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学习对当代教育学的五点启示

研究性学习对当代教育学的五点启示

研究性学习对当代教育学的五点启示

研究性学习与传统课型的最大差异在于，破除了教材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三中心”论，把学生从被动的受支配的位置解放出来，于是，可以有下列演绎：

1.反映在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从关注教师主体的教授行为，转向关注学生主体的学习行为。因此说，研究性学习是对传统教学论的叛逆。在这个重大的关节点上，即从传统的师生的从属关系，转化为师生的平等关系。如果研究性学习的这种“平等”辐射到其他课程，可以说，其意义将远大于这种课程本身的价值，因为，教育观念的变革，远大于行为的变革。

人们不该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上最顽固的基因是“上智下愚”。慑于理论界的教学民主的压力，教育界出现一种令人费解的说法：“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既然你们教师主导了，主体焉存？这种文字游戏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在整个教育思想起点上，那种傲视式的居高临下，根本不存在“下”的所谓主体，即使有，也是教师赐予的。世界上凡是赐予的东西，就随时可以收回，所以赐予是靠不住的，并且这往往是一套骗术。

2.反映在教育学的评价标准上——从终结型评价转向过程型评价。我以为，应该是一种非升学为目的的评价；是一种真理不一定在老师手上的评价；是一种拒绝优劣型或正误型的评价；是一种无标准答案的评价，或者说是一种非成人化或以社会功利为标准的评价。在新奇的追求或想象力的发散上，学生得到的是激励的评语。因此，看到媒体上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各地的某些实验，我实在有些担忧，那么响亮的课题，那么精确的难度，那么恢弘的气势，虽是诱人，却应该是科学院的专家们做的，失去了青少年的稚气，看不到学生思维的飞翔。

3.反映在教育学的课程目标上——从功利性走向人文关怀。历来的课程改革，都伴随着教育宗旨的变化，从柏拉图的理性公民起，到基督教的民主公民，再到工业化的精英公民，现在的走向是什么？可能是21世纪的善良公民，即既具有科学精神又懂得人文关怀的公民，不用科学和技术残害民众，不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从教育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转向对个人的身心关怀，当然包括对青少年时期的兴趣关怀。

4.反映在教育学的观念宗旨上——从知识的桎梏走向智慧的放飞。教育要面向哪里？邓小平同志说，教育要面向未来，什么是面向未来的东西？只有智慧，只有创造性能够面向未来。可是，几千年来的教育无不围绕着知识，无论是传道授业解惑，还是课堂教师书本，都是在既定知识的框架中，这是一种典型的面向过去的教育。人们不会忘记，那些记忆式的考试，复述式的测验，学生像一个个不太准确的硬盘，记录着前人的知识，其后果是，考分愈高的对书本愈是虔诚，对既定知识愈是膜拜，其创造精神（怀疑、批判、求实等）则丧失得愈多。

5.反映在教育学的方法论上——从知识的积累走向方法论的扩散。如果把知识看成砖块，那么方法论则是砖块的结构。高明的建筑师，不能说是砖块的堆积者，而是砖块的结构者。奇美的结构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形成新奇的结构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反映出一个人的大智大慧。上述关于研究性学习的哲学分析，至少反映了另外一种含义，即”放飞智慧”。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知识，作为教育学的大厦最底下的一块砖石，一旦挪动了，智慧才可能进入，智慧与知识互补地闪烁光辉。

也许，就在这种不经意的“放飞”中，教育学上的多元智力论，如语言—言语；逻辑—数理；视觉—空间；音乐—节奏；身体—运动；人际—交往；观察—辨识；实践—动手；自我—反省；存在—思考；联想—想象，就可能从不同角度映射到不同的学生身上（包括那些双差生身上）。作为一种课程形态，“研究性学习”课程的背景上，或许孕育着一种新思维，即一种新教育哲学。

“研究型课程”意见提纲

陈桂生

引　　言

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2001—2002学年开始试行。这个课程方案颇多新意，所谓”研究性学习”或“研究型课程”便是其中最有新意的构想。

早在这个《纲要》颁布以前，关于“研究性学习”、“研究型课程”的议论即已沸沸扬扬，若干地区、不少学校得风气之先，已经着手试验；惟有关“研究型课程”的议论与报道，虚实难辨，一般教师对这种议论，将信将疑。不少校长明知这种课程的设置势难回避，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实际困难的考虑，不免感到困惑。究竟什么是“研究型课程”？它与“研究性学习”是同义语还是有所区别？为什么要设置这种课程？它到底是否可行？是否普遍可行？怎样实施？这里试就这些问题提纲挈领地陈述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