抄走什么？曾否挨打？因为无法无天，就被抄财物论，没有开条，没有登记，也就没有档案可查。向先生自己清点一下的能力（精神、体力、心情）和条件（不受干扰、有人帮助等）更被剥夺净尽，所以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有一次大肆抄家后，得手者饱掠而去。紧接着红卫兵叫我们去向家‘帮’他‘清理’。我一进门，见屋内已全部狼藉不堪。大量书籍已被从书架上撤下，乱堆在地上中间，仿如山积。这次抄家，是趁向先生不在家时搞的突然袭击，向先生虽然没有挨打，但心灵的创伤仍然很严重，形容枯槁，面如死灰。”

周清澍先生也在《回忆向觉明师》一文中说：“‘批林批孔’中，江青拿到出版社出版的骆宾王个人别集，上面盖着向先生的红色私章，原来是向先生的藏书，本姓向而冒充姓江（李）。此书显然是抄家物资。何人何时抄掠而去？是这次大抄家外流的吗？怎么最终又会落到江青手中？莫非也花费过她几分、一角或几角钱人民币由她‘购’得？这些都成了谜案。向先生的重要手稿在抄家中也有丢失。向先生为学严谨，不浪作，必确有发现、发明，才笔之于书，故其成果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就在这场抄家的纷乱中，向先生所写的尚待发表的《大唐西域记注释》的手稿，不知被红卫兵何人偷走，至今下落不明，堪称为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至于《骆宾王文集》的出版，周清澍先生又愤愤地说：“他们发动‘文化革命’，凡文物古籍被专家收藏，就高唱‘破四旧’、纵使抄家，但抢到‘文革领袖’、‘旗手’手中后，又变成了他们附庸风雅的资本，可以依仗权势指令国家出版机构为她影印送人，以显示她并非不学无术。”

是为“人厄”、“书厄”。

又据史家邵循正先生后人邵瑜的回忆文章《忆邵、向两家的情谊》：向达死后，其住家被分出一半让给其他教师居住，而向达先生临死前，竟嘱夫人以售书为生。后来向达遗孀又被逐出，只得与他人合住一单元，至于向达先生的藏书，却置于原住处一间小屋内堆放，此后又被“中央文革”派卡车拉走，向达遗孀因气愤两目近乎瞎掉，不久即去世。后来邵循正先生得知：向达藏书为康生所获，而且是“分文不予”。可惜也不过是耳食，江青乎？康生乎？究竟如何，无从询之。

说到当年出版方的中华书局，后来中华书局的谢方先生撰有《二十六年间》（《书品》创刊号）、《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年）等回忆篇什，言及向达先生的种种。再后，“文革”中毛泽东下令点校出版《二十四史》，点校者（包括邵循正先生等）曾从文物部门借来向达被抄家的善本书为参考，由此可以确定，向达的藏书，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发还给原主。又据称：“‘文革’后期，政府开始发还抄家财物，但向觉明师被抄的书，并没退还家属，而是由北大图书馆留下来准备收藏。有次我去北大一个朋友家，他问起向达的书值不值五千元？我说：他的书在楼上，我没参观过。据我所知，他的藏书不是书房中摆上几书架，而是书库类型。我曾碰见邵循正师从他家借阅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这书全套共100册，‘文革’前琉璃厂旧书店的价格就要卖一万元，然而这书还不在他珍藏的线装古籍之列。后来听说，他的书仅提高到二万元就被收归北大图书馆了。”（周清澍《回忆向觉明师》）

呜呼，更有何言！

（原载《书品》2011年第3期）

【注释】

[1]散木：原名郭汾阳，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