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与职业联合会

公务员工会

讨论　公务员工会⁽¹⁾

让纳内(Jeaneney)：一方面，工会运动来自于工会会员所持有的信念和怀有的希望，他们希望掌握能够治疗武断行为和偏袒行为的灵丹妙药，而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存在这些行为。在这一系列观念中，我很愿意有人告诉我，与普通的职业联合会相比，工会究竟有什么更高的价值。换言之，工会究竟有什么高于职业联合会的特别的优越之处？我很愿意看到，这些咄咄逼人的工会会员在这里为我们提供的最初的澄清。

另一方面，工联主义宣称，它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法团活动成为公共服务的合理组织。它所追求的是公共服务的民主化，甚至是社会化。这种观念有别于前者，应该分别加以对待。我想，当我们讨论完另一个观念后，应该充分讨论这个观念。

涂尔干：在我看来，人们正在开始清晰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承认，公务员的抱怨往往是很合理的。此外，人们也可以承认，由于工会所提出的那些观念和这一说法所享有的声誉，所以，对于纠正上述过失这个问题来说，工会比联合会更合适一些。

至少，我认为集中关注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一旦提出了这些假设，该问题就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因为一旦人们认为工会是公务员获得满足的良好手段，我们就不应忽视以下事实：除了公务员的利益之外，还有国家的普遍利益。如今，我担心的是，公共行政领域内的工联主义所带来的结果，将会把根本不适合于它的框架强加给它，并因此陷入严重扰乱最根本的社会功能的危险。这样说来，我确实像是与绝对保守的观点站在同一阵营了。然而，我确信，工会运动违背了历史演化的一般方向。尽管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却也存在着倒退的因素。

为了证明该命题，我必须回到我在上次演讲中已经提到过的观念。

19世纪产生了一种观念，我们许多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各种职业之间根本没有类的差别。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社会的“公务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工会是把这种观念引入我们经济生活的手段。事实上，在经济领域内，人们只是略微感觉到了各种功能的社会特征；其实，这只是一种间接的感受。它只能使个人彼此形成关系，并服务于个人的利益。但是，个人的利益本来就是对立的，所以，这样才会导致痛苦而持续的冲突和经济关系的混乱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工会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引入一些秩序。事实上，工会把同一行业内的工人集合起来，就好像每个行政部门把同一部门内的雇员集合起来一样。当同一行业内的所有工人永久地团结起来而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意识到对这种职业之社会特征的感受，并彼此交流这种感受。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并使他人理解，他们也构成了社会中的一个器官。我们希望，在这种条件下，有关这一行业所服务的社会利益的观念将更加易于辨别，并且能够优先于迄今为止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利益。

因此，工会始终是在这个方面缩短经济功能与公共功能之隔阂的手段，能够给经济功能烙上具有更为清晰的社会特征的烙印。人们不可能完全调和这两种功能。不管将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两种活动形式之间依然有所差别，这种差别内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但是，从前两者之间的惊人差别却不再符合我们今天的观念，也不符合于目前的经济状态。人们有必要使这种差别变得不再如此明显。归根结底，工会只是行政组织不完美和不完善的形象。

这里，我们想要模塑的是以副本为基础的模型！我们希望赋予社会功能最高程度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长久以来都是为那些社会本性最不明显的事物而设计的。我们渴望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行业罢工不再多见，甚至被强制性地提交到仲裁法庭，工资也会变得更加稳定，更少取决于讨价还价、反复无常的交涉和具体环境。这些邪恶的东西，即是我们在经济生活中与之斗争的对象——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就是把这些邪恶引入到那些已经摆脱了它们的各个服务中去！确实，所有工会的倡导者并没有走到要求罢工权利的地步。但是，依然还有许多人不那么温和。工会有其本性所内在的实践活动，它很难避免这类活动。

正因如此，我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工联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运动。所以，我担心它将会成为比邪恶本身更为糟糕的疗救措施。我担心，为了纠正人数极少、归于特殊范畴的公民所遭受的不合理的冤屈，我们会使社会有机体中最重要的机制陷入混乱状态。

再者，倘若目前的境况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改善，真是太可悲了！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要求从改革目前的行政体系入手来改善这种状况呢？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发现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引入什么样的修正措施，以防止已经得到合理谴责的弊端再次出现。

贝泰勒米(Berthelemy)：我完全赞成涂尔干先生所说的一切意见。我所要补充的是，工会会员目前所要求的一切，只是想引入招募领导人的新方法。

工会运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呢？从逻辑的角度说，它将为更高职位的分配引入一种选举体系。

在人们向我阐明相反的观点之前，我认为，任何通过竞选来代替委任体制的体制都将是致命的。选举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任何实行选举的地方，都会用阴谋代替功绩。它所奖赏的是夸夸其谈的行为。最为重要的是，它最终将会使被选举出来的人（应该进行统治的人）服从于选举人（应该服从的人）。在政治领域内，选举体制可以避免最大的邪恶。在行政领域内，选举只能成为破坏合理权威的因素。

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工会的抵抗无疑能够带来良好的结果。问题是我们得知道，总的来说，这些结果是否比工会所带来的有害的实践活动更为重要。我所提出的事实，与人们援引的事实相反：即人们对工会的鼓动者的谴责。我已经适时地在其他会议中引证了这一叫人可耻的结果，也就是消费税部的工会从梅卢先生（Merlou）的失职中所摘选出来的结果。几天前，克莱蒙梭先生（Clemenceau）强烈谴责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形式，内容上也毫无价值——这些要求是监狱看守工会提出来的。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深究细节，因为单一的事实什么也证明不了。公务员有理由声讨由于偏袒行为造成的渎职；工联主义也给了他们发言的权利。人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为破坏一切权威的做法大唱赞歌。如果人们能够向我证明，在公共服务的职能方面权威是毫无用处的，我也会成为工联主义者。在人们给出这种证据之前，我依然将坚决反对这种煽动活动，因为人们没有充分考虑这种活动的目的，所采用的行动方式也是错误的。

涂尔干：我认为，这里暂时不去涉及选举体制这个问题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承认行政体制的改革是必要的，就很难在这种改革中不让选举原则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看来，本次讨论应该集中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尽力使纯粹的私人契约变得与公共契约更加相似，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公共契约简化为私人契约这种低级形式？脱离这一问题未免有些不太合适。

布瓦西(Boisse)：难道涂尔干先生至少也承认，在目前的状态下，工会能够成为争取某些行政部门中的民主组织进行斗争的有用工具吗？如果不承认其本身就应该是一种目的，或者它具有终极价值，我们能够认为工会行动至少暂时是必要的吗？无论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未来的思考可能多么有意思，把我们的目光局限于目前的现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局限于当下的处境，倒是很恰当的做法。

涂尔干：我已经回答了这一点。公共行政领域内的工会也许能够服务于值得尊敬的特殊利益，也就是与公务员有关的那些利益。不过，与此同时，我担心它将会瓦解社会生活，阻止社会生活发挥正常作用，这可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过错。

保罗·德雅尔丹(Paul DesJardins)：瓦罗基埃先生，正是你认为公务员工会是彻底变革整个行政体制的手段，是未来体制的胚胎，或者说是未来体制应该模仿的原型。你的论点恰恰是涂尔干先生刚才质疑的观点。你难道会在乎向我们阐明你在这一点上与涂尔干先生意见不同的原因吗？

瓦罗基埃(Waroquier)：涂尔干先生的辩论思路当然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我相信工会的创建以及它所阐述的目的决不是一种倒退倾向或返回过去。

在我看来，涂尔干先生的论点显然有名无实。这种观点以私人制度持续朝向制度性和公共性方向而演化为基础，在我看来，这并不符合有关这种演化的严格阐释。

从利益斗争的立场来考察这个问题，无论这些利益是什么样的利益，人们都会注意到，个人的法律和个人的行动都是没有价值或没有用处的，它们将不断为集体性的法律和行动所代替。为了启动这种法律和展开这种行动的活动空间，就必须要有集体组织。这就是我针对涂尔干先生所做的历史批评和社会学批评的回应。

涂尔干：我并没有看到我所提出的问题怎样得到了解答：如果我们把公共功能降低到私人功能的水平，我们怎么能够把所谓的私人功能提升到公共功能的高度呢？

你谈到了未来社会，其中一切公共行政部门都将是工会。我认为，如果你能够澄清这些工会的概念，你想像中未来的工会，你就会明白，它们除了称呼之外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会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无疑会成为规模庞大的行政法团，组织严密，具有牢固的统一性，这与我们今天的行政组织截然不同，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选举原则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的工会既没有那种统一性，也没有那种强大的组织。他们都是私人的、单个的群体。对单个的职业来说，你都可以像你所希望的那样结成许多群体。正是因为缺乏组织的统一性和缺乏等级秩序，才会使它们不适于承担人们希望它们应该完成的任务。当人们谈到工会以及工会在行政生活中的作用时，我们指的是今天的工会，而不是未来的工会。

保罗·德雅尔丹：瓦罗基埃先生认为工会是我们的社会藉以朝向民主道路前进的手段，难道不是这样吗？

瓦罗基埃：确实如此。

保罗·德雅尔丹：归根结底，这种观点是说在所有的组织形式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选举原则正在朝向瓦罗基埃先生所推荐的公共行政工会而发展……

涂尔干：显而易见，行政改革必须在行政体制中更充分地引入选举原则。但是，为了引入这种原则，为了用某种新的有机体代替它，为什么就一定要推翻甚至毁灭行政机关呢？

瓦罗基埃：涂尔干先生，请允许我通过另一种形式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原则上说，你认为合作发展的体系优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吧？倘若如此，你就应该理解它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而不应该把它的价值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涂尔干：首先，我需要了解你所说的“合作主义”的意思。

瓦罗基埃：那是自然的，我假定合作已经得到了实现。

涂尔干：我们需要定义“合作主义”这个术语。另外，为什么合理的合作不应该引进到行政体制中去呢？

瓦罗基埃：我认为合作的经济体系优于目前的生产体系。

另一方面，从经验的角度说，如果你希望维护现存的权威，那么竞争就肯定有存在的理由：在我看来，你的批评符合这一点。

涂尔干：相反，我极力避免讨论朝着这些细节发展。

贝泰勒米：作出这种批评的不是涂尔干先生，而是我。

瓦罗基埃：哦，敬请您原谅：可怜的工联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如此猛烈的攻击，我已经无法记起所有这些攻击究竟从何而来的了。（微笑）在我作为公务员的微贱生活中，虽然这段生活迄今为止时间并不长，我已经注意到，给予各个部门下属和主管的行动自由越大，服务就越好。这种经验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局部的，我同意……

但是，在邮政出现危机的时候，重组服务的计划是邮政和电报联合会提出的，更高的行政阶层过于无能，无法提出高质量的计划。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今天，人们的合作意识尚未被唤醒，他们尚未达到我们对这一体系的确立所要求达到的发展阶段，他们几乎把自己与中央权威等同起来了。

涂尔干：人们可以提出许多此类的个别例子，但无助于证明或推进这个问题。瓦罗基埃：我认为高层官员的能力和下属人员的能力之间并没有这种差别。

涂尔干：你遗漏了行政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必要因素，即权威和等级。指挥中心必须存在。人们不可能认为在所有已知的社会里都被证明为必不可少的权威将突然被证明为是毫无价值的。

瓦罗基埃：是的，我们承认功能等级以及等级的自然特权的存在，这种等级是发布命令和实施控制的权利，但这不是人格的等级。这是一种功能的等级，不是人的等级。

涂尔干：确实如此。只有功能才存在。为什么你不希望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为了使行政体制与目前的事态一致，在行政体制中，什么才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呢？在刚才谈到铁路工会时我们所获知的事实中，特别让我震惊的是：当雇员代表正式进入决定升迁的董事会，情况就会有相当大的改善。由于我们最终必须开始这类改革，为什么它不应该成为我们要求的直接目标呢？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求的是法规，而不是工会。

【注释】

(1)本文选自“Sur I’tat，les fonctionnaires et le public：le fonctionnaire ci－étoyen；syndicates de fonctionnaire”，Libre entretiens，4e série，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