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温和的达尔文

更温和的达尔文_达尔文爱你自然

第七章　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达尔文

有人指责达尔文主义使神性目的变得可有可无，由此将意义从世界中带走。然而，就其大部分实践活动来说，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致力于尽可能地从生活中的众多方面去认识世界、将意义散播到世界之中的纲领。

——库恩（Marak Kahn），

《事物的原因》（A Reason for Everything）

尽管达尔文温和且富有同情心（并拥有中产阶级的绅士风度），尽管他对亲朋好友满怀爱意，尽管他的想象力极具启发性，他的科学也极具浪漫主义的思想根源，但是如果他不去正视其思想中的腐蚀性力量，不去正视这种思想将意义抽离出世界的能力，及其与充满着残酷竞争的资本主义间的密切关系，不去正视这种思想对科学种族主义与“优生学”的促进作用，那么他的那些表现也只能算是一种违心之举。甚至就我直接关注的“祛魅”问题而言，凡是声称达尔文的那种受机会摆布的、冷酷无情的宇宙，能够像充满神性意义的世界一样使人振奋，并且声称其中最坏的成分或许能重新融入基于堕落观念的神正论的观点，也将是十分荒谬的。在前几章中，我极力考察了达尔文工作和生活中以上的这些方面。丹尼特说道：“无可否认，达尔文的观念是一种普适性方案，用来考察任何事物都可以切中要害。问题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的回答是，留下的还有很多。对丹尼特来说同样如此，他以一种大无畏的维多利亚式的口气说道：“其中丧失了一些东西是值得遗憾的，但是清除掉另一些东西，也是值得庆幸的。剩下的部分，用作重建的基础已经绰绰有余。”按照丹尼特的阐述，有待建立的，将是那些（或许是渐进地）更接近于真理的观念，这正如过去的错误信念被好科学清除出去一样。丹尼特对理性具有一种达尔文式的热情，然而他却忽略了达尔文身上一个重要的成分，即情感的、敬畏的品质，詹姆斯认为，这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实证主义者所缺少的。韦伯也深以为然，并由此提出他的祛魅理论。从长远看来，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彻底的科学世俗主义实验并不十分成功，尽管他们对丹尼特式的真理显然充满了热情。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实证主义已经做了尝试，但是它只吸引了极少数有抱负的心灵。罗素所谓的“自由人的崇拜”，只献给那些理性的世俗主义者——如果说后者崇拜什么，那就是由理性推导出来的真理。最终，或许一切世俗主义者的自然主义都会黯然退场，达尔文理论中的一切腐蚀性工作都得以留存下来。但是在全书中，我一直在试图指出：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抽象的达尔文理论，而是用来阐述理论的那种语言中所承载的更为宏大的隐含意义。

在《达尔文的情节》第二版序言中，比尔解释了为什么她如此关注达尔文写作中的修辞手法，她指出她早期的一些读者感到“迷惑不解”，认为她对修辞学的关注暗指“达尔文的著作是‘虚构的’”。相反，她认为“达尔文如何谈论事物，是他努力思考事物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部分，而不是一个可毫不足惜地忽略的层面”（ⅹⅹⅴ）。丹尼特（我大体上赞同他对达尔文的阐释）恰恰就是一名忽略者。颇为合理地说，他着重于考察达尔文论证中的直接含义，几乎没工夫去关注论证所用的语言的性质。

对比尔和理查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从文本中显现出来的达尔文，就像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产物。比尔称达尔文为浪漫主义的唯物论者。理查兹声称“从一开始，达尔文就在自然中看到了伦理和美学价值的源泉”（Romantic Conception，551）。当我们接受了理查兹从历史上和修辞学上对达尔文语言的定位，在达尔文的论证已经完成其腐蚀性工作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充满浪漫精神的赋魅世界（我希望这样称呼它）。当然，卡莱尔并不以为然，早在达尔文之前，他就借“多伊菲尔斯德勒克”（Teufelsdröckh）之口谴责新科学将世界变成了一架纯粹的机器、一种处于运动中的死物质。但是，理查兹说道：

自然不过就是一架巨大的机器，自然选择依据一种曼彻斯特式纺织机的原理来运行——这一切信念始终与《物种起源》的作者最初编写此书时的想法相去甚远。达尔文从未暗示或想象自然选择以机械方式运行，而选择所产生的自然，从其部分和整体来看，都是一种目的论的自组织结构。

像理查兹和比尔那样去关注达尔文的语言，浮现出的将是另一个达尔文。理查兹考察了达尔文的语言，尤其是《物种起源》之前作品中的语言（不过，他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考察）。因此，我希望没有“遗漏”地解读达尔文：在他的著作、笔记和信函中，他不仅没有清空世界中的价值，反而觉得世界充满意义，他之所以能理解世界，仅仅是因为对他来说，世界如此丰富地承载着无限的美，无限的变异性、适应性，以及各种畸变和行为。因此，我将提出这样一个达尔文：他的工作至少部分解释了几周前儿子给我的那张保险杠贴纸上写的：“达尔文爱你”。

撇开教条问题不谈——那属于另一类书要谈的话题——可以肯定地说，达尔文受到的很多宗教抵制都来自于一种意识，即他所描述的世界残酷而冷漠，毫不留情地驱逐了创造者和智慧的设计者，因此，他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不能对其造成的恶果提供任何慰藉。这非常像哈代笔下残酷的“永恒的主宰者”：它一手操纵了德伯家的苔丝（Tess）不公正地死去。在本章中，接下来我将直接对第一章中提出的“祛魅”展开论述。

在对达尔文众多不同的阐释和利用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没有充分关注浪漫主义的达尔文（对此理查兹已经作出全面的展示），以及（正如比尔所指出的）其语言中饱含情感与意义（这或许能让我们超越哈代式的冷漠与残酷）的达尔文，抑或似乎已经成为众多达尔文阐释中关键要素的生物决定论。¹达尔文的科学根本不是“祛魅的”，或者麻木的、去人性化的、非道德的；相反，这种科学自其发端以来就是赋魅的：它理解并敬畏自然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美丽与危险，而使其成为可能的，则是对自然及其生物的一种深厚的浪漫主义情感。

达尔文的科学，是一种唯有通过大量的同情的想象才有可能出现的科学，这种科学，与很多无知的敌对者所认为的只能从宗教中寻找的那类情感，恰好完全相容。如果说有人将达尔文视为世俗主义的守护圣徒，视为某个试图从自然本身，而不是从超越的方面去解释自然的人——这无疑是一种合理的解读，那么在这里，我想将他展示为一个典范性的人物，他将帮助我们走向一种人文的、情感的世俗主义，他拒绝低估自然的残酷，却又从未对自然的神奇失去感觉，从未停止从自然的运行中寻找惊异和敬畏的目标，而且——重提贝内特关于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方针之可能性的论证——他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不断寻找的，即便不是“赋魅的生活方式”，那无疑也是“赋魅的时刻”。

确切地说，达尔文笔下的世界，绝不是由一位智慧的设计师赋予生命的。它始终遵从自然的“法则”，而不是某种具有爱心的精神，但是这些“法则”之中包含大量类似“关爱”的情感，而且它们通过与文化的接触而得到修正。法则在运行中产生一种物质实在，与心灵、精神和“心”（heart）等一切被视为人类独有的要素相互作用。这个世界并非由多伊菲尔斯德勒克所说的“死物质”组成，而是由无限美丽、艰险、可爱而且生气勃勃的大地与有机体构成。

在19世纪前30年，当达尔文主义凭借“新的综合”得到拯救，达尔文也被视为科学家和世界历史性人物时，人们很容易倾向于将他的论证同进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分离开来：这些方面要么不符合当时最先进的生物学思想，要么被视作具有意识形态嫌疑——比如说，那些使达尔文与现代版本的种族主义和“优生学”联系起来的内容。理查兹这样说道：“在20世纪后期，人们要用［达尔文］来支持自己想要主张的科学立场，必须先说出他们的理由。”（Meaning of Evolution，176）我本人对达尔文及其著作敬慕不已，因此我很容易倾向于让他避开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类事物的纠葛，并且以为——我本人不是科学家——他几乎抓住了一切事物的要点（在当时的时代和场所，他收集到了关于这些事物的材料）。但即使不谈这一点，他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观察者”（甚至如他在极其谦卑的自传中所承认的），因此他能够作出富于想象的跳跃——这似乎超出了直接的证据所能推出的内容。这种成就，一部分是出于他对生物的情感，一部分是出于他的观察之细致与精确，还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丰富的想象力。我一直想问：在对基因或孟德尔的特殊遗传观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何以能如此正确地理解遗传问题？

但是理查兹并不赞成对达尔文进行这种颂歌式的解读，尤其是用当代进化生物学的进展来进行解读。他认为这类阐释具有历史误导性。他声称，新达尔文主义“似乎已经达成普遍共识，认为应当去除三个旧命题：物种进化应当以个体进化为标准；胚胎发育重现种系发生过程；进化是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否认达尔文持有这些观念，是具有科学意义和启发性意义的，但是理查兹认为，达尔文的文本与当前正统观念相冲突。

在这里，我并不想主张达尔文当初完全正确（就我们所理解的正确而言）。相反，我的目的是试图弄清，达尔文的浪漫想象是如何刺激并启发了他的思想，并赋予自然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意义。我也不想去讨论引起理查兹关注的那种复杂的历史和科学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达尔文在事实上完全属于目的论进化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而且极其困难的问题，我承认我的直觉始终追随着古尔德、迈尔（Ernst Mayr）和鲍勒（Peter Bowler）那些有力的判断。在海克尔（Haeckel）发起的传统，即个体发育重演种系发生的背景下，理查兹对达尔文进行了近距离的解读，以此来拒斥那些大体上占据主流的观念。²理查兹对达尔文与这种传统之关系的理解，促使他将达尔文科学活动及理论化过程中的浪漫主义根源摆到台前，借以攻击达尔文工作中那些我（出于个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试图维护的要素。

在此我并不想把达尔文论述成一个持目的论观念的进步主义思想家（尽管理查兹为说明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达尔文的非正统观念而给出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关于达尔文的浪漫主义根源，理查兹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这些根源将会提供可观的辩护，使我们能奋力将达尔文从那些声称世俗主义与自然主义枯燥无趣且在精神上荒芜一片的人手中抢下来。达尔文并没有将世界设想为一种机器，其严谨的科学也并未将精神和价值逐出自然之外。从这种无可争议的事实到我的意图——将达尔文展示为一个彻底世俗化但又对世界的认识饱含情感、无论在美学上还是伦理上都能给人带来满足感的未来典范，其间似乎存在一种跳跃，但这正是本书的根本性意图。针对那些不完备的备选方案——一种主要从超验的方面来寻求理解和说明的宗教世界观；一种将生物学完全还原为机器的科学世界观——在此我想提出一种达尔文形象：在他关于世界运行以及人类发展方式的观念中，尽管确定无疑地充斥着唯物主义色彩，但是他并未将物质完全还原为价值和情感被程式化进程完全驱逐出去了的机器。

在历史陈述中几乎不可能杜绝意识形态，在这点上我赞成理查兹的观念，但是，对于达尔文实际在说什么，以及他说这些话时的思想语境，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获取一种接近完备的、“兰克式”的陈述。³一方面，达尔文恰好符合启蒙时期的纲领精神：与其他任何一位作家或思想家相比，他很可能更有力地推动了对人类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这曾是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实证主义的达尔文给世界带来一条不容置疑的信息，用阿诺德讽刺性地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起源于一种多毛的四足动物，它具有一条尾巴和一对尖尖的耳朵，可能还有树栖的习性”（Descent，2：389）。对这个达尔文来说，一切生物的变化都能被解释为微小的自然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即便人类行为，也能从进化发展的冷漠进程中找到根源。

另一方面，达尔文还有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那一面：他踏上“贝格尔号”的旅程，部分是因为他对神奇的热带自然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的首页，他描述了在轮船首次停靠普拉亚港期间，他登上陆地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欢乐。这绝非是那些最著名的画像中一脸疲倦、毫无魅力、蓄着长胡子的达尔文，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热爱自然的年轻人，他沉浸在魅惑之中，而长久以来，一直有人指责是他驱逐了这种魅惑。这个达尔文活到了一大把年纪，还始终乐此不疲地观察着种子、蚂蚁、蚯蚓，以及自家花园里的各种奇迹。

这种更快乐、更友善、更温和的达尔文形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几乎所有的传记作者都将他看成一个极其谦逊、温和而且充满爱心的人，尽管他的品性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但是这仍然大有关系。⁴有时候这种好脾气会被视为无意识的中产阶级情感的体现，也曾招致一些批判，其中有些批判合理地指向其理论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些批判则强调《人类的由来》中的性别主义，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见到的那样。但是浪漫主义的达尔文，准确地说，确实属于他那个时代，而通过他的理论去认识他这个人，对于感受此处试图提出的这种更友善、更温和的达尔文形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不过，我的主要观点是：他的作品本身，不单是就字面意义（无论这些字面意义会变得多么复杂）来说，而且就作品本身的结构以及写作风格来说，都投射出一种与自然的关系，我敢说，这种关系充满尊崇与敬畏。达尔文的作品提供了一种直率的（只是偶尔有些情感化）自然观念，这种观念如果被广泛接受，我相信，必将彻底地改善自然以及人类世界的环境。没有人能合理地声称我们现在都应当相信达尔文所说的一切；但是，考察达尔文讲述这些理论的方式，却极其重要。达尔文曾被派上一些可怕的用场，然而对达尔文观念的非世俗化替代方案，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到疯狂的唯灵论，显然都是行不通的。然而，达尔文本人，如果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西方科学中占据主流的理性化传统对他的利用，很可能就是最好的对抗方法。

要寻找浪漫主义的启发作用，科学文献并不是最显著的地方，而且达尔文几乎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力图使自己的写作具备事实性、概括性和科学性，同时保持同时代人看重的风格。他的写作具有不带个人色彩的倾向，因而时常显得笨拙，有时候似乎整个语序都颠倒了：原本用主动语态来表达更为流利的句子，偏要用被动语态来说。很显然，他想摆脱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但是很少成功。（正如有关19世纪客观性的研究所表明的，这种技巧本身就属于一种广泛传播而且高度道德化的忘我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在科学上做到准确无误，就是施行最高的道德。）翻开达尔文最著名的著作，几乎每个读者都会注意到，其中体现出了多少带有个人感情的语气，这种语气又是何其频繁地出现在流露出敬慕乃至敬畏之情的句子中——在现在的专业论文中，这种情形无疑是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但是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语气，还在于想象，以及对世界的感觉：它生气勃勃，永远处在运动中，而且充满了与我们自身有深刻血缘关系的生物。

我勾勒出的这两种达尔文形象，首先需要我考察一下他对“客观性”的追求，以及他的这一行为：他力图使我们理解，他的论证是基于尽可能多的证据，而且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将直接“打动”任何见到这类事实的人。这种技巧显然类似于客观无私的现代科学传统。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一知半解、尚未完成的物体，不会受到观察者利益与欲望的影响。（作为读者，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达尔文的世界是如此富于想象色彩地被构想出来，并且部分建立在众多思想实验的基础之上，归根到底就是一知半解、尚未完成的，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由意识“创建”出来的事物，接近于对可感自然尽可能丰富的想象。）因此，从这点上来说，在“无私的”问题上，我们无法回避。⁵

但是，其次我将试图重新拾起在谈论性选择理论时的话题，即凯勒（Evelyn Fox Keller）所谓的“对生物的情感”，凯勒在谈到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时，将视角、想象以及学习的品质作为其生平与工作中的显著特征。凯勒引用麦克林托克的话来解释是什么使她得以“比她的同事们更远、更深地看到遗传学的奥秘”。答案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耐心地去‘倾听物质要对你说些什么'，并且有‘让它靠近你'的开放性思维。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具有‘对生物的一种情感’”。⁶读到这段关于麦克林托克的论述，我立即想到了达尔文，他身上最崇高的品质之一，正是以这种方式倾听自然之声，面向自然中的差异与奇特，打开自我的能力。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关于大眼斑雉的论述中已经看到的，达尔文几乎是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方式，试图去弄清它如果变成他所探讨的生物那将会怎样，而且正如他在考察藤壶习性的8年远征中所证实的，他恰好具有必备的耐心，恰好具有理解藤壶之意图的想象力，恰好具有使他终生致力于研究生物的那种热情。对达尔文来说，正如对其大脑的产物（即自然选择理论）一样，自然中没有任何过于琐碎的细节不值得他去关注。

确定无疑的是，像麦克林托克一样，达尔文与自然有着深入的接触，他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明显的兴奋，以及对自然的热爱，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很难想象非专业性的读者会深入这种极需耐心与想象力的冒险行为来挖掘的细节，但很明显，达尔文正是在自然本身中，在其无比惊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在自然展现的惊人美丽中，以及在自然令人惊异的准确性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类精神支持：他写道，蜜蜂“实际上解决了一个深奥的难题，它们将蜂巢建成合适的形状，用以存储尽可能多的蜂蜜，同时消耗尽可能少的蜂蜡”。在谈到这个主题时，达尔文声称：“如果有人能审视蜂巢精妙的结构，看到它如此巧妙地适应于其目的，却没有强烈的敬慕之情，那他必定是个傻子。”（Origin，224）达尔文在想象并描述他所观察到的表面上冷酷无情的自然时，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敬慕之情，即便它是以被动语态表达出来的。达尔文的世界并不是灰色的，尽管其中没有某种超验的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胞和最不起眼的幼虫，也具有价值承载。

Ⅰ

一开始，部分也是为了避免对达尔文与其研究对象及科学的关系处理得过于感情用事，我想考察一下他努力追求的“自谦”。宗教能使人超越自我、将自我融入到更大的整体中；而达尔文的科学，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也能使自我融入到自然之中，这两种能力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所产生的影响固然极其不同，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伴随着科学忘我的仪式。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科学似乎也需要观察者平息个人欲望，消除自我诉求，我们就有可能想到：即便是科学，也具有巨大的赋魅力量。而在思索这些要求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在达尔文看来是多么地可贵，甚至有人会说，是多么地“神圣”。

如今很少有人还相信科学无私的故事，至少在情感上不像19世纪的信奉者那么强烈了。经过整个20世纪后半期，基础主义者的实证主义已经变得十分可疑，尽管科学取得的进步仍一如既往，但在对科学的文化批评与大多数历史性研究中，客观无私的研究进路的整个传统已经彻底瓦解了，以至于任何看似体现出忘我性的研究，都很容易遭到来自历史界和批评界的极大怀疑与攻击，他们会极力证实隐藏在谦逊下面的利己主义。达尔文主义理论本身，在社会生物学与进化心理学的掩盖之下，已经使人极其难以相信还有什么真正无私的行为。我们通常最多也就能做到“互惠利他”。达尔文的谦逊，在他那个时代使他得到众多朋友的青睐，而在我们的时代，却换来极大的怀疑。这种谦逊一向与19世纪尤其强烈的无私性与客观性传统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在科学日益职业化的过程中，“谦逊”构成了官方的自我描述。在谦逊的自我陈述中，达尔文的《自传》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态度，而达尔文理论无疑也强调了那些在运行中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进程。要看出这一点并不需要对达尔文理论有深刻的了解，因为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自然选择就显示出了19世纪正统培根主义经验论（一种消除了一切“偶像”的认知模式）的众多典型特征。⁷应当记住，好的经验论者，正如达尔文最青睐的那些书中所说，在描述“经验”时要努力去克服一切意识上的偏见和观念上的偏见。意识上的偏见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努力去消除，只要我们通过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动不偏不倚地去考察经验（Herschel，67—84）。

对达尔文的著作，19世纪的观察者通常在直觉上持有这类看法。例如，廷德耳在他著名的“贝尔法斯特演讲”中，将达尔文描述为一位模范科学家。廷德耳声称，达尔文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于他排除了个人情感：“达尔文先生不畏艰难”，决意不惜任何代价弄清真相，他也不追求任何单纯辩证的胜利。相反，他想要“确立一种他所期望的永恒真理”。最持久的、最令人恼火的攻击也没有惹怒他：

他对每一种反驳意见都表现出一种冷静和透彻的态度，这种态度就连巴特勒（Butler）主教也很乐于效仿，他用恰当的细节来支撑每一个事实，理清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通常使事实具有一种内涵，只要隔绝外界干扰，就绝不会看不到这种内涵。达尔文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急躁的迹象。他以冰川一般冷静的力量来考察研究对象；而那种碾磨岩石一般的毅力，在彻底粉碎反对者的逻辑中也并不总是缺乏对应物。然而，尽管在把握这个强大的主题时一切激情都已凝滞，但是伴随着新证据的发现，仍然有一种思想上的情感时常为达尔文先生的篇章增色，并带来暖意。⁸

廷德耳既是一位宣传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在这里，他不去考察达尔文的“碾磨”是如何被欢乐和兴奋以各种方式打断的，而是承认在达尔文身上并没有足够的迹象（或者说没有一种替代观念）可能对其理论构成致命威胁，从而将达尔文塑造成了理想的科学家的形象。但是，廷德耳显然很清楚，达尔文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他在追寻真理时所感受到的兴奋“为他的篇章增色并带来暖意”。

廷德耳对达尔文之自我克制的夸大其词，比起达尔文本人的说法还稍逊一筹：这句话非常有名，而且达尔文也用到了“碾磨”观念，尽管是带着情感的力量，且不胜唏嘘。达尔文哀叹道：“我的思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碾磨大量事实并从中得出普遍规律的机器。”（Autobiography，138）这似乎与他年轻时的浪漫相差甚远，然而《自传》中很多地方，就连单纯地陈述一系列的轶事与事实，都可能充满对其家庭有利的意图，都证明这种自我描述言不符实，这不仅表现在达尔文承认喜欢小说以漂亮的女性为主角或是以幸福的结局来收场，也表现在那句著名的开场白：他声称自己在写作时就像“一个迈进另一个世界的死人，回头来看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们不应当低估达尔文处世方式中那种典型的无私给他的职业带来的好处。“无私”显然也是达尔文对别人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原因。威廉刚上学的时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小男孩，指出“你会发现，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被别人爱着；而这几乎更多地依赖于快乐的方式，而不是以严肃、生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友善。我敢说，要获得这种快乐的方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让你周围的所有人高兴，让你的同学、仆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高兴”（Correspondence，5：63）。

在达尔文的生活中，爱心和科学同时并存：通过自我谦逊和亲切的慷慨，他成功地使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与博物学家组成的巨大的工作关系之网认可他，并且努力为他工作。他们为他提供证据，启发他的工作，并给他寄送标本，达尔文从未想过借助别人他能获得科学上的优势。虽然他在请人帮忙寻找材料时十分抱歉打扰别人，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达尔文的无私，也是他逐渐形成个人权威并在科学活动上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⁹

达尔文无论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还是在与他人（他希望能在他们身上唤起爱的情感）的关系中，都本能地低估自己，但是，不要过于抬高了这种低估的程度。他在自传结尾的一段话中如是说道：“以我如此鄙陋的资质，我竟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科学人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仰，这实在让人吃惊。”弗莱明（Donald Fleming）暗示性地讨论了达尔文的情感危机，正如他所描述的，他称达尔文是一个“麻木的人”。¹⁰在他看来，这种麻木是达尔文在道德上、美学上和政治上的一种状况，而达尔文本人分析这是由科学上的“碾磨”工作所致，这种分析也必定有某种严肃的基础。正如我已经提出的，达尔文远远不是“麻木的”，多年来，就在他失去钟爱的女儿时，在他看到（悄无声息地，而且大多数时候是躺在病床上）赫胥黎以及他的朋友们代表他本人进行论战时，他始终成功地使自己沉浸在科学工作中——这整个过程，似乎的确产生了某种效果，使他对文学、对他曾经喜欢的华兹华斯和弥尔顿、对莎士比亚、乃至对诗歌都彻底失去了感觉。例如，达尔文最初对洪堡为他打开的世界感觉到的激情，似乎一直保留着，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活力，因为从“贝格尔号”返回之后，他几乎一直呆在他的家里和花园里。对热带地区崇高的赞叹，变成了由标本带来的兴奋。他养成了习惯，总是以沉着的客观态度，尽可能保持距离地通过别人寄给他的标本去观看自然进程。从一个生机勃勃、积极、勇敢，而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到一个30岁就过分担心健康的人，与这种转变相对应的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发展。达尔文从对自然奇景的惊异开始，在解释这些奇景的行动中持续不断地获得最大的快乐。

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地为写作中提及自身而表示歉意。他在给莫尔洛（Adolf von Morlot）的一封信中写道：“说到我信中的一些段落，我觉得几乎可以肯定里面没有任何新的或是值得发表的内容；这些都写得很随意，而且有一些提及我个人，这都不适合拿给任何人看，只能作为通信而用。”（Correspondence，3：88）达尔文具有强烈的个人观念和情感，偶尔这些观念和情感会在给友人的通信或是个人笔记中流露出来。但是在他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极力使自己不在文本中出现。“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或多或少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快乐之情似乎已经消失了。

然而，无论达尔文怎样试图使自己脱离文本，我们在解读他的时候都很难不意识到：这个“麻木的人”静静地焕发出一种对自然的美学鉴赏力。在他的审美反应中，正是自然最终取代了莎士比亚和诗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惊叹。”（Correspondence，2：125）如果说在达尔文的进化世界中有任何永恒之物，那就是这种神奇的意识：这种意识出现在他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在其中，他惊奇地思考了蚯蚓所做的“工作”。

达尔文对细微之处的痴迷，以及他那种认为世界之沧桑变幻源于缓慢细微变化的渐变论倾向，始终与一种惊奇的情感如影随形。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达尔文眼中世界的崇高性出自他的“碾磨”，他对看似琐屑之处所做的单调乏味、冷静客观的考察，以及他那种惊人的意识：无论多小的细节，长期积累下来就会产生极大的后果。达尔文的工作以惊奇开篇，也以惊奇收尾，在此过程中，细致、审慎且无私的研究给他的启示，看起来几乎都使他自己大为吃惊。

Ⅱ

帕拉迪斯很有价值地描述了达尔文在有关“贝格尔号”航行的作品中，从“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观念论”转向了“建立起地质学和自然科学传统的体系”，同时他认为，“达尔文在1838年有关变化问题的M笔记中，追随的是从诗歌到科学性质的历史路径”。在笔记本上，对自然诗意的回应滋生了一种科学的回应——首先是诗歌，然后是科学（尽管在年轻的达尔文身上，这两者当然完全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在后一个阶段，正如帕拉迪斯这篇文章所指出的，诗歌和科学并不是相互独立地存在，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平衡。达尔文对“贝格尔号”航行材料的整理，确实高度体现了他的行动：他力图超越他首次接触热带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时所拥有的深厚的个人情感，而推出对“普遍定律”的阐述。

达尔文意欲超越惊异，并试图将貌似神奇之处转变为日常普通的事物，他的笔记中到处都是这些内容的体现。他信奉赖尔的均变论和现实主义，作为这种信念产生的实际后果，他的这些著作成了攻克自然神学论证的有效策略：万物都能通过目前正在起作用的原因来解释。我们不需要任何惊天动地的大灾难，甚至也不需要上帝的干预。因此，奇迹正是依存于这样一个事实：世间的神奇全都是日常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比这更为浪漫的观点了。在达尔文的渐变论唯物主义气质中，华兹华斯依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斯托特在描述达尔文对藤壶的研究手记中的一段话（下文中将引用其中一部分）时，捕捉到了这种特征。她指出当达尔文试图描述不同家族的藤壶的“性特征”时，他是如何“发现不可能在理性衡量事实并提出假说时保持必要的关键性距离”。正如斯托特所说，关于藤壶的著作，是“达尔文所写过的最深思熟虑、最枯燥的作品”。但是“他发现在一只藤壶的囊中就寄居着一个微小的生物群落”，当他思索这一发现时，“他感到无比的惊奇”。¹¹斯托特所引的这个段落证实了本文此处提到的这些特征。不仅如此，这一段在核心上是达尔文式的，无论是那种在近距离考察自然时忘失自我的戏剧化，还是他在写下这些观察现象时满腔的热情与兴奋，这些情感通过不可避免的“达氏惊叹号”体现出来：

在对此处描述的独特现象进行总结时，我想顺带提及我在四甲石砌属动物的囊中见到的神奇生物组合——也就是说，老的、年轻的雄性个体各一只，它们都很小，像蚯蚓一般不具头部形状，具有一张大嘴以及基本的胸廓和四肢，彼此相吸附，并附着在雌雄同体的个体上，后者在形态结构上与前两者极其不同；其次是四五个形状像船一样的幼虫，它们处于游离状态，具有奇特的捕捉触角，两只大大的复眼，没有嘴巴，此外还有六条划水足；最后，还有数百个处于初始发育阶段的幼虫，它们呈球状，背甲上有角状突起物，有很小的单眼、线状的触角及长鼻状的突起，并且只有三对划水足。这些生物是何其不同，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却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这种描述会让鲍尔弗感到局促不安，然而这种语言技巧所包含的深度、准确度以及给人带来的兴奋感，无不体现出一位立足于世间最小的生物来找寻奇迹的科学家的形象。我们再次看到了出自微小事物的崇高，这在对达尔文的解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处在一种显微生物微小的囊内部的是“一个神奇的生物组合”。而表达这一奇迹的唯一方式，就是尽可能地准确和具体，尽可能地科学。因此，尽管一方面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在一种令人惊奇的框架内部建构起全部的具体细节，但另一方面，这些细节是以明显的谨慎态度堆砌成的，这就需要达尔文这位作者远离自身以及他个人的惊奇之情。惊奇之情的表达，是以自我的消失为附加条件的。

因此，在A笔记中，达尔文提出了一种他将在《物种起源》中全面展开论述的观点，即“物种灭绝并不比个体灭绝更让人吃惊”（Notebooks，63）。在B笔记一个更复杂的条目中，他谈到了远距离运送种子或卵的各种手段。达尔文询问“世间是否有什么无法轻易迁徙的物种出现在不同地方，如果两只美洲鸵鸟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大陆上，那将是十分奇怪的。但对植物而言，我相信这不足为奇”（Notebooks，196）。此处的要点在于，惊异感依存于人类可理解的事件之中，达尔文能解释种子的传播，但他却很难解释大量美洲鸵鸟的蛋在各个大陆之间的传送。在这两处记录中，科学问题都是出于对惊奇能力的反应而形成的——这种惊奇所指向的是一种非世俗机制。达尔文的反应是找出办法，使之并不指向超验事物，而是指向微小且并不美丽的生物体——多伊菲尔斯德勒克或许会称之为堕落的事物，这类事物根本不能用浪漫的词汇来形容，它们虽看似无足轻重，但却同样能引起惊奇感。如果我们将个体的死亡视为“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如是看待物种的灭绝。美洲鸵鸟不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上，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类似地，同种植物的确生长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上，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当然，前提是我们已经通过实验证实，种子能以各种方式传播。

达尔文在其进化纲领中关涉到人类的论证，同样取决于他有多大能力去消除人类道德与思维本质通常引起的惊奇感。也就是说，他需要指出：一切被视为人类这一物种所独有的性质，实际上也体现在自然界中不那么高贵的物种身上。帕拉迪斯认为，M笔记最充分地表明了从诗歌朝向系统的、不带个人色彩的科学转化的过程，而这本笔记中大量条目都是为了将人类与非人类联为一体。其中甚至有一条谈到了狗的自由意志，接着又说，如果狗是如此，“那么牡蛎和珊瑚虫（在某些意义上或许是一种植物……尽管没有不可避免的痛苦或快乐行为，只能被习性改变）也一样。”对“牡蛎之自由意志”的讨论，达到了某种喜剧性的崇高，但是这也促使达尔文考虑到，自由意志与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与生物“组织性”相关（Notebooks，536）。

达尔文这种消除策略，归根到底是以崇高来替代一种更传统的崇高。在其著作中各个地方，几乎从一开始，他就试图为显著的现象寻找解释，将其自然化，并归入人类理解力所能企及的领域中。然而，颇具讽刺性的是——这也是理解达尔文著作中美学与伦理复杂性的要点之一——这种还原之所以能成为可能，关键在于崇高，也就是说，这种还原打破了通常的直觉，即宏大的效果多半有宏大的原因，崇高的情感必定源于超验的精神。这一切都属于达尔文个人的“自谦”策略中的一部分。达尔文拒斥崇高，与此同时又重建了崇高，他部分是依靠新发现带来的冲击：最高的悬崖是数千年缓慢叠加的结果；孤岛上的生命并非发端于某种“命令”，而是肮脏的小昆虫；人类道德意识的高度源于我们在雄孔雀和雌孔雀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性活动。

对达尔文来说，现象必须被还原为（就像经验论者的颂歌中所说的）“能感觉到”的玩意，不过这归根到底需要一种特别专业的“感知力”，亦即，需要能从同种植物生长在两个大陆上这一经验事实入手，看到背后悠远的历史时期，并理解种子是如何跨越海洋进而在广阔的大地上四处传播，抑或牡蛎的感觉器官是何其接近于我们自身的感官。经验中的任何超验成分，至少在表面上都被杜绝了。正是日常力量造成了我们通常以为的超验事物，而这种力量本身达到了一种崇高。

达尔文那种科学的“自谦”，并不是为了掩饰未曾公开的情感与意识形态，而是部分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浪漫技巧，在其中，自我否定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能使人进入伟大的非我世界之中。达尔文对科学终生不渝的热情，是由深刻的个人浪漫欲望驱使的，并且在其中流露出来，尽管是采取另一种形式。从崇高到崇高：沿着这条道路，自我必须自行消失，并被它所感知的对象削弱。但是，那个对莎士比亚感到厌恶的达尔文，并未将世界视为一架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机械装置，也没有以他那种超然的视角，将世界视为一种丝毫不关心人类命运的非人化残酷进程。可以毫不偏颇地说，尽管达尔文时代的大部分文化都反对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关的观念，但是出于一种深深的谦卑（这也属于他对自然热情的一部分），达尔文对此全然未曾受到这类文化的干扰。人类的思想来自感觉，就像牡蛎一样，这一事实对他来说是另一种奇迹，一种由自然法则创建而成的奇迹。毕竟，正如大西洋彼岸的惠特曼（Whitman）所说：“小鼠足以令人称奇，惊愕亿万不信上帝之人。”不信上帝的达尔文感觉到了老鼠的力量，对他来说，这是促使他始终不信上帝的那种力量的先决条件。

我一直在强调，主流文化观念将达尔文视为使现代世界祛魅的始作俑者，对此达尔文的浪漫主义不失为一剂良药。理查兹的书中有一段简洁且出色的章节，它将达尔文与德国浪漫主义以及洪堡联系起来——洪堡的书激励了达尔文参加“贝格尔号”的航行；同时也与德国自然哲学联系起来——这种哲学体系认为自然构造是有目的性的。按照理查兹的说法，达尔文将英国自然神学中的神灵逐出自然，建构了一种类似于德国自然哲学模式的自然，在其中，上帝的力量被移交给自然本身，而自然的“创造性力量”，正如理查兹所说，“在目的沿着进化方向渐次展开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理查兹很清楚，达尔文的论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除进化进程中的一切“目的”，而当代科学一味强调对目的论的拒斥，理查兹认为这属于在意识形态驱使下对达尔文的曲解。但是，不论达尔文理论最终会将他本人或其追随者带向何方，理查兹都坚持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最初是在一种目的论的体系内部、或是在这一体系之上繁盛起来的，甚至在达尔文最终的表述中也能看出这种反映。无论有目的与否，达尔文的自然，都显然绝非我们惯常听到的那种机械自然。理查兹表示：“在当代生物学家口中，没有什么词组比‘自然选择机制'说起来更溜。”然而，这种机械自然观并不属于达尔文本人。

理查兹指出，“机械”这个词在《物种起源》中仅出现过一次，而从达尔文在建构理论并进行论证时巧妙利用的自然隐喻来看，他所理解的自然，显然是充满生机的，而不是由蒸汽驱动的。生命树这种比喻或许显得过于陈旧，但在《物种起源》第四章末尾，达尔文正是采用了这种极其准确的类比。尽管很多后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从达尔文理论中推出“机械”蕴含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但是达尔文并没有通过清除世界的创造性能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兹所说，达尔文的世界是有生命的、富于创造力的。达尔文始终能体会到惊奇感，但他的惊奇，并不是针对一种毫无生气的自动化装置，而是针对自然惊人的力量：它能创造出最微小的复杂实体，以及具有道德意识的生命；它能像填充四甲石砌属动物的囊那样，使自然充满各种各样的具有创造力的奇妙生物。

丹尼特认为达尔文将“机械化”的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强调，达尔文严谨的论证在逻辑上是严酷的、具有侵蚀性的，而且他认为《物种起源》中每个细节都与这一点相吻合。我们在本书中其他地方已经偶尔提及丹尼特的解读，这需要进一步考察。这种解读强劲且具有说服力，因此也十分令人振奋，它在将达尔文转译到现代争论的语境中时，大体上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丹尼特在进行高度道德化的论证中——我已经指出，这一论证是对19世纪最后30年维多利亚时期“自由思想”运动的回响——反对那些需要“天钩”（sky hooks）来帮他们面对自然严酷现实的人在思想和道德上的软弱性时，正确地指出了后达尔文主义思想内部存在的张力。不过，在此我想考察一下达尔文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出丹尼特对达尔文的理解在情感上是错误的，尽管其论证仍不失准确、睿智与严密。

丹尼特的达尔文符合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提出的观念，即现代西方科学将自然变成了机械——在达尔文那个时代，卡莱尔就曾激烈地反对过这种机械模式。¹²麦钱特声称，这种看待自然的方式，始终意味着征服与开采。丹尼特对达尔文的阐释——我认为，这只是普遍观念中达尔文形象的一种更激进的形式——使自然进程变得机械化，并将自然描述为一种死的、可被操纵的对象。因此，这正好与理查兹谈到达尔文的浪漫主义时所描绘的那种自然形成反差。

达尔文的语言给了我们一个活跃的、生气勃勃的自然，这明显暗示达尔文是英国浪漫主义的直接继承者，他所接受的正是那种卡莱尔式的世界，这个世界不相信严酷、理性的科学工作，并促使布莱克绘出那种惊人而荒谬的画面：牛顿赤身裸体，拿着他的圆规，俯身绘制着过于几何化的世界。达尔文同样能从一粒沙中看世界，抑或从甲虫后背的斑点，或是从藤壶的囊中看世界。

不可忽视的是，达尔文语言中使用的那种隐喻技巧，使自然充满了独立且复杂的有机生命，类比性地建构出树形关系并中肯地描绘了神奇的多样性与进化发展过程，同时将生气勃勃的自然与早期神话世界联系在一起。达尔文虽然未曾受到隐喻的蒙蔽，但他依然热爱自然，这种爱的源泉在他的心灵及语言深处——从弥尔顿经由华兹华斯，这种语言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般的能量，与此同时又保留着惊人的准确性。

丹尼特是最为始终如一的“浏览者”之一：他将达尔文的论证阐释为一种“算法规则”的机械隐喻。这一举动可能显得正当合理，因为丹尼特认为达尔文无疑拒绝寻找“第二因”之外的解释。然而，达尔文给我们的并不是“算法规则”，而是“自然选择”——一种或许看似相关、但实际截然不同的事物。几乎一切关于达尔文的半通俗论著，在结尾处都要提及《物种起源》中最后一句名言：“在这种视野中事物自有一种宏伟壮观。”在很多顽固的现代达尔文主义者看来，这可能不过是继400页坚持不懈的世俗化内容之后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然而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其中包含达尔文总体论证中关键性的方面，即一种无可抵挡的情感力量，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一直在论述的那种违反直觉、颠倒过来的崇高观念。

丹尼特与达尔文在阐述上的区别，或许表现在丹尼特所采取的方式上：一方面，他用“算法规则”消除了达尔文论证中用到的一切隐喻；另一方面，他建构了一种“算法规则”隐喻来说明冷漠无情的机械化活动。固然，丹尼特试图加以强调的那种冷漠无情的自然进程，不仅是直接源于达尔文从宇宙中驱除超验设计者的行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赋予达尔文理论不容辩驳的权威，使理论彻底脱离反复无常、毫无定规、犹疑且模糊的情感波动（这是常规思考中的典型特征）的领域。或许可以说，冷漠的自然进程，与达尔文不断努力达到忘我境界的行动是相对应的，然而正如我已经试图指出的，这种忘我行动始终与复杂的个人信念缠结在一起。

丹尼特指出，算法规则意味着基质的中立性（亦即无论采取何种物质形式，它都能逻辑地运行），潜在的无思维性（亦即在运行步骤上极其简单，不包含任何智力指令），以及结果的确定性（亦即无论在哪里，运行都是无误的，换言之，是“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案”）。

尽管这对进化心理学来说是有用的，但对达尔文而言却是不够准确的，他的语言（甚至在他抗拒自身直觉来加以修正后）始终在使自然选择向一种关切的、体贴的、活跃的人格化事物转变。然而，不要过于感情用事，这一点很重要。接受丹尼特对达尔文论著的还原，是有思想基础的，而且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将达尔文纳入一种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的帝国主义眼光的叙事是何其容易，对于这种叙事，丹尼特本人很可能也会鄙视它，然而这无疑是算法规则式的达尔文的另一面——这一面揭示出被“无我”掩盖的意识形态力量。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注意到，达尔文是如何驯化（或者，也许是资产阶级化）进化论的，使进化论脱离倾向于支持它的政治激进分子之手，并且正如恩格斯所说，使其反映出达尔文自身阶层的自由放任经济学思想。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曾指出科学研究（尤其是博物学）在帝国事业中的共谋性，她将“对自然进行系统化”的启蒙兴趣称为一种“欧洲计划”，其中包括“环球航海”以及“绘制世界海岸线”。¹³因此，达尔文的“贝格尔号”关键之旅绝非偶然，完全是绘制海岸线事业的一部分，而试图割裂达尔文的博物学与普拉特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也将是不真实的。

无疑，一门科学在无私的匿名行为中小心翼翼地掩盖其统治主张，并且沦为一种算法规则（这正好被视为无标记的、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就是对其统治野心最完美的掩饰。但是，在考察丹尼特对达尔文的论著及思想所做的准确但又不足的描述时，我想再次回到达尔文进行论证时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时而采用的隐喻、时而仅凭观察的独特性和细致性的优势上去，努力避免承认达尔文将自身的想法与欲望强加给自然——我将指出，这正是因为，达尔文是如此深切地热爱着自然。他所热衷的并不是主宰自然，抑或采伐自然，而是去倾听自然，打开心胸去接受自然的奇特性与差异性，寻找面对自然崇高性的方式。

Ⅲ

达尔文试图让自然自己开口讲话，这表现出某种自我隐藏，但并未削弱《物种起源》中一个惊人之处：书中表达的感觉是一种个人的声音，他很容易激动，并且在日常琐事的混乱中感到放松。没有任何重要的科学文本比《物种起源》中的感叹号更多。“生存斗争”这一章到处是引人注目的感叹号，不管是对自然惊人的丰富性，还是对人类在理解自然时所犯的错误。达尔文声称，当灭绝现象通常能用简单的日常原因来解释时，“我们（竟然）诉诸大灾难来使世界变得荒凉，或者发明定律来说明生命形式的延续性！”

但是在这些感叹号之外，达尔文还有更为宏大的论证：他极其准确而又别具一格地提出树的隐喻来描述“同一种类的所有生命的亲缘关系”。沿着这种隐喻，从大树的枝干再到枝枝叶叶，达尔文得出了著名的结论：“正如芽通过生长冒出新芽，这些芽如果是健康的，就会长出枝条，在各个方向超过众多较孱弱的枝条，我相信伟大的生命之树也是如此，通过世代交替，它的枯枝与断枝遍布于地壳，而那些仍在伸展的美丽分枝，则覆盖地表。”最终对诗歌产生了厌恶心理的达尔文，在提出理论的过程中创造出了自己的诗歌。“伸展的美丽分枝”，不仅用词准确、韵律悦耳，而且抒发了诗歌中常见的对生命的敬畏，而这一意向，恰恰是出现在这样一段文字中：有太多时候，人们都以为其中描写的是完全漠然的自然进程。

达尔文论著的魅力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拟人论，在本书中我们一再提及。我们已经看到，在性选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拟人论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绝非理论中“可以被忽视”的一个层面。拟人论并不完全是隐喻带来的产物。达尔文持有拟人论思想，部分是因为他对生物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人类品质投射到万物之中——从蚯蚓一直到狗，而且他能设想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处在一个生物连续统中。不仅如此，借助拟人论，他可以在主张生物连续统的时候丝毫不觉得失落，反而充满兴奋与快乐。杜兰特直截了当地说道：“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将自身这类物种作为一种理论来源，来洞察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就是一种动物，应当以同样的方式被研究和认识’，这一观念与其说是从笔记的理论成果中推出的结论，毋宁说是理论成果出现的前提。”¹⁴

还有谁会想到为蚯蚓弹奏钢琴？或是朝它们吐烟？或者，倾听他在描述一次小小的家养动物实验时所用到的语言：他谈到他是如何“阻止”蚂蚁去“照料”蚜虫，然后“模仿蚂蚁触角的行动……以同样的方式碰触和抚摸”蚜虫，接着“允许一只蚂蚁去拜访它们”。达尔文最“具有祛魅性”的举动——拒斥人类（或其他任何物种）是上帝特别创造出来的——很大程度上经由拟人论得到了补偿，这种拟人论或许能被视为同样出色的返魅行为。达尔文的自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物，这些生物的行为都可以通过人性的投射来加以推导；正如我在谈论他的性选择理论时已经指出的，他的拟人论成了一种显著的“同情的想象”行为。

在生命接近尾声时，达尔文正在开展对蚯蚓的研究。从书的内容上看，他似乎以为没人会对他那本论“植物壤土”与蚯蚓之间关系的著作感兴趣，结果那本书比他其他任何一本书都卖得快。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适宜的巅峰：他在起步时期从赖尔那里学来的还原论方法，竟然会迷住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正如布朗所引用的，达尔文的好友胡克曾兴奋不已地写道：“我必须承认，我一直将蚯蚓视为生物中最令人失望、最缺乏智慧的成员之一；而现在我非常惊奇地发现，它们也有家庭生活和社会职责。”（Power of Place，490）胡克意识到，它们就像达尔文的蜜蜂一样，也是完全合格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居民。

达尔文的科学与他的生活以及他对诗歌的热爱微妙地缠绕在一起，但同时也掺杂着他的科学抱负，这些不同因素似乎在将他拽向不同的方向。他虽然看到动物与人类处在一个连续统中，但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又强烈地反对反活体解剖运动。因此，一方面，达尔文强烈的同情的想象促使他对蚯蚓的感觉远甚于大多数人对遍布动物的整个森林的感觉。正如布朗所说，达尔文很怕见到弱者受剥削，而且他似乎已经将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与奴隶制联系起来。传统上看来互不相容的两种态度十分典型地混合在一起，这正是达尔文的工作及其生活中突出的特征。而另一方面，正如布朗所描述的，他“忍受不了对任何动物的残酷行为，因此他对待任何虐待动物者都毫不容情……同时他又完全忠于他所认为的‘纯粹研究的理念'”，并且继续坚决抵制用于规范生理学实验室的反活体解剖法案。

达尔文的著作并不是浪漫的狂想曲，尽管偶尔体现出隐喻色彩和诗意特征。必须承认，丹尼特描述的那种纲领，完全是达尔文著作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值得稍作停留，不是去看他对研究对象惊叹不已的那些段落，而是去看另一些段落：在其中，他仅仅是以一种意在纯粹写实的、超离事物之外（甚至去除了他常用的感叹号）的语言来描述他的工作。没有一本书比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更为明显地降低了人类的地位与精神意义，也没有一本书在自我陈述上比它更“客观”。

声称世界各地表达情感的姿势、鬼脸以及各种模式都如出一辙，是否就是破坏性的呢？对达尔文来说，身体与“精神”（人类是情感与思想的综合体）的联系是既定事实。他引用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言论来说明，思想行动对心脏有直接影响，而心脏的运动又反作用于思想——身体与精神之间绝对是紧密相连的。

无疑，如今在进化心理学家手中得到最精心的利用与发展的，正是达尔文思想中的这个方面，这似乎是那些被丹尼特贬斥为寻找“天钩”的人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且最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祛魅的危险。在《人类的由来》中，当达尔文论证人类的道德和审美倾向归根到底是源于自然选择作用，并且来自性欲冲动和动物行为时，这个方面也从中体现了出来。确实，达尔文是“单一的人性”观念的倡导者，而这种观念在进化心理学的大量工作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同样也存在单一的“活的自然”，在其中，物质与“精神”完全是一个整体，前者乃是后者的来源。而且与我所说的世俗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相一致，按照达尔文的观念，意识到整体性甚至是物质的优先性，并不必然要去除意义。这些招数无非是促使我们更看重物质，意识到物质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从而去体会物质创造情感与智慧的神奇力量。

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达尔文轻而易举地从论证鸭子的行为方式转向论证人类的行为方式，而全文中并未出现任何贬低性的言论。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连续性，正如人与人之间的连续性一样，都属于全书中一直在论证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所隐含的内容，正是达尔文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正如德斯蒙德与穆尔所认为的——在《人类的由来》（《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原本是打算作为《人类的由来》中的一部分）中所体现的那种信念，亦即正如韦奇伍德陶瓷上所写的：“难道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你的兄弟吗？”德斯蒙德和穆尔说：“人类种族的统一性，在达尔文的科学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Descent，ⅹⅷ）所有种族都与人种紧密相连。达尔文始终如一地强烈厌恶种族主义，尽管他以自己的方式持有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基本意识：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为低劣，当然，女性在智力上和体质上也不如男性。《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并未受到任何这类观念的影响，其使命只是追踪一切动物以及一切人类在表达感情时借助的普遍技巧，不过达尔文知道，这项计划对于英国国教的权威来说将是“破坏性的”，尽管在对像他以及与他同道的辉格党人这样的反奴隶制的人士来说，它具有解放性意义。

因此，任何句子，无论多么客观冷静，在经验上多么具有说服力，实际上都具有情感负荷，然而对达尔文来说，要尽可能低调地处理这种情感。《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的主要证据虽然都是些轶事趣闻，但其中有大量内容与人类极其相关，几乎不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这本书也证明了达尔文对艺术的熟谙。对于此处的论证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或许是，这本书表现出的那种对人类与动物情感最精细入微的关注，而这种感人至深的关注，再次表明科学本身与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以及情感微妙地缠结在一起。

达尔文曾在安妮死后不久坚强地又开始了对藤壶的研究，结合亲身体验，他在谈到悲痛的体现时如是写道：

当一个母亲骤然失去她的孩子时，有时她会因悲痛而狂乱，在旁人看来她必然是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她疯狂地四处走动，撕扯自己的头发或衣服，并且绞自己的手。后一种行为，或许是出于“对立原则”，抗拒着内心绝望无助、无计可施的感觉。另一种疯狂而激烈的举动，或许部分可以解释为通过肉体上的折磨来获得释放，部分可以解释为感官受刺激时产生的神经力无方向性地流动。但是在骤然失去亲人时，首先产生的最普遍想法之一，就是或许还能做点什么来挽回失去的人……

一旦处在痛苦中的人完全意识到一切都于事无补，绝望或者深深的哀伤就会取代狂乱的悲痛。痛苦的人呆坐着不动，或者缓慢地摇来摇去；血液循环变得缓慢；呼吸几乎都被遗忘了，只剩下深深的叹息。这一切都反作用于大脑，随着体力的崩溃和眼神的呆滞，意志很快陷入消沉。一种关联性的习惯不再引起痛苦者的反应，他被朋友们督促着去主动活动，且不屈服于静默的、寂寥的悲痛。活动刺激心情，进而反作用于大脑，协助心理去承受沉重的负荷。（Expression，84—85）

在这里，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同样是通过发挥想象力将自身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中——在《人类的由来》中，研究对象是大眼斑雉；在此处，研究对象则是一个人，这个人可以代表自传某些章节中的达尔文。然而，他身处他所描述的境况之外，以显著的细致与准确，解释了悲痛者行为的原因，而不是这些行为本身——前者是不可见的。在这里，他既是参与者，又是客观冷静的观察者，在总结个人经验并将心理情绪与身体状况联系起来时，他并没有忽视其中任何一点。达尔文的观察极其全面：从狗弓起后背迎接可能的战斗，到小猫搓揉它们母亲的乳房，再到马在被人抚摸时“轻轻掀动嘴唇”，以及扬起眉毛表示吃惊，嘴唇抿紧表示愤怒，嘴唇撅起表示愠怒。

达尔文继续讨论了人类情感的众多不同方面，以及情感的表达与身体动作（通常与生存技巧有关，因而与自然选择相关）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在他提供证据说明传统上所理解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深深立足于物质之中时，他始终保持超然的观察者立场。然而他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公然的标新立异之处，唯一大胆的行为，就是将对情感状态和悲伤状况近乎长篇连载般的观察，与对身体状况的科学观察结合起来。

例如，他用如下一段轶事来帮助解释广泛认可的轻蔑表情：

我从未见过比在我的婴儿脸上看到的更明显的嫌恶表情，第一次是在他5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给他喂了一点凉水，第二次是在一个月后，我们往他嘴里放了一小片成熟的樱桃。这种嫌恶的表情，是通过将嘴唇与整个嘴巴呈现为一种能使嘴里的东西流出或很快掉出来的形状来表达的；同样地，舌头也会伸出来。这些动作还伴随着轻微的耸肩。更可笑的是我很怀疑小孩是否真的会感觉到恶心——他的眼睛和额头更多地表现出惊奇与关注。伸舌头有助于吐出腻味的东西，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普遍用吐舌头来表示轻蔑和憎恨。

达尔文显然觉得有必要让我们相信婴儿并不是真的觉得恶心（这是否是为人父母者的自我开脱？），他对那婴儿的情感，从中可见一斑。不过，关注本身自然也意味着情感，达尔文惦记着描述嘴唇的运动、关注于眼睛和额头如何表达“惊奇和关注”，并猜测婴儿是否“真的会感觉到恶心”。对达尔文来说，意识到情感与身体本能相关，这几乎始终是激动人心的、令人吃惊的，而且几乎是使人愉快的。价值并没有远离世界，因为情感内在于自然选择的不断斗争中。达尔文记录的情感模式所引起的最典型的反应之一，就是愉悦的惊奇之情：读者很可能会感到达尔文说的一点没错，事实就是如此。（我之所以从成百上千个段落中选中这一段，是因为这一段可直接用于不久前我去看我外孙女的情景：我见证了她第一次见到奶酪时的惊异表情。就像达尔文和他的婴儿一样，我对她的反应会心地开怀大笑，当她“吐舌头”试图吐出难吃的东西时，她的小脸一丝不差地表露出了震惊和嫌恶之情。）因此，对情绪表达方式的祛魅性再审视，为任何见过婴儿或是小猫、小狗、小马、鸭子、动物园里的猴子、舞台表演者的人提供了赋魅的时刻。

在达尔文的书中，处处都体现出一种惊奇感，尽管这种惊奇感是无意识的，而且无疑并非他的首要目的。如果不去关注达尔文是如何有意识地试图对“惊奇”——大部分是他自己的惊奇，尽管他经常采取一种概述的形式，表明所有人亲临此境都会产生他所谈到的感觉——进行世俗化，那将是极不真诚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他记录这一事实后，他试图设法祛除其中的神秘色彩的方法，恰恰是通过从其科学观点出发来进行严格细致的考察。从这方面来说，他很显然采用了韦伯用来解释祛魅的那种阐述。世界之所以是祛魅的，正是因为科学在原则上暗示着解释一切的可能性。达尔文试图解释一切。但是很显然，他没有因为他能解释事物，就感觉到事物是祛魅的、轻贱的。一种类比的或是隐喻性的想象始终在发挥作用，这促使达尔文既能出色地将事物特殊化，又能找到其类比物：婴儿吐出樱桃，使他显示出一切通过“代表吐出或呕出我们讨厌或憎恶的某种实物”的面部表情来表达的轻蔑举动。

无论如何，达尔文力图解释惊奇仍有一席之地，这种惊奇不再以神秘的面貌来使人敬畏及哑口无言，但终究还是惊奇。不仅如此，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解释”中，他所做的那类论证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因为用来解释神秘的那种机制本身，在运行中几乎就是崇高的。毕竟，地质年代虽然允许我们相信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方式的论证，但仍旧令人敬畏地超乎人类意识的想象，即便以其作为解释，也必然会诱发某种类似于崇高的感觉。正如比尔所指出的，达尔文通常依赖的隐喻，偶尔会达到惊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隐喻使论证成为可能，而且显然是促使达尔文达到最终目的的思想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隐喻常常使达尔文得以将具有真实崇高性的进程进行概念化。

例如，《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1868）临近末尾处，在对一切种族、属和物种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通过简单的变异”而形成的这一观点进行总结之后，有一段长长的隐喻性段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达尔文对“惊奇”别具一格的世俗化。

在这种视角下考察研究对象，足以使人惊讶得目瞪口呆。然而我们的惊奇应当被减弱，只要我们考虑到，数量几乎无限的生命，在一段几乎无限流逝的岁月中，它们的整个构成曾经常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可塑性，结构上每一处在任何方面有利的变化，在极端复杂的生活环境下被保存了下来，而每一处在任何方面上有害的变化，就被严酷地消灭了。有利变异的长时间持续累积，必然促成像我们今天所见的周围的那些动植物所具有的多姿多彩、完美适应于各种目的且具有绝妙协调性的结构。因此我将选择称为至高的力量，无论是人类对家养种群结构的调整，还是自然对物种繁育的限制。我想重提前面章节中给出的隐喻：如果一名建筑师要建造一座气派而宽敞的大厦，不采用切割好的石块，而是通过从悬崖脚下的碎石中选择楔形石块建造拱顶，以狭长石块来建门楣，并以扁平石块来建屋顶，我们定会赞叹他的技巧，将他视为至高无上的力量。石块对建筑师来说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石块与他所建造的大厦的关系，正如生物那摇摆不定的变异与最终变异后裔所获得的各种令人称羡的结构的关系。（Variation，2：413—414）

这一段始于达尔文继《物种起源》之后所有著作中最具争议、最令人不安且占据中心地位的观点：一切生命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颇具代表性的，达尔文声称他知道他的读者们将会感到震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他自己也有这种感受）——这“足以让人惊讶得目瞪口呆”。《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正是为了通过研究证明，实际情况将会“驯化”一种对文化具有毁灭性打击的结论。这段文字一开始就考察了事实是如何让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看起来，达尔文是想让我们镇静下来。重大的效果——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持有的渐变论观念之核心模式——是简单事件的产物，这些事件是所有人都承认的，只是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中成倍增长了。

然而解释本身足以让我们惊得目瞪口呆，首先是因为，如此重要且宏大的效果，竟然是由如此“简单”的因素造成，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达尔文在解释中援用了另一整套惊人的事实，其中最具有震撼力的是地质时间。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惊奇“应当被减弱，只要我们考虑到”这种进程。然而削弱惊奇之情的，应当是一堆“无限”，其中每一个事实都违反了长期以来在文化中占据主流的有关生命本质的假定，尽管达尔文是在一个以赫顿和赖尔为主要发起人的传统内部进行研究。达尔文诉诸“数量几乎无限的生命”、“一段几乎无限流逝的时间”以及“极端复杂的生活环境”来解释目前的生命状况。这种削弱人类惊奇之情的视角，在其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延展性中体现出了崇高。

达尔文似乎理解到，这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图景——在最后一段中已得到了凝练——应当通过一种隐喻来进一步加以驯化。然而隐喻的作用，即便其策略只是为了产生亲近感，却也不可避免地将对象从看起来冷静客观的事实谈论引向了一系列具有价值和情感负荷的经验之中。实际上，达尔文通过将家养选择作为自然选择的首要证据，在其叙事中建构了一种“选择”隐喻，其中隐含着他的需要，即证明自然的“选择”工作可以通过一种非佩利式的方式来完成，不是借助有智慧的设计者，抑或上帝，而是借助“长时间的持续累积”。但是，达尔文认可的这种选择方式，很可能受到潜在的攻击。仅靠时间与累积性变异，如何能产生各种效果，促成“像我们今天所见的周围的那些动植物所具有的多姿多彩、完美适应于各种目的且具有绝妙协调性的结构”呢？在这里，正如在《物种起源》中一样，达尔文并未特意提到那种最重要的“动物”——其存在正是达尔文需要用到如此复杂之修辞技巧的真正原因所在。

那位“建筑师”既然不采用按照他的蓝图需要专门切割出的石头，那就必须利用现有的石料——如自然在给定变异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一样。从这方面来说，“设计”是基于机会，基于石头中可用的部分，也就是那些历经亿万年风雨侵蚀、地震活动以及其他自然灾难才得以形成的石块。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达尔文通过进一步扩展隐喻，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在他诉诸“一个对建造艺术一无所知的野蛮人”，这个人将不会理解——在解释石头如何被用于建构的基础上——最初使这些石头形成独特形状的是什么。因此，进一步的类比就是：对于有机生命发展中的变异与差异，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能看到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无法知道“造成每一种生命结构中每一个体差异的原因”。

达尔文一如既往地处在复杂的论证中，就像《物种起源》中所说的“一段很长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永远无法撼动强大的情感——情感始于任何人在看到这些现象时必然会感受到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惊奇”。达尔文的研究并不是为了驱逐情感，而是要改变情感的基础。佩利从上帝惊人的创造中寻求惊奇，而达尔文则试图通过他的隐喻将惊奇转向自然的惊人之作。我们只能“仰慕建筑师的技术”，他用那些随机形成的石头建造出了一幢“气派而宽敞的大厦”。隐喻背后的驱动力，是达尔文试图传达的一种意识，即自然具有在建筑师身上被形象化了的那种选择力量。尤其是在谈到“野蛮人”无法完全理解建筑师杰作的那个段落中，我们看到，达尔文很清楚全部经验中都充满了价值与情感。

这段文字的讽刺性在于——正如我们在达尔文论性选择理论的部分已经见到的——它重现了佩利在《自然神学》中所使用的隐喻技巧，即气派的大厦和令人称羡的结构只能是被设计出来的，以及设计需要一位设计师。达尔文首要的工作是消除设计者的角色，但是从一开始，自然选择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位隐喻性的设计者。达尔文希望两头都能顾上：没错，石头的形状是“偶然形成的”，但是“严格说来这并不完全正确”。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每块石头的形状“取决于一系列漫长的事件，这些事件全都遵循自然法则”。事实上，在《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的结尾处，达尔文避开了他那模棱两可的态度所引起的宏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写道：“在这里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面前，谈到这个问题时，我很清楚，我已经越过了适当的疆域。”正如在《物种起源》结尾处一样，在这里达尔文诉诸一位“全能的创造者”，但是他问道：“是否能合理地主张，这位创造者有意图地安排……某些特定的石块就应当呈现出特定的形状，以便于建造者建立大厦呢？”接着他进一步以近乎狂热的口吻质问这位创造者，他怎么可以预先规定“众多有害的结构变异，以及过剩的繁殖能力——这必然会引起生存斗争，从而导致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这两部巨著在审慎探察了家养变异作用后，最终都陷入一种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不可知论：“因此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困境面前，这一困境是无法解决的，正如自由意志与宿命论之间的矛盾。”

贯穿这一整个漫长而困难的论证过程，达尔文不仅要应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要应对宗教和哲学传统：他那种新的、科学的神话起源，暗示性地对这些传统提出了反对。这一行动风险很大，在此过程中他从未驱除强烈的情感因素，从一开始情感就伴随着他对自然的态度，或者如他所理解的，内在于他所提出的关于世界意义、秩序与起源的问题之中。佩利认为世界是由一位全能的创造者设计出来的，对于这个世界中的不足，达尔文的愤怒自始至终表露无遗：他说道，上帝会“规定鸽子的嗉囊和尾羽应当产生变化，以便育种家能培育出怪异的球胸鸽与扇尾鸽吗？是他让狗的体态与心理特征产生变化，以便人们能培育出勇猛无敌、善于在人类残酷的斗牛游戏中死死咬住公牛的品种吗？”

达尔文对自然始终充满热情，从默默惊诧于一切有机生命来自单一起源，到正视地质时间中的崇高图景，再到惊叹于有机生命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中也包含着恐惧：有如许众多存在不足的生物，还有如许众多畸形的、残酷的、狂暴的生物。达尔文深深地怨恨那位仁慈、全能的造物主——是他一手安排了这些恐怖的场景。

然而，虽然达尔文的视角中包含一种对盲目的恐怖的认识（他认为这总好过有意为之的恐怖），虽然他在重新解释中用到的那些技巧——当它们试图将宏大的事物说成是微小变化叠加出的结果时——或许会被视为“败坏性的”，但是在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那一长段话中，达尔文笔下的自然，是一种引起人们敬畏、惊叹与恐惧的对象。不仅如此，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或许能解释建筑师需要用到的那些石头的成因，但实际上它们依然是无法解释的，而且始终无法解释。达尔文眼中的世界，不是某种死寂的、远离人类价值的事物，而是充满价值的。他日益反感造物主，或是那些坚持认为在这个奇特、可怕而危险的世界中有造物者存在的人，这关系到他那种深刻的意识，即当我们接近自然时，我们完全有权利用当时的道德观念来看待它。他震惊于人类的“残酷游戏”，但是他也敏锐地觉察到，在何种意义上自然中许多多样性是“对人类毫无用处的”，而且通常“对生物自身是有害的”。

因此，我们在达尔文著作中可能感受到的那种赋魅，并不仅仅是满腹柔情地念叨世界何其美好，抑或“目瞪口呆地惊诧”于世界崇高的广阔与多样性；其中具有崇高本身造成的某种令人战栗的后果。当我们沉醉于这个世界的魅力时，“因存在于日常熟悉场景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而感到震撼”（Bennett，4），可怕的事情仍然在发生，而且通常发生在那些没有任何空间去感受赋魅体验的人身上，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仅仅是自作多情、感情用事。对于我所谈的我们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这种赋魅叙事，《物种起源》中有一段名言抓住了要害，可以用来阐明其中的双重性：

我们满心欢喜地注视自然的面貌，我们通常看到充裕的食物；我们看不见、抑或我们忘记了，在我们身边悠闲地唱着歌的鸟儿，大多数情况下靠昆虫或种子生活，因此它们总是在毁灭生命；抑或我们忘记了，这些鸣禽或者它们的卵、它们的巢，是何其经常地被猛禽或猛兽摧毁；我们并不总是记得，尽管食物现在可能是过量的，但绝不是每年的所有季节都是如此。

达尔文的视角超出了我们日常所见的表面情况，尽管就其论证来说，没有人比他更忠实于经验论。他的理论既是违反直觉的，又是依赖于一种对时间中的运动与变化，对在任何特定时刻看起来都稳定如初、同时至关重要地决定着我们能看到什么的周遭世界，以及对他人或者他者的深刻的想象。这是一个紧张的、艰难的、崇高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充满可怕的事物，譬如达尔文爱女安妮之夭折，抑或一切在生存和繁殖上不如其他个体成功的生物之灭亡。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之中，与之相伴的有欢乐，也有痛苦。

不过，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说一说达尔文身上的一个方面，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引自《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的段落中略有提及，即达尔文详细叙述了他的孩子对凉水和樱桃的排斥。这种促使他将自身同研究分离开来的经验主义信念，也通过他“对孩子们的观察”的日志体现出来，这份日志详细记录了他的孩子们的言行举止，并为《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类著作提供了素材。正如仍在编辑中的达尔文通信的编者们所说，达尔文具有一种能力，即让自身充分摆脱个人情感，“利用最稳定的可靠资源——就这件事情而言，资源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们——来搜集有关情感表达的信息，正如他很早就分析过他本人孩提时代的记忆”（见1838年的“自传性札记”）（Correspondence，4：410）。我稍后将简要提到他对他的长子威廉所记的日志，这或许能有助于表明，达尔文这种明显的客观超然，是如何与最深厚的家庭感情相容的，并进而推断，达尔文对自然深入细致的观察是如何表露出“一种对生命的情感”的。然而初看起来，将亲生孩子看成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或许是一种近乎冷漠无情的举动。这恰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达尔文身上的一个方面：他急于将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无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全都变成科学磨盘上碾磨的材料，这种热情究竟证明了他的冷漠无情，还是他对充满价值和情感的自然世界的一种意识？

我们知道，达尔文对其长子威廉的行为进行了日志记录。¹⁵正如鲍尔比（John Bowlby）所指出的，达尔文之所以开始记这本日志，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自然选择真的在发挥作用，那么他应该能从婴儿的无意识行为中看出承载着生存价值的遗传与发展因素。因此，他的日志所揭示出的，绝不仅仅是他对自己的初生婴儿带有一丝冷漠的态度。达尔文于1877年（距最初写成时间已40年）在《心理》（Mind）上发表题为《一个婴孩的生活概述》（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的文章16，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完全是描述性的。虽然其中没有公开表露观察者的任何个人情感，但是仍然耐人寻味地体现出一种明显与所谈论的素材无关的亲情关系。例如有一处提到，当威廉66天大的时候，达尔文碰巧打了个喷嚏，威廉“立即被吓了一跳，他皱着眉，一副惊恐的表情，并且哭得相当厉害：此后一个小时，他都处在一种在年龄更大的人身上可能被称为紧张的状态中，因为任何轻微的响声都会使他吃惊”。达尔文能以同样的关注来观察藤壶、蚯蚓及蚂蚁，但威廉当然并不只是另一种生物。达尔文对他的关注既充满了父爱，又具有科学性，出于记录日志的目的，父性的关注转变成了科学的关注，但是其中承载的体察入微的爱意，始终含蓄地贯穿于达尔文的字里行间，而在安妮逝世前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给埃玛的信中最让人感到痛苦的也莫过于此。从达尔文给他的好友福克斯（W.D.Fox）的信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在严格按科学方法记录婴儿的成长过程时，是带有某种情感意味的：“我反对任何人恭维我们的婴儿——因为我反对任何人赞美我们具有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会具有那么多意识——从这一点，你会感觉到，我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初为人父的热情。”（Correspondence，2：269）然而，达尔文对婴儿的传记性描述最终以讨论婴儿的交流方式收尾，这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或许颇具说服力。“在1岁之前，他理解了语调和手势的意义，同时掌握了一些词语和短句。他弄懂了一个词，那就是他的保姆的名字，5个月后，他发明了他的第一个词‘妈妈'；这应当是可以意料到的，因为我们知道，低等动物很容易学会理解口语词汇。”

或许有人甚至会说——事实上我就想说——这种几乎完全置身事外的关注也能暗示出爱意，其微妙之处，恰如科学性的描述语言被用来暗示冷静客观的态度。在一幅著名的达尔文画像上，他面带温和的笑容，威廉坐在他膝上，从这幅画上，丝毫看不出达尔文利用儿子来为他的理论搜集证据的那种客观无私的研究者形象。然而达尔文的日志严谨地记录了各种细节，他甚至讲述了威廉如何“抓住我的手指，往他嘴巴那边拽”，然后终于在114天大的时候学会“如何把我的手指头塞进他的嘴巴里”（Gruber，467）。他作出科学的声明：威廉第一次表现出害羞的样子，是在他将近两岁零三个月大的时候。达尔文写道，这种情态是“对我本人表现出来的，之前我曾离家10天，他主要的表现是眼睛一直有些躲闪，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不过他很快就跑过来，坐在我膝上亲吻我，一切害羞的迹象都消失了”。科学并没有掩饰住亲情关系。达尔文在信中请求埃玛“替我亲亲小家伙”（2：263）。很显然，被他视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婴儿——威廉，也是爱的对象。

充满爱意的科学活动极其困难，因为这可能使得研究者一直在试图理解与维护的状况变得不稳定。我听见有人如是描述达尔文（尽管我本人拒斥这种描述）：普拉特在描述这位18世纪的博物学家时，痛苦而又控诉性地写道“一位欧洲中产阶级人物，他既是单纯的，又是帝国主义的，他主张的是一种不设置任何统治机构的无害的霸权观”。无疑，达尔文热衷于追踪他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兴趣标志着实证主义建立人类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时刻，推进了穆勒曾声称“要使心理运行过程如同通往查宁十字街的道路一般清晰明白”的那种抱负。如今在进化心理学中，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与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的纠结已明显显现出来。达尔文踏进了这条轨道，但他也在轨道之外。

一个人自身的在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最近的认识论教给我们的课程之一；但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也是对“在场”所做的政治性批判隐含的意蕴之一。一方面，无论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摆出多么无私的姿态，这种姿态背后都始终掩盖着一种令人烦恼的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另一方面，那些批判追求“不显著的利益”或是宣称“已达到这一目的”的人（虽然通常并不公开提出主张），都倾向于通过批评来暗示：对追求真理的事业而言，最好的方法或许是完全消除人类的在场，以及人类活动。因为客观性不能达到绝对无私，所以对客观性提出的批判，至少部分暗示着，绝对的无私是一件好东西——如果我们能达到的话。极端怀疑获取知识的运行模式，常常使我们患上一种认识论上的忧郁症。让我们认同这并无大碍；任何人类活动都有未曾考虑到的内涵，无疑，达尔文的事业已经被极其出色地且彻底地历史化了，现在，我们需要从达尔文本人未曾深刻反思过的一段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历史内部来进行解读。但是在经由这种历史化形成的困境中，可行的替代方案绝不能是关于绝对理性主义无私性的错误理念（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文化理论与哲学已经证明这种策略是无法企及的），也不可能是关于全面意识形态批判的错误理念。冷静客观的科学家与其所研究的材料之间，可能必须有一种情感交流，这是我一直在论证的。科学家深刻意识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活动本身的价值，几乎都应当被视为好科学的先决条件。而对生物的感情，是理解生物活动方式的先决条件。一旦跨越完全的超然与意识形态共谋之间的二分，我们应当就有可能认识到：一个能通过科学来解释的世界，终究可能是赋魅的，其中充满具有强大想象力的同情，没错，它或许是可以被解释的，但其运行方式依然令人敬畏，使人惊叹。

消除绝对无私的错误举动也不是完全可选的替代方案。世界既能被理性地描述，也可以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求知者可以在求索中极力消除个人利益与情感，同时也能深深地关注他们正在揭示的世界。在达尔文通往现代最富想象力的伟大思想成就之一的过程中，他所使用的语言暗示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在自然运行过程中韦伯式阐释者所谓的那种人类必然的在场。达尔文对亲生孩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它暗示着一种使世界充满价值、意义与情感的科学。其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不是二元论的，而是彻底交融、纠结且充满爱意的：在寻求纯粹的算法规则时，这个层面是绝不能被忽略的。

对现代的非专业的读者而言，在达尔文审慎的观察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他精心建构的思想实验与论证中，最令人惊叹的地方或许在于，其中明显体现出生气勃勃的非科学要素。虽然达尔文的论证框架意味着他必须坚决拒斥任何一种非自然的干预，但是他惊诧于他所见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与美。《物种起源》第一版的索引中，在“美”这一词条下列出了29条不同条目，“神奇的”下面列出42条，“不可思议的”下面列出15条，这种做法并未偏离主旨。而对这篇论著的总体效果来说，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其中还有57条“未知的”。众多未知的事物还有待发现，这只能进一步令人惊叹。

达尔文的成就，部分依赖于他对那些可能让人感觉奇怪、神奇和难以置信的东西极端敏锐的感知力。对他来说，神奇与不可思议之处，应当在第二因的范围内来进行解释，但是这类解释丝毫不能减弱惊异感。达尔文至少有6处指出：如果这些事物无法得到解释，那么它们对他的理论与观念将是“致命的”。因此，《物种起源》之所以用大量章节来写“理论的困境”，部分原因可能是达尔文（不仅是从科学上，也是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什么东西是需要被解释清楚的。达尔文祛魅的理性主义行动，至少部分依赖于他对生命现象产生的浪漫主义情感，以及他设身处地将自己想象成他人、想象进入读者意识中的那种能力。

达尔文在论述眼睛的功能时，做了一次著名而奇特的颠覆。眼睛具有明显的完美性，这一现象对自然选择理论来说似乎是个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不仅仅是因为佩利本人特意将眼睛作为体现上帝意图的最惊人的证据之一。在达尔文的论证中，理性需要那种最彻底的想象力。我们还记得，在前一章引用过的一个段落中，达尔文实际上对调了理性与想象的位置，将理性用作一种比想象更富有冒险精神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并最终认识到“即便是如鹰眼那样完美的结构”，也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此处最具有达尔文特色的，除了这种不可思议的讽刺性颠倒，就是他的这种意识：对鹰眼非凡之处所做的自然主义描述，实际上是多么地“令人惊叹”。达尔文对理性的热情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所指的理性包含某种类似信仰飞跃的东西，而想象则单纯局限于那些可信的事物。达尔文对自然的体验所产生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他不敢相信自己所主张的——他的理论大体上是违反直觉的。佩利是“富于想象的”，而达尔文是“理性的”。

达尔文对他的理论所做的每一处辩护，都背负着两种在传统上相互对立的要素。一方面，每一处论证，正如对鹰眼的讨论一样，主旨都是为了阐明，经由“第二因”来解释是有可能的。这种破坏性的算法规则式描述，正是丹尼特非常喜爱且大加利用的。而另一方面，达尔文深切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现象的常规感知，都将首先诉诸一种非自然主义的解释，无论是鹰的眼睛，还是雄孔雀的尾巴，抑或最终的人类的心灵。他认识到，“本能”是一种特别难以克服的障碍物。估算鸽子尾巴的长度和形态是一回事，解释“蜜蜂在筑蜂巢时何以表现出如此绝妙的本能”（Origin，207），杜鹃的迁徙与筑巢习性或某些蚂蚁“蓄养奴隶”的行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达尔文在他精彩的——确切地说，是大师级的——“论本能”的章节中，开篇就讲到：“很多读者可能会想到”本能是个“足以推翻我这整个理论的难题”。此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达尔文式技巧，就是想象自己处在读者的位置，而且他能通过认识到、确切地说是体会到他所研究的主题的神奇性质来达到这一点。贯穿这一章，他始终坚定地主张自然选择能造成神奇的结果，不过，他是通过全力以赴地搜寻细节来加以说明（例如，他为自己在描述蜂巢时谈到过多细节而致歉，与此同时他又抱歉没有花费必要的时间来谈论细节）。佩利可能会将狂热与仰慕献给上帝，而达尔文却将其献给了自然选择与“从非常简单的本能”向前发展的过程。“论本能”这一章的结尾显得有些生硬，确切地说，是毫无感伤的冷酷，再往前一步就是丹尼特所断言的那种腐蚀性。事实上，这一段话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生硬。然而饶有趣味的是，达尔文退回到使用想象的语言，而不是借用他所声称的必须取代想象的理性：

最后，这可能不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但是在我想来，更加令人满意的，是不要将这类本能行为——小杜鹃驱逐它的义兄弟，蚂蚁蓄养奴隶，姬蜂幼虫在毛虫体内以寄主身体为食——视为特别赋予或者创造出来的天性，而是要将其视为一条普遍定律产生的各种微小结果，促使一切生命向前发展，亦即增殖、变化，使最强者生存，最弱者消亡。

虽然看起来冷酷，但其中也——尤其是从本章非凡的论证与细节来看——充满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而且最终还是承认了想象的作用。

纵观第一版全篇，即便有这种相对少见的“硬汉式”修辞，书中的核心隐喻，即自然选择也始终是拟人化的，这一点不容忽视。这或许只不过是在掩饰一种算法规则，但是达尔文使用的相关措辞始终环绕着一个词“利益”。自然选择的作用，是为了它所涉及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另一物种的利益”。它始终是“为了所有生物的利益而运行”。它将“绝不会让一种生物形成任何不利于己的东西，因为自然选择只能通过给所有生物带来利益而发挥作用，也仅仅为了所有生物的利益而发挥作用”。自然选择很显然是母性的（在它的关照中隐含着对每种生物的爱），它取代了佩利的上帝，后者直接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事物的形态，并以一种极其周到的（或许是生硬的）爱，关照到每一根头发。自然选择，在那本用它来消除自然进程中的目的的书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叙述主角，因为（在最深入、最著名的相关段落中）自然选择：

每天每时，遍及世界各地，都在仔细审视着一切变异，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异；它去除不良的变异，保持并累积一切有利的变异；它无声无息地发挥着作用，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有机会，都在努力改进每种生物生活的有机和无机环境。

尽管那个自命为达尔文主义的强大传统一味强调甚至津津乐道于自然选择的冷酷无情，但是达尔文所描述的自然选择，却始终与之大不一样。去除人格化（达尔文本人也经常感觉到必须要这样做），或许能为痛苦的解释起到辩护作用，然而达尔文，这位给我们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却依然惊叹于自然选择的运行机制，而且深深地仰慕其力量。在第三版中，众所周知，达尔文为他的自然选择隐喻进行了辩护，他声称：

所有人都知道这类隐喻性的表达指的是什么，暗含着什么；为简洁起见，这些表达几乎是必须的。同样也很难避免将“自然”一词人格化；但是我所说的“自然”，仅仅是指众多自然法则的行动与产物的集合，而法则则是指被我们确认了的那些事件的先后顺序。只要稍作了解，这些肤浅的反对理由就会被遗忘了。¹⁷

在这里，达尔文自身似乎也在努力去除某些东西，他辩护性地暗示，隐喻只不过是一种便利的手段，即为达到“简洁”的效果所必需的。但是达尔文这种理性的祛魅行动，类似（用达尔文自己的话来说）“神的活动能力”，说得好听点，是不真诚的。直到如今，也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这类隐喻性的表达指的是什么”。对达尔文来说，隐喻显然非常关键，因为他的理论是在与人工选择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的。“自然”选择既是相对于人工选择，又与之类似；在达尔文的世界中，自然确实在（某种相当字面的意义上）进行选择，尽管是没有意识地选择。

不仅如此，当我们通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自然选择以及后来（明显具有更多“目的”）的性选择，都体现出人类对事物的特有反应。我们可以合理地质疑：性选择中的“选择”究竟是生物参与的蓄意的活动，还是通过生物来运行的一个冷酷无情、不带感情色彩的宏大进程？行使选择权的生物（至少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都对美丽的个体更为敏感。例如，达尔文谈到雄鸟“展示它们绚丽的羽毛，在一群聚集在一起的雌鸟面前进行最奇特的表演”。他声称：“尽管是受本能驱使，但是它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是有意识地施展其心理上和身体上的能力，我们绝不能怀疑这一点”（1：258）。他也描述了“生活在热带的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美丽而奇特的须猴”（2：291），“某些物种古怪的习性”（Origin，212），以及“一切生物之间的相互适应所呈现出的美与无限的复杂性”（Origin，109）。

“生存斗争”这一章节中有些段落并不准确——甚至是不正确的，诸如“自然的战争并非永无休止的”，受害者“没有感受到任何恐惧”，以及“死亡过程普遍是迅速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女儿夭折时，这种观念并不具有任何慰藉的力量。然而可以肯定，这一章绝不仅仅是在论述斗争；在其“斗争”观念中，包含着许多类似于爱的东西，这正是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而更重要的是，这篇著作蓬勃的生气中没有弱点。它表明达尔文自身也如同他的主人公“自然选择”一样，深深地关注着有机生命中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并且极其细致地、满怀爱意地记录着有机生命（别忘了，他声称作为科学家，他为数不多的特长之一就在于其观察能力）。要说他的理论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幸的消息，诸如世界对人类漠不关心以及人类与其他各种生物之间的物质联系，那么这仅仅讲述了故事的一半。达尔文的世界仍然充满“宏伟壮丽的奇观”。诚然，正如大多数博物学家一样，他将自然描述为“她”；诚然，他之所以能有独到的发现，能提出他的论证以及他的隐喻，是因为他可以依靠投资铁路所得的利润谋生，可以花钱去参加一次意在为英国海军绘制世界海岸线地图的远征。要说他不属于普拉特所描述的那种帝国主义传统，那只能是违心的，然而达尔文的浪漫主义唯物论始终坚持有机的隐喻，而不是机械隐喻，而且从本质上讲，达尔文的浪漫主义唯物论也并非隐含着统治意味。

丹尼特的算法规则去除了这些有机的隐喻——这种策略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是在想象力上却丧失了很多东西——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母性，即便他本人曾否认过这一点。达尔文承继的启蒙思想，并不必然要清空世界，也并非不可避免地朝向对世界的统治。对于祛魅问题，达尔文的论证并没有将世界完全解释清楚；它使世界呈现出惊人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美，而且使我们体验到的世界——现在是可以解释的（或者是有可能得到解释的）——更加迷人，更加耐人寻味，更加美丽动人。至少对我而言，达尔文的论证使世界变得更加清楚明白，同时也更加神奇——归根到底，在这种视野中事物自有一种宏伟壮观。

我一直在试图分析处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达尔文身上各种偶然性所呈现出的复杂因素，以及他的思考方式与写作方式，并试图从中抽取出一种愿景：这一愿景既有科学的价值与解释能力，又认同赋魅的世界观念——或者，至少认同贝内特所描述的赋魅时刻。我一直在试图提出一种观念：一个完全世俗化、可以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的地方，其本身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如此丰富多彩、生气勃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它。我希望通过达尔文来重新审视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即科学家就像科幻小说中的怪物一样，一心只想追求知识，以至于他（甚或她，不过通常较少见）会冒险放出一群疯狂的食人恐龙。理性与想象之间的划分需要重新进行思考。达尔文自觉地将两者混淆起来；他的工作证实了，他那些创见性的好观念，是怎样依赖于他本身的存在和他所持有的偏见。

我试图借助达尔文来书写的赋魅叙事，是基于詹姆斯已经阐明的那种哲学传统，对此，大卫·威尔逊最近在一种很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下声称：严格的理性话语并不必然会压制人类各方面的情感。康诺利表示，赋魅、情感作用以及惊叹与敬畏的能力，是西方世俗主义一直缺失的部分。威尔逊将宗教说成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机制，并指出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对人类来说也可能具有价值（营造群体忠诚的作用更不必说），就像理性论证一样。以丹尼特为例，理性主义论证的要点在于：最具有适应性的行为，无论多么痛苦、多么艰难，都敢于直面好科学所揭示出的“真理”。

我们可以理性地分析非理性的价值；我们可以认识到，就达尔文取得的成就而言，浪漫主义激情、甚至中产阶级的家庭价值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例如实证主义者）虽然未能使人们相信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试图将情感注入对世界的理性理解中，并不在意这项计划有多么艰巨。如今在我看来，这项计划依然极其重要。通过考察达尔文辗转提出理论的过程，以及他利用理论来解释越来越多的世界现象（当然，也包括人类行为）的举动，我们可以认识到，即使他进行祛魅的工作，他的语言也在暗中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赋魅。这儿不可能有达尔文式的宗教，但却会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以最严肃的世俗化和理性态度去感知世界的境况，与威尔逊和涂尔干（Durkheim）视为人类生存之根本的宗教品质，并不是不相容的。

我已经将达尔文当成了一个典范，他为我们指明了科学与世俗在一个赋魅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达尔文虽然是独一无二的，但他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一个有钱人或许更容易满足于彻底清除了超然的可能性的世界，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态度，这种情感，对所有人来说几乎都是可以企及的。应当承认，即便丹尼特也称这个世俗世界为“神圣的”。达尔文式的赋魅意味着对生命的多样性的一种敬畏与爱的态度，也意味着一种意识：自然随着地质年代的展开而形成的多样性和无与伦比的变异性，不仅依赖于我们自身感知明显差异的判断力，还依赖于我们的家族相似性——从鱼类到蝙蝠，再到人类。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初次见到火地岛人时所感到的震惊与恐惧从未消失，然而，正如德斯蒙德与穆尔所指出的，他深刻的种族意识促使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的由来》中的观念，他坚决主张：在完全真实的生物学意义上，我们大家的确都是兄弟。他试图摆脱诉诸神的解释或道德判断，一心寻求真理，在此过程中他阐明了自身种族与其他人种间的亲属关系（这偶尔令他惊惧不已，尽管他完全同意他与猿之间的关系）。达尔文永远无法爱上火地岛人，也无法相信他们在进化上与他自己的种族和阶层处于同一水平，但是他的“科学”打开了这种可能性，正如它曾打开了雌性选择的可能性。这也打开了家族之爱的可能性，因为它意识到这种爱并非精神上的，而是血缘上的。达尔文完全承认而且默许自然以各种方式形成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掩盖了很多人类中心主义者不想知道的内容。达尔文确实具有拟人论思想，但是他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即他凭借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将自身及文化的假定投射到他满怀关注与爱意去研究的生物之中，与此同时，他绝不允许自己得出这样的假定：这些生物所做的、它们的选择方式，以及它们先前的发展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望。诚然，我们彼此相关，但是自然的运行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而被设计的。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那个更友善、更温和的达尔文，通过拒绝将自己的价值观与欲望强加给自然，最终成就了这种友善与温和；相反，他利用这些价值和欲望，尽可能地去弄清我们究竟是如何彼此相连的。

因此，达尔文迈出了最初的一小步，沿着他的道路，我们可以走向一种赋魅，这种赋魅不是依赖于人类中心主义者对世界的想象，而是依赖于拟人论的想象；引人遐想的隐喻之所以能促使我们去理解世界、热爱世界，恰恰是因为它拒绝与我们相似——无论“我们”可能是谁。我儿子的保险杠贴纸上所写的并非夸夸其谈，也并非一句笑话：归根到底，“达尔文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