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提倡“寡欲”和“知足”的必然要求，就是要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去奢，去泰”而崇尚俭朴。老子将“俭”当做三宝之一，认为只有“俭”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生活的范围，所以说“俭故能广”(《老子》六十七章)，如果“舍俭且广”，即舍俭求广，就像是“舍后且先，死矣”，即舍后而抢先，那就是死路一条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五十九章)唯有啬才有余力在事物即将发生之顷及时予以解决，所以说:“夫惟啬是以蚤(早)服。”啬就是俭。早早服从俭啬的道理，就叫做着重于积累美德;着重积累美德则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则没有人能估计他的力量的顶点，“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五十九章)。这就叫根深本固，长生久活的道路。因为不必要地追求奢华，过高的物质享受，反足以使人心志迷乱;人只要有“实其腹”、“强其骨”的生活即可，反过来贪图那种“虚其心”、“弱其志”的奢侈享受也适得其反，这就是说要“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三十八章)。老子进一步指出，治天下者如“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而使田地荒芜，仓库空虚，那就是窃取非分之财的“盗竽“(《老子》五十三章)即强盗头子。所以，老子希望那些当权执政的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让“万物作焉而不为始”(《老子》二章)，任凭万物按照自然法则生长而不要发号施令要他们从头开始。这就叫“无为而治。”
老子这种“无为而治”和“去奢崇俭”的思想，不但具有开源节流，让人们省吃俭用形成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曾多次产生积极影响，在长期的战乱之后使人民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汉代的“文景之治”就是在老子“无为而治”、“去奢崇俭”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的一种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人力和土地生产能力以及生态环境得到恢复的结果。“文景之治”以前的七十多年，汉代的统治者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中，看出了法家理论的弊端，因而在确立新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时，采取了极其慎重而又比较开放的态度，对当时治黄老之学的盖公、陆贾等人也特别尊重。加之，随后的七国之乱，广大人民群众又受到连年战乱和苛捐杂税之苦，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到处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由此，汉文帝和汉景帝都先后采用了一些新道家提出的“道莫大于无为”，“无为者乃无不为也”的理论思想，实行宽刑简政，不苛扰人民，着力于休养生息，恢复被长期战乱所破坏的农业经济，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人力、地力和生态环境，做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无为而治”、“去奢崇俭”的思想和政策得到广泛推广和逐步落实，以致出现经济空前繁荣的“文景之治”。
如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是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结果，那么唐代的“贞观新政”和“开元盛世”，也是在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在长期战乱之后，“休养生息”的结果。唐太宗的“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治国路线，就是依据道家思想在全国统一之后，提出的有关发展经济、文化的方略。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中就是这样说的。他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不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这里所说的“人君简静”，就是要帝王“清静无为”，“不扰以民”，使他们能不失时机地去务养农田，养护山林和水源，求得“衣食为本”的作物得到丰收。
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古代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只有到了“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的时候才想起了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治国遗训，才拿过来照做一番，一旦经济发展了，国家强盛了，他们又将《老子》思想扔到一边，依旧“我行我素”。所以，尽管历史上少数几个“名君”帝王实行“休养生息”的抚农政策，但在我国北宋以前，由于连年战乱，多次大的战争灾难使中原一代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遭受了重大破坏;再加之于气候变暖，使一些原来比较湿润宜于耕种的地区，水流断源，土地退化，以致造成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地带移向长江流域以南的严重事实。这种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充分说明北方连年战争的破坏，不但使土地生产能力及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而且，也使当时北方的教育和人才制度的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宋代的“关学”领袖张载，曾目睹这“烽火连三月”的战乱时代，也曾想投笔从戎，亲自到战场上去拼杀一阵。但他毕竟是在学业上作出了一番成绩。他在建构自己的“气化”理论和“理学”思想的时候，发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感叹，要人们像把人民看成自己的同胞，把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一样，去关爱人民，关爱万物，关爱生命，关爱环境。
【注释】
[1]见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老子》一书前封皮书舌。
[2]《荀子·王制》
[3]《荀子·王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