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和“贝格尔号”的馈赠

达尔文和“贝格尔号”的馈赠

进化论作为一种思想，在19世纪初尚未被明确提出。地质学家正在辩论地球演化的问题，这些辩论自然会引发生物进化问题。化石、退化器官等引发了人们的想象。但生物进化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就当时而言，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如伽利略时代提出哥白尼学说一样的危险。可以肯定地说，进化思想必然会招致一场风暴。

莱伊尔本人就被这一思想吸引，但是他宁可把它搁置一边，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1836年，他给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写道：

“关于新物种的起源，我非常高兴得知，您认为也许与中间原因的干预有关。我宁可不作推断，因为不值得为只是个猜想而去冒犯某些人。”

这一论题的不确定性还是吸引了达尔文，尽管在他刚步入事业生涯时，并未打算要证明这一类观点。

“贝格尔号”的航行

达尔文起初并不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他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倒算得上是一位生物学家，甚至提出过一种进化理论，但在职业上，他却是一位医生。［达尔文的外祖父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是陶瓷制造者，对化学有兴趣，两位祖父都是被称为月亮学会的科学哲学会社的核心会员。］达尔文的父亲也是一位医生，达尔文原来是想继承家族传统，但是很快发现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于是转而计划接受神职人员的训练，但是在剑桥大学，他那野外散步的爱好终于在植物学考察中有了用武之地。他还和植物学教授亨斯罗（John Stevens Henslow， 1765—1861）建立了友谊，经常去教授家里吃饭和交谈。达尔文后来写道：“他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等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他最出色的禀赋就是善于根据长期细致的观察作出结论。”在他们的多次长谈中，达尔文既吸取了知识，也学到了方法。亨斯罗对这位年轻学生的热情和能力留有深刻的印象，当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亦即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跟随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 1805—1865）船长领导下的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出航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年轻的达尔文。

“贝格尔号”的任务是按照英国海军部的要求，在为期5年的航程中，测绘南美洲巴塔哥尼亚、火地群岛、智利和秘鲁的海岸线，确定经度，在世界范围里建立一系列年表计算方法。按照惯例，这类航程需要一名博物学家，如果没有别的理由，那至少也是为了提供知识并且使船长有一位绅士搭档。

“贝格尔号”于1831年12月27日起航。舱位非常拥挤——和船长分享一个船舱，而船长是一位喜怒无常的人——达尔文找不到地方安置他的设备。在隔出的一个斗室里，达尔文只能睡在吊床上，随着船体的每一次颠簸，吊床都会无情地摇晃。在整个航程中，他备受晕船折磨。在旅行日记的开头，他就消沉地写道：“没有房间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再也没有其他折磨能抵得上它。”

在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的皇家海军舰船“贝格尔号”。

达尔文随身带了四本书：一本《圣经》，一本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书，一本洪堡介绍他在委内瑞拉和奥里诺科盆地探险的书，以及对他的科学前程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就是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当抵达南美大陆东海岸的蒙得维的亚时，达尔文发现第二卷仿佛已经等在那里，这是亨斯罗意味深长的礼物，而这位“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则源源不断地向亨斯罗提供最新通报（许多报告由亨斯罗在剑桥的哲学学会的会议上宣读）。第三卷则等到“贝格尔号”停靠大陆另一侧的瓦尔帕莱索时才拿到。

在公海上，航行也许是一场噩梦，但靠岸时提供的探险和观察的机会却是博物学家的天堂。在陆地上，达尔文如鱼得水。他以明晰轻快的散文笔调，抓紧时机写航海日记（航行归来后在十年里分五卷出版）。离开特内里费岛时他写道：

“……空气宁静而温和——唯一的声音是船尾激起的阵阵涟漪，船帆懒散地围绕桅杆飘荡……天空多么爽朗、清澈，繁星点点，明亮得就像无数的小月亮，把它们的光辉投在波纹上。”

登陆后，菲茨罗伊船长建立起观测站，用以完成海军部下达的测量任务，而达尔文则深入内地或者沿海岸探测，翻译人员、有时船上的其他人员和他结伴。他被原始的自然风貌、青葱的灌木丛、奇鸟异兽，以及海岸边色彩鲜艳的海绵和精致无比的热带珊瑚所深深吸引。南美洲拥有大量达尔文从未见过的动植物：巴塔哥尼亚的野骆驼、加拉帕哥斯群岛的巨龟、巴西的三色紫罗兰、安第斯山脉高处上的贝壳化石以及印度洋中的珊瑚。他把几百种标本寄给亨斯罗，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素描。

在加拉帕哥斯群岛，他特别对一系列莺鸟（现在叫做达尔文雀）感到惊奇，这些莺鸟生活在相隔甚远的岛屿上，在许多方面都与大陆上的莺鸟有所不同。13种不同的莺鸟，大小和颜色类似，却具有不同的鸟喙形状，其中的每一种，显然适应其独特的取食方式。食种子的，其喙适合于磕开种子外壳。在一个找不到种子的岛上，另一种莺鸟鸟喙长而尖，为的是便于捕食昆虫。还有一种素食莺鸟，鸟喙短而粗，便于采摘花蕾和树叶，等等。达尔文对此现象印象深刻。后来他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写道：“这群岛的每个小岛上的物种都有细微的不同，可是这些岛没有一个在地质学意义上看起来特别古老。显然，这只能根据物种逐渐变异这一假设才能得到解释。这一问题常常盘旋于我脑海中。”

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已经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莱伊尔曾经研究过动植物的地理分布，并且形成这一理论，认为每个物种都是来自一个中心。他写道：“在相互隔绝的大陆，类似的生境似乎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物种”，它们在各自的生活环境里都生存得很好。在这里，莱伊尔把他的均变论观念应用到了生物学。他说，新物种在整个地球史上不断出现，同时物种还在不断灭绝。由于地质学过程长期处于动态过程之中，现在仍是这样，相应就会有物种的起源和灭绝。在同一生境中，一个高度成功的物种也许会因取食优势脱颖而出，并导致某些物种灭绝。但是莱伊尔因意识不到物种的“突变”而止步不前。新的物种也许会出现，但是它不会随时间变化或者进化。

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

生物学已经逐步取得这一认识。1686年，雷基于“起源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一现代认识来定义物种概念，布丰伯爵在1749年对此予以澄清：物种是一个由种内可相互交配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其成员与群体外个体则不能成功繁殖。但是这些早期的生物学家假设物种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变化。受这一假设的限制，他们就无法突破存在巨链这一观念，亦即所有物种组成一条连续的长链，从底部最低级的生物一直上升至顶部的人类和天使。所有的物种都是稳定的，其性状从开始拥有起就始终不变。在17世纪和18世纪，大多数科学家都认同这一所谓预成论的思想，它假设每一成体已预存于卵或者精子中（至于预存于卵还是精子中，则取决于他们站在哪一方）。这一理论是进化论的绊脚石，但是它很快就被渐成论取代。渐成论是沃尔夫建立的，他认为胚胎发育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微型个体逐渐长大的过程，而是源于未分化的组织。对于打开物种起源这一进化理论的大门来说，渐成论的出现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为通向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做好准备的第二步是对化石的认识，亦即它们代表的是早已灭绝的物种的骨骼。

第三个前提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是非常非常之古老。实际上，赫顿和莱伊尔都坚持认为，地球壳层只有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这一时间跨度确实相当漫长（莱伊尔估计为2. 4亿年），在已存物种中，没法观察到其间所发生的进化变异。（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观察到物种水平上的进化。）

因此，在19世纪初，许多科学家已经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进化观念。第一批进化论者之一，拉马克爵士正确地指出，物种是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演变的。但是他又认为，即便在当时，获得性也可以遗传给后代，更不用说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不能认同这一说法。例如，他说，长颈鹿为了够得着高树上的叶子，使劲伸长自己的脖子，而这一后天获得的性状就遗传给了它的后代。

柯普和马尔希：一对相互竞争的骨骼猎手

恐龙化石为达尔文的论点——地球非常之古老和物种已几经变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在19世纪中叶，美国西部和中西部被一致认为是古生物学家寻找恐龙骨骼的理想场所。最成功、也最受尊敬的美国骨骼猎手中有两位，他们是柯普（Edward Drinker Cope， 1840—1897）和马尔希（Othniel Charles Marsh， 1831—1899）。两人怀着满腔热情走遍了西部，收集了大量的恐龙骨骼，发表了几百篇论文，丰富了许多博物馆的收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合作中完成的。两人是冤家对头。人们经常说，他们的西部探险与其说是仔细计划的科学考察，不如说是一次次奇袭。

马尔希资助的骨骼研究小组。19世纪80年代马尔希和柯普互相竞争，看谁能从美国西部和中西部收集到更多的化石骨骼。

在这场冲突中，谁都不能被认为是“无辜的”。柯普富有、任性、好斗，常常——正如马尔希所指责的那样——不诚实。马尔希也富有、任性、好斗，常常——正如柯普所指责的那样——不诚实！他们的许多同事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两人彼此仇恨，一心只为胜过对方，于是他们全力以赴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倒是不与其他人发生利害冲突了。

但也有例外。某天，正当柯普访问柯德角时，恰好从看到一群来自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一整天都在忙于给冲上海岸的巨鲸切除腐肉，经处理后的巨型骨骼准备送往哈佛的阿加西斯博物馆。 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工作，把骨骼拉到铁路的平台货车上，疲倦地回家休息时，柯普从隐蔽处窜出来，贿赂了铁路站长，把出货卡上目的地从哈佛博物馆换成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他自己的博物馆。几年后，那些哈佛科学家才发现他们的巨型骨骼是怎样遗失的。

然而，柯普的大部分袭击，都是以马尔希的损失为代价，而马尔希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他。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故事。有一次，柯普与一位业余骨骼猎手做成一笔交易，购买他所需要的一些重要骨骼，答应将以支票收购这些骨骼，然后他可着手对此写上一篇论文。然而，马尔希也听说这位业余者的发现，于是送给他一封信，假装是柯普的合作者，取消了这项交易。然后由他本人把样品买走。

有好多次这种竞争变得如此荒谬，以至于美国的古生物学陷入混乱。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格外严谨细致，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人抢着发表论文，又由于针对同一对象，常常是在同一时间发现同样的物种，两人都给物种命名，结果许多恐龙有了两个不同的名字，这种分类上的混乱就留给了后来的古生物学家。

尽管他们的许多科学工作不合规范（柯普还经常在完成一项研究后炸毁研究场所，以免有人跟进并获得也许被他漏掉的东西！），不过这两位海盗式的古生物学家在美国西部总共发现并命名了1 718个以上的化石动物新类型和新物种。

物种的起源

当达尔文于　1836年乘“贝格尔号”返回英国时，尽管为观察事实所困惑，不过他并未准备从中得出物种进化的结论。1837年5月，他开始写下有关变异证据的笔记。后来在1838年，他偶然读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在书中指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即：2，4，8，16……），而食物却按算术级数增加（即：1，2，3，4，5……　）。他说，所以自然选择的力量——诸如过度拥挤、疾病、战争、贫穷和罪恶——就会清除那些不太适合的个体。这就叫适者生存。

达尔文在笔记中用的是遗传（descent）和饰变（modification）等字眼。由于马尔萨斯，达尔文用了新的术语“选择”来描述他认为是确凿的过程，于是达尔文写道：“可以说，存在某种力，就像是成百个楔子迫使每一种适应结构插入自然体系的缝隙中，或者是通过排挤弱者而形成缝隙。”

40岁的达尔文，此时他正在研究藤壶。

最后，达尔文提出了物种的　自然选择思想，这个概念被表述成“最适者生存”。也就是说，物种中最适于繁殖的个体，就是那些能够成功地把性状传给后代的个体（甚至“最适者”不必是最强或最好的）。对于达尔文来说，这一概念正在开始逐渐明朗。按照弗朗西斯·培根的传统，他开始不带偏见地整理他所发现的事实，收集足够多的证据，随后对它们进行思考和分析。1842年，他写了一篇1 500字的提纲。1844年　7月，他写了一篇15 000字的论文，并把这篇论文交给他的朋友，植物学家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1817—1911）。

就在这一年，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出版了一本书，题　目为《创造的自然史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e History of Creation），其中提出了一种进化理论，激起了达尔文的兴趣。尽管钱伯斯的书引起了轰动，可是他既没有对进化作任何解释，也写得很粗糙，出了许多错误，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都不认同他。

鉴于此，达尔文决心要使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做得透彻完善、论据充足，让人无从指责，于是，他用了8年时间研究化石和藤壶的生活方式。在1851年到1854年间，他考察了上万种标本，出版了4本专著。尽管这一工作极为烦琐，但达尔文却做得相当细致深入，以至到最后，达尔文认为自己完全够得上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而不仅仅只是“贝格尔号”的采集者和观察者。

就在这一期间，他得到一个关键思想　：趋异性。变种之间的差异如何会变得如此明显，以至成为不同物种间的差异，甚至使得相互间的交配成为不可能？他写道：“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在结构、组成和习性上越是趋异，它们就更有可能（在大　自然的结构中）占领更多更广的地盘。”正是这一不断分叉的多样性，使它们越来越偏离原始祖先。

现在他成了莱伊尔的好朋友，莱伊尔起初拒绝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不过现在莱伊尔、胡克和达尔文的兄弟都鼓励他写一本书，明确建立起一个理论，并且为此提供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事实来支持这一理论。达尔文开始写了。1858年2月，在给他表弟的信中，达尔文写道：“我正在勤奋地写作，也许太难了。书的篇幅会很大。我变得对事实的分类方式特别感兴趣……我要尽我所能把书写得完善。至少在近些年内我不会拿去出版。”

来自马来西亚的信

但是，达尔文的“大书”也许从未被完成过。1858年6月18日，他刚写了约250 000字，接到一封来自马来西亚博物学同行的令人惊奇的信。信中附有一篇论文，作者询问达尔文，如果他认为论文有价值的话，是否愿意使它发表？论文题名《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署名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论文概述的主题与达尔文为之研究了20年的进化论如出一辙！这种相似简直不可思议。

达尔文非常沮丧，于是向莱伊尔和胡克征求意见。他们建议达尔文向华莱士解释面临的尴尬，提出共同宣布这一理论，以取得联合发现权。达尔文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高兴地得知华莱士非常乐意进行联合宣布。实际上，这位年轻人对此理论花的时间和精力远远比不上达尔文，倒是他得益于达尔文的声望。于是在1858年，华莱士的论文出现在《林奈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上，同时还有达尔文对自己工作的一份摘要。

1859年11月22日，达尔文出版他的著作的简要版，书名为《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的优胜者生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e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一般称为《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初版印了1250册，第一天就一售而光。即使在这一简要版里，对进化也有冗长并有说服力的论证，还用相当丰富的实例作为支持，成功地说服了大量生物学家相信它是真理。

人类的由来

尽管大多数科学家接受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想，但公众的跟进却要慢上一拍。许多人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无神论，其实，达尔文为此也有过一番长期且费力的思想斗争。如果有机体是通过自然选择这一机制获得适应，那么，在创世或者世界及其生物的持续发展中，上帝的位置在哪里呢？

有些科学家也强烈地表示反感。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地质学家欧文（Richard Owens，1804—1892）和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1807—1873）就是科学阵营中最强烈的反对者。阿加西斯是一位声誉卓著、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尤擅长于学术普及。他坚持认为，地球上的有机体是通过造物主的一系列创造过程而形成的。根据这一观点，有机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越来越适应其环境，这正是一系列超自然创造的结果。

塞治威克（Adam Sedgwick， 1785—1873）是剑桥大学的保守派地质学家，他是达尔文学说的又一位反对者。1865年在提及他的同事莱伊尔时说道：

华莱士基于自己的观察，独立地形成了许多和达尔文一样的进化思想。

“莱伊尔会容纳整个（进化）理论，对此我毫不奇怪，因为没有它，他所解释的地质学要义就会没法成立……他们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来修饰它，但是这种变异理论，十之八九，会以十足的唯物主义告终。”

如果一个物种是从另一个物种演变而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就会引出这一令人不安的观点，亦即人类必然是从非人类的祖先演变而来，尽管达尔文在他的书中竭力避免这一说法。

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讽刺达尔文类似于猿的漫画出现在报纸上。论文和讲演在各处涌现。达尔文一直沉浸于女儿安妮的不幸夭折所带来的悲痛之中，自己又在生病，而争论使他的病情更为加重。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心情卷入论战之中。就在这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出现了，在饶有兴致地读过《物种起源》（他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之后，他挺身而出，完全站在达尔文一边。他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热衷于激烈的辩论），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可能，他就热忱地对进化问题进行辩论。

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会上，在700位听众面前，赫胥黎遇到了牛津的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由于他的精于世故和伶牙俐齿，被人们称为“狡猾的萨姆”）。但是，威尔伯福斯，也许已受欧文所谓“事实”的影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们面前大丢面子，因为他不怀好意地问赫胥黎，他的父母谱系中，谁是猿的后代，父系还是母系？

赫胥黎知道　自己可以出牌反击了。听众正等着一场表演，机灵的赫胥黎满足了这一愿望，他坦然回答，宁愿来自猿的后代，也不愿来自这样一位有教养的人，竟然在严肃的科学争论中引入这样一个问题。威尔伯福斯无言以对。

阿加西斯是一位能干的博物学家，他提出地球曾经一度被冰川覆盖的思想（《冰川研究》1840年），完成了对鱼类化石的研究（《化石鱼的研究》1833—1844年）。然而，在试图解释动植物物种的性状变化和演变时，用的不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而是提出造物主周期性的干预。

60多岁的达尔文，这时距《物种起源》的出版已经过了大约15年。

1863年，莱伊尔最终以《人类古老性的地质学证据》（G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Antiquity of Man）一书而加入这场论战。他站在达尔文主义这一边，尽管比他朋友所希望的还是有点软弱。他指出，人类或类人生物在地球表面必定已经生存了成千上万年。但是他没有公开说他相信变异，也没有说人就是从类猿生物演化而来。

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in Relation to Sex）一书，其中他通过相当多的研究证据，来支持人类源于动物的思想。他指出，人耳上残存的耳郭，其中有些肌肉显然是用于移动耳朵的。他还提到，脊柱底部的尾骨，是痕迹器官的又一例证，显然它是人种演变过程中的早期遗留产物。

在某些领域中，反对之声持续不断——萧伯纳（Gr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也在反对达尔文主义，他相信的是拉马克主义和某种神秘的生命力。直到1936年，威尔士（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写作《槌球运动员》（Croquet Player），其中考察了有文化的英国贵族在面对“体内兽性”这一知识时所表现出的不安。但是大多数人在19世纪末都已改变立场，除非是那些反对者，因为他们把进化论看做是圣经创世故事的对立面。

由于捍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自然选择学说，赫胥黎的名字也和达尔文一样，变得家喻户晓，在世界各地的杂志和报纸上经常出现，并且附有介绍和漫画——例如这里的一幅采自《名利场》　（ Vanity Fair）杂志的漫画。

更多的证据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一种变异性状，尽管极其成功，但作为一种新性状，当它遗传至下一代时，怎么才不会与那些不太成功的中间性状相互混合呢？ 自然选择怎样才会有机会作用于那些成功的变异性状呢？

一位来自于奥地利的、孤独的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名叫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于　19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用豌豆进行杂交实验，从而获得证据。孟德尔发现，对于每一种性状，子代显然是从双亲那里均等地继承了遗传因子。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些因子不会混杂，而是保持独立，并且还可以互不混杂地传给以后各代。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有更多的时间作用于一个性状中的任何变异。不幸的是，直到20世纪初，孟德尔的工作才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人知。

赫胥黎：进化论和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捍卫者。

进化论没有停滞不前，20世纪和21世纪的许多生物学家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原始理论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关突变和遗传机制方面的新知识。正在兴起的地球历史理论，对现代进化论也有贡献，包括古生物学家古尔德和艾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 1943—　）最近提出的地球表面稳定期多次被极端变化所“中断”的思想。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家中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他的抬棺者中，包括他的科学理论支持者：赫胥黎、华莱士、胡克和拉波克爵士。他和牛顿爵士及莱伊尔爵士一样，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然而，达尔文未能得到英国国王的授爵，伦敦的图索夫人蜡像博物馆也没有把他的塑像跟那个世纪其他伟人一起展出——可能是怕人故意破坏。因为这位安静守纪的人物，因其提出的自然规律而受到极大尊敬，在当时掀起的狂澜至今仍使某些人感到刺痛。他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理性怀疑的象征——尽管这种怀疑决不是由他一手造就。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既不是全新的，也不是全面的，但由此引起的一场革命，却永远改变了人类对其自身以及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理解。

尼安德特人的奥秘

当工人们于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附近的石灰石洞穴里挖掘出部分类似于人的头骨和骨骼的物体时，他们也挖掘出了一个持续到今天的奥秘。

著名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曾经振振有词地认为，不会发现古代人类的化石，理由很简单，他们从未存在过。居维叶正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反进化论者，达尔文之前的科学界大多同意这一观点。

那么，这些奇怪的骨骼究竟是什么呢，其中包括一块笨重的颅骨和一些“变形的”骨头。仔细看过这些骨骼的第一批德国教授最明确的猜测是：他们肯定不是德国人，也许属于某个更野蛮、更古老的北方部落。德国著名解剖学家菲尔绍（Rudolf Carl Virchow， 1821—1902）根本不相信他们是古人类，而是认为他们很可能属于某个不幸患过关节炎的残疾人，因而才会有如此变形的骨头。另一位德国解剖学家猜测道，这可能是在德国到处游荡的怪人，认为这样的人也许精神“不正常”，作为隐士住在洞穴里，于是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们的骨骼。

今天，在达尔文之后　，越来越　多的所谓尼安德特人骨骼化石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它们相距遥远，从北非、法国、以色列到中国，我们现在知道，尼安德特人和其他许多人类化石一样，在人类演化史中占据一定地位，但是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仍未确定。

有关尼安德特人的早期描绘，基于在尼安德特谷的第一次发现，它们被画成弯腰屈背、笨拙不稳、智力低下的生物，这就是无数低劣电影中的“猿人”。对于　19世纪许　多人，甚至20世纪的人们说来，把尼安德特人的这幅肖像当成智人的直接祖先，就会引来诸多麻烦，因为这就涉及我们体内的“兽性”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关于尼安德特标本患有严重关节变形的猜测，如果不论其年代，后来证明还是正确的。更近的发现已经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外表要更挺直些。

尼安德特人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出现于130 000年以前，消失在35 000年以前。他们短小矮胖，男人也许平均只略高于5英尺，女人还要矮些。他们直立行走，会做工具，生活在群体之中。死者身边偶尔会有陪葬品，说明他们也许发展出了一定的宗教系统。

但是长期未解的奥秘仍然存在：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　么他们从地球上消失　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大多数科学家仍然相信，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但是20世纪更新的发现表明，我们的直接祖先——克鲁马农人和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这样一来，就面临了某些严重问题，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直接关系？

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发现第一个尼安德特人，恰好此时达尔文的思想正在引起许多人重新审查他们对人类起源的看法。和现代人类头盖骨相比，尼安德特人有前倾的、粗重的眉额和厚的颅壁。现代人的头骨具有更平的面部和更薄的壁。

尽管有种种迷惑，但最大的奥秘也许是，为什么他们在35 000年前完全消失。难道我们的直接祖先克鲁马农人，正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逐步残暴地消灭了他们的尼安德特邻居？克鲁马农人和尼安德特人有没有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互相混居并杂交，以至融合成为一个群体？2003年的DNA研究报告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有证据表明，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在500 000年前有共同祖先。难道他们正如之前的其他群体一样，由于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失势从而逐渐减少，直至最后灭亡？有记录表明，他们统治欧洲达100 000年之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物种。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他们为什么消失。

这幅漫画想说明：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艺术家是由刷子和颜料罐进化而来的（讽刺画，后期着色木版画，1879年）。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中层社会都认为，女王是一位完美的女子，她是王朝的天使，伦理的捍卫者和王朝一切美好生活的源泉。虽然猿猴在很多方面与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这些人不敢想象，美丽的女子与猴的后代有何关联？正如图中所示，把她与多毛的猿猴联想起来是多么不可能！

这是英国收藏家霍金斯所画，表现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论述“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外表丑陋、毫无魅力的哺乳动物，并且身材矮小，由于经常被风吹日晒，皮肤变成为难看的暗棕色。全身大部分皮肤都覆着长而粗糙的毛发。”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英文版。该书在1871年问世之后的3年里，就连续重印数次。1874年第二版时，达尔文又进行了一些改正。

达尔文时代当年的一份拉丁文报纸详细地阐述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的理论。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而绘制的人类进化图。达尔文谈到：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等的生物类型，将会使许多人感到非常厌恶。但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我们乃是未开化人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