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与裴行俭关系略识

裴行俭，唐高宗时人，曾任官吏部侍郎前后十余年，《新唐书》卷一零八《裴行俭传》载其“与李敬玄、马载同典选，有能名，时号裴马。行俭始设长名榜、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资拟高下为故事。”其时甚以知人而享有令名。据清人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骆宾王有《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上吏部裴侍郎书》及《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等作，可知骆宾王其时曾与裴行俭有所交接。因此对两人关系加以梳理，有利于认识骆宾王行事，并进一步探讨其思想；同时从裴行俭与其关系之中，也可以了解到时人对骆宾王的态度，以及对“四杰”的一些看法。

关于裴行俭对骆宾王及“初唐四杰”的评价，历来最为传诵的是那句留为名言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旧唐书》卷一九零《文苑上·王勃传》载：“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勮（王勃兄）与苏味道，谓二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今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新唐书》卷一零八亦记有“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检，行检曰云云”，所言大致相同。若以此来看，则裴行俭对骆宾王及“四杰”的看法并无多少称道，虽然称其有文才，但对器识却不以为然，且所谓“得令终为幸”一句，甚至有些尖刻。由于这番话流传颇广，除了新旧《唐书》外，还有早于此前的张说所作《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张说为盛唐人，碑文大致作于开元初年。又刘肃《大唐新语》亦有记载。刘肃为中唐人。其中以张说碑文为最早，余皆本于此。但张说所说究竟实情如何，后人于此早有异议。清人姚大荣《惜道味斋集》中有《跋骆宾王枙上吏部裴侍郎枛》一文，即对此提出异议：

谀墓之文不可入史，苟且入史，一经后人考核失实，訾议蜂起，则虽欲谀之，而实以谤之。……以上四书评论四子，虽详略不同，而皆以归美行检知人。夫行俭典选，偏重文艺，当时王勃致书规讽，刘晓亦上书讥短，是行检本不为知人。自张说徇裴氏子之请为作佳碑，妄许前知，新旧二书更增饰其词，滥加称誉，尤为失当。今考其实，行检生前必无轻藐四子之语，后因四子盛名，不获大用，赍志以殁，嫉才者乃饰为预料不终之言归之行俭典选时评断，张说撰碑，乃摭入之。

（宋　马远　松月图）

此说颇具翻案意味，虽不无情激偏颇之意，然其持论却仍有合理之处。案“四杰”当时，虽才名甚盛，然其创作却与流风略有出入，故一向为人所讥，所以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两首论及“四杰”，都言及为时人所不容一事。可见对骆宾王等人的非议，不惟在初唐时期，即使以后也不绝迹。如果从这点来看，姚大荣所言张说撰碑摭入世俗流言，也不无道理。况且裴行俭素来宽厚，善待人，所遇人之过失，每能从容待之，又好学术艺文，以“四杰”当时情形，纵然略有不可人意之处，也必不会直讥其浮躁浅露，更不至于近乎刻薄地讲其难得令终。再者，所谓“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云云，大有讥嘲“四杰”器量狭小，见识短浅之意，这也并不符合骆宾王的实际。《新唐书》本传讲其“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这种耻于自炫、辞不奉命的行为，足可见其沉静自矜之意，断非浮躁浅露之辈。又史载：“武后时，数上疏言事。”胡应麟所作《初唐书骆侍御传》云其时：“高宗孱不君，后曌擅国。宾王睹唐运且密移，数上书言天下大计。”足见其心怀坦荡，直观时事，识见不凡。即以武后之威，掌心天下，读其《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二句，不禁凛然为之动容，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此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遇乎？（《旧唐书》本传）足见骆宾王政治文学才能之一斑，连目空一世傲视天下的武则天也为之折服。考宾王一生所作，言事述理颇多，其间不乏器识宏放之论，况其早年入蜀从军，李义为姚州总管时，曾大破蛮兵，而其“前后露佈，皆宾王所草也”（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今观其文，不仅辞意精拔，气势赫然，且其中于守战之况也或有言及，出语皆不流于凡俗。这是当时呈上兵部及皇上的文书，自然是备为人知的，裴行俭也略无例外。以此看来，托言裴行俭以贬抑骆宾王等人，实有与情理不相切合之处，内中必有割断原意或者误传之处。

如果进一步从骆宾王上裴行俭诗文加以考察，则可以更加确切地说明这一推断。《骆临海集笺注》卷一《上吏部侍郎帝京篇》，据张鷟《朝野佥载》以为作于骆宾王为明堂主簿之时，或以为骆宾王在武功时即有《上吏部裴侍郎书》，其时行俭已出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延骆宾王入幕，而骆因奉母之事未赴。以常理论之，长安、武功有京畿之别，自然是先在畿县而后调往京县，而当时裴行俭已总管洮州。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也讲：“是时周王不行，行俭亦未出塞”，而骆宾王“调明堂主簿，著帝京篇上行俭，当时以为绝唱”。可见这里的吏部侍郎正是裴行俭。其上书曰：

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惊魂，承恩累息。……虽少好读书，无谢高凤，而老不晓事，有类扬雄。（《上吏部侍郎帝京篇》）

所谓“引注日”，即言先前参预铨试之事。据《旧唐书·职官志》所云：“吏部：尚书、侍郎分为三铨。尚书为尚书铨，侍郎二人分为中铨、东铨也”，“课人以四才……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骆宾王言“引注日”云云，则是讲当时蒙行俭惠爱加以恩德。由此可见裴行俭对骆宾王还是比较器重的。而宾王文中所言亦颇谦恭，当然也不致被目为“浮躁浅露”。另据其时王勃所作《上吏部侍郎启》，其言：“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说法与骆宾王略同，又王勃讲到：“殊恩屡及，严命并加……诚恐下官冒轻进之讥，使君侯招过听之议。”可以看出裴行俭对王勃很是器重，且多次为之延誉，这与骆宾王所讲的“承恩累息”也相一致。既然这样，又何以会贬抑其“浮躁浅露”呢？即以骆宾王《帝京篇》言，虽然结尾辞意激切，满腹牢骚，吐之为快，如前人言“宾王坦易”（陆时雍《诗镜总论》），但这坦易如马茂元先生言，“并不是掉以轻心，出之于凡近，而是以一种权奇倜傥的精神和磊落嵚崎的气息为其基调的”^[3]，故也不乏宏放器识。这样看来，“浮躁浅露”之说也难落实。

又此前骆宾王为武功主簿时，裴行俭受命西出，聘骆宾王为记室，乃是于众择之，但辟宾王，可知其相交接必定知之颇深。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尝谓：

仆诚鄙人也，颇览前事，每读古书，见高堂九仞，曾参负北向之悲；积粟万钟，季路起南游之叹。未尝不废书辍卷，流涕沾衣……宾王一艺罕称，十年不调。进寡金张之援，退无毛薜之游。亦何尝献策干时，高谈王霸；衒材扬己，历抵公卿。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盖养亲之故也，岂谋身之道哉？不图君侯忽垂过听，礼以弓招之恩，任以书记之事。

此书当时曾盛为时人所称誉，以为情辞酸楚，词旨真笃，即使李密《陈情表》亦不能过之。明人胡应麟则据以称：“宾王父早亡，奉母竭力，裴行俭再辟幕下，皆陈启峻辞，意致委笃，人以方李密《陈情表》，世传士先器识之云，殆非实录。至奋身举国，举宗百口，弃置若遗。其忠孝天性然也。”（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这是很有见地的。以骆宾王如此坦直之人，上书陈辞，情真意切，必然是深知于裴行俭，为其所赏识，这才会有此一段过节。倘使真的轻浅少识，则必不会为裴行俭所重。又《骆临海集笺注》卷四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云：

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

纵横愁系越，坎壈倦游秦。出笼穷短翮，委辙涸枯鳞。

磨铅不沾用，弹铗欲谁申？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

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徙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

一得视边塞，万里何苦辛。剑匣胡霜影，弓开汉月轮。

金刀动秋色，铁骑想风尘。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

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

此诗通篇用典，托古人以寄意。所言者如苏秦、张仪、冯谖、姜尚、陈平、窦宪等，皆一代奇士，由此可见作者之满怀抱负以及牢落不平之意。或言此诗作于骆宾王为详正学士时，以事见罪，乃上诗行俭，求从军以自效。案诗中作者自云：“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就其意揣摩，骆宾王时已至中年，故诗中叹息“岁月几沉沦”，“空老渭川人”。这在时间上与《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中之“老不晓事，有类扬雄”相吻合。诗中又谓“虚掷玉京春”，地点也一致。这就是说骆宾王在这一时期并不止一次致书裴行俭，虽然前后时间有别，但相距必不甚远。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骆宾王很明白裴行俭看待自己的态度。倘使真的裴行俭在吏部侍郎任上有过“先器识而后文艺”之类的言辞，必然一时流播，以骆宾王如此坦直情激之人，断不至于再三如此向裴行俭倾诉自己，以博取恩宠。其实，裴行俭对骆宾王的赏识是一贯的，这中间或许不仅是才华和志气，可能还包含有胆识。史载早年“高宗将立武昭仪，行俭以为国家忧从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秘议，大理袁公瑜扛着擿语昭仪母，左除西川都督府长史”（《新唐书》卷一〇八），这与骆宾王于“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泱泱不得志，弃官去”（《新唐书》卷二〇一）颇有近似之处。故裴行俭之赏识骆宾王，或许还含有某种认识的一致与相契。

凡此，可以说所谓裴行俭言“四杰”辈“浮躁浅露”，“先器识后文艺”云云，实于情理有不相切合之处。那么何以此言竟冠于裴行俭身上呢？大致说来，裴行俭当时以善识鉴人物而为世称道，时人或有讥诮“四杰”者，以托言行俭而见其重。又张说撰其碑文，自然援诸盛意，嘉言溢美，以显行俭。这也并非不可能。何况，关于唐人对“四杰”的评说，前面提到的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已有所涉，“四杰”之作当时被看作“轻薄为文”而遭到“哂未休”，而杜甫之言“王杨卢骆当时体”似乎也是对后来的盛唐人而言的。这就是说一直到张说所处的时代，这种嘲笑“四杰”的态度依然存在。对于被誉称“大手笔”的张燕公来说，作这般看也许是很自然的了。大江东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盛唐大诗人杜甫，早已作出了评判。杜甫上距“四杰”不远，又为一代“诗圣”，素以谨细著称，或者他的话正是拨开障目迷雾所传达的一种启示。今天我们重新辨明这一问题，也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历史考察，并且借以从中发现一种新的形式及其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家们在坎坷行程中的蹒跚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