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与“燕行”

然而这种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转变的原因当然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雍、乾之世所显现出来的盛清风貌，清朝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创造，但这些现象，也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因为记录未必就是真实的记录，观察也未必就是如实的观察。记录和观察都会受到记录者、观察者的先入之见影响。朝鲜半岛对清朝态度转变的契机，是英祖四十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见闻和反省。

朝鲜王朝建立以后，以“事大交邻”为基本国策，其原则是事大以精诚，交邻以信义，所以向明、清王朝派遣朝天使或燕行使，而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刷还使、通谕使、回答兼刷还使）。所谓“通信”，一指传通音信，一指敦睦信义。在德川幕府时代，朝鲜从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十二次外交使团，学术界也往往统称为“通信使”。 负责文字应酬的主要是制述官和书记（共三名）。因此朝鲜方面每次都会派出富有倚马之才的文士担当此任。此外，三使书记的人选也同样须是文采斐然。而日本方面也会派出一些文学之士来接应，在彼此唱和之间，展示本国的汉文化水平，同时也在较量高低。

概括地说，在1764年以前，日本对朝鲜的诗文书画，皆以一种仰慕的态度追捧之惟恐不及。以近五十年前的申维翰所记为例，《海游闻见杂录•风俗》载：

日本人求得我国诗文者，勿论贵贱贤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货之如珠玉。即舁人、厮卒目不知书者，得朝鲜楷草数字，皆以手攒顶而谢。所谓文士，或不远千里而来待于站馆。一宿之间，或费纸数百幅。求诗而不得，则虽半行笔谈，珍感无已。盖其人生长于精华之地，素知文字之可贵。而与中华绝远，生不见衣冠盛仪，居常仰慕朝鲜。故其大官、贵游则得我人笔语为夸耀之资，书生则为声名之路，下贱则为观瞻之地。书赠之后，必押图章以为真迹。每过名州巨府，应接不暇。^[1]

而在申氏眼中的日本文学：“使之为歌行律语，则平仄多乖，趣味全丧，为我国三尺童子所闻而笑者”；“人人自谓欲学唐音，而无一句画虎于古人”；“与余对坐酬唱者，率多粗疎遁塞，语无伦序”。^[2]完全不把日本的文学放在眼里，即便排除申氏个性骄傲等自身因素，也还是代表了当时朝鲜人的整体意见的。而在1764年，朝日双方对彼此文学的评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看日本方面对朝鲜的评价，甲申夏五月奥田元继跋其所辑《两好余话》云：

余详察朝鲜人作为文章，固不为韩、柳、欧、苏，又不为李、王，实有方土俗习。而一守其师承，不复少变矣。固陋之甚，阅古今笔话可知也。今兹甲申聘使同行四百八十有余人，其中笔翰如流，语言立成，间有奇妙可评者，唯秋月一学士而已，龙渊犹可谓具品也。余与夫徒所讨论方俗同异或文变诗话，随得辑录，尚唱酬之诗若干首，悉具别集。然要之共无用，亦无足观者。唯以异国异音而同文之妙无意不通为奇会，则此册亦幸不可弃矣。^[3]

这里对朝鲜文学已有很多轻视之言了。但是可以引为对照的是，朝鲜文人对日本文学却有较高的评价。成大中《复蕉中禅师》云：

仆入贵境以来，接韵士文儒多矣。^[4]

元重举《和国志》云：

余于唱酬之席，如得可语之人，则辄曰：“天道自北而南久矣，观贵国人聪明秀敏，此诚文化可兴之日。”^[5]

总之，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具有明显的特征，双方对彼此文学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数十年来的总体趋势上看，这一变化是在朝鲜方面对日本诗文水平的逐步肯定，以及日本方面对本国汉学日益提高之自觉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通信使将这种印象带回朝鲜，改变了对日本人及其文明的看法，并且引起自身的反省。从来朝鲜人对日本人的观感，若以一字而蔽之，则曰“诈”，李德懋在1763年《奉赠书记逊庵元丈重举随副使之日本》中写道：“岛俗多狙诈，外面待朝鲜。揖让升降际，忠信当勉旃。”^[6]用“狙诈”概括日本，是中国和朝鲜人一贯的看法。明人郑若曾《筹海图编》中辑录了不少时人对日本的看法，如唐顺之云：“倭夷素性贪诈。”黄元恭云：“倭寇狡猾，素无慕义之诚。”杨守陈云：“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熊蓝云：“夫倭奴僻居东海，其俗狙诈，其性狼贪。”朝鲜历史上的类似意见也不少。但等到通信使自日本回来后，朝鲜人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成大中《书金养虚杭士帖》云：

吾尝观日本，其人亦重交游，尚信誓。孰谓日本人狡哉？愧我不如也。^[7]

元重举《和国志》：

今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也。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为过矣。^[8]

李德懋《清脾录》：

朝鲜之俗狭陋而多忌讳，文明之化，可谓久矣，而风流文雅，反逊于日本。无挟自骄，凌侮异国，余甚悲之。^[9]

而考察日本文明迅速进步的原因，就是长期大量而且迅速地从长崎输入清朝的书籍。李德懋《蜻蛉国志》：

近者江南书籍，辐辏于长碕，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10]

柳得恭《古芸堂笔记》：

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碕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11]

李尚迪《读〈蔫录〉》：

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然，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12]

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是因为大量吸收了清代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以往所坚持的华夷观是否应有改变的必要呢？所以，从1764年之后，朝鲜“北学派”（出于《孟子》“北学于中国”）全面兴起，对清代学术文化全面拥抱。

华夷观改变以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在日本国内，有三股势力，一股是日本自身的学问，称作国学；一股是西洋的学问，称之为兰学；还有一股是中国的学问，即汉学。在朝鲜，也有亲近中国的，后来又有亲近日本的，还有强调民族自尊的，这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但是跟中国的拥抱，还可以算得上是主流。对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东亚文化的走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一方面是朝鲜学术与清朝文化的日益接近，而另一方面，是日本开始对中国、朝鲜的逐步轻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以东洋之英国自负，主张“脱亚入欧”。 原田藤一郎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亚细亚大陆旅行日志并清韩露三国评论》中说：“我日本人以东洋之英国自负，蔑视支那、朝鲜。”^[13]即为代表。因此，就其在汉文化圈内的影响和意义而言，1764年堪称汉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通过上述一个轮廓的勾勒，我想要说明的是，观看不止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注视，也不仅是彼此的对看，有时是左顾右盼，而在这游目骋怀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我们的考察也不能是单向的，而应是多向的；不是单义的，而是复义的。

注释

[1]《青泉集续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517页。

[2]《青泉集续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520页。

[3]明和元年（1764）刊本，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

[4]《萍遇录》卷下，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5]《和国志》地卷，亚细亚文化社1990年版，第330页。

[6]《青庄馆全书》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第46页。

[7]《青城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504页。

[8]《和国志》地卷，第326页。

[9]《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10页。

[10]《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162页。

[11]《雪岫外事》外二种，第125页。

[12]《恩诵堂集》续集“文”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第242页。

[13]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2卷，ゆまに书房影印本，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