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属于希腊城邦吗

城邦制度的背景与城邦社会学的视野

柏拉图生当希腊城邦的危机时代；而到亚里士多德时，城邦已经分崩离析。马其顿的兴起，使一切城市国家都成了过时的陈迹，而他们对这一切几乎无动于衷，“全部讨论谈的都是城邦”（罗素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没有一个设想过不同于城邦秩序的别的社会秩序，他们只是追溯往昔，用灰色的理论描绘已变成灰色的生活，一如“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⁵⁰⁾。柏拉图精心描绘其理想的国家，甚至不关心他生活时代的政治现实，理想国仍只是一种理念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十分熟悉许多所谓野蛮部落的生活样式，但他同样未能超出城邦的眼界。正如熊彼特所说，希腊哲学家“是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个宇宙（其中包括全部思想世界和其他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⁵¹⁾。为什么城邦的制度成了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顶峰的希腊科学面前不可逾越的障碍？探究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希腊社会思想的基本旨趣。

造成希腊思想局限于城邦视野的主要原因乃是城邦制度本身。任何思想与知识均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思想尤其如此，因为社会思想不仅衍生于其环境，事实上，社会思想更是以社会环境为其基本研究对象。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与现代人的政治共同体十分不同，就我们现在的论题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诸方面。

（1）城邦是规模有限的社会。除斯巴达外，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较为广阔并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治理之下的国家，而雅典的面积亦不过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城邦之间固然存在许多差异，但希腊人毫不怀疑，存在着一定的尺度或规模，是城邦不应超越的。他们认为，城邦应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这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能将所有其他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可将国家的所有职能置于其监察之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是大到足以自给生活之所需，又要小到观察所能遍及。由此看来，城邦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共同体。

（2）城邦是结构复杂的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其社会阶层的繁复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异的悬殊上。在组成城邦的居民中，自由民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奴隶只被视为物而不被视为人；人数众多的外侨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虽世代居住在城邦内，且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公民权，也不构成城邦的一个基础部分，因为只有那些出身于其父母双方皆为公民的家庭的人才是公民⁽⁵²⁾；换言之，血缘身份在城邦的社会分层中仍保持其极大的重要性。

（3）这样，与其说城邦是一种有着共同地域并受治于同一政府的居民共同体，不如说是一种藉出身而享有参与政治事务之权利的特权者的共同体。在谋生方面，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而在完善生活与人性实现方面，他们本质上是“社群主义者”。这样，就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一种同类感、社区感和同胞爱，这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观念，是城邦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成分。polis一词的原意即为“公民之家”，希腊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其他公民是时时发生关系的，他们的生活以市场、广场、剧场为中心，这些场所犹如他们的大家庭。这种联结城邦公民于一体的纽带是多方面的（如身份的、民族的、宗教的及社会的）和强有力的。对他们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他们的宪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法律结构，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古希腊一切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旨趣是致力于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对希腊人来说，关于城邦的理论既是现代狭义的政治学，同时又是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

正是这种城邦共同体的背景，决定了希腊社会学的视野。一方面，古典希腊思想，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起他们之后直到黑格尔之前的绝大部分思想包含更多的社会学洞见；另一方面，由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区生活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竟使得大多数希腊思想家不知区分国家和社会，亦不能想象不同于城邦生活的其他生活样式。城邦文化的一体感和认同感造成希腊思想的城邦狭隘性，“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⁵³⁾。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城邦的和文化的社会一致性，就愈是坚持一种如“华夷之分”的自大态度，自视为“天之骄子”，视周邻民族为“野蛮人”。这就难怪他们对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 Great，前356—前323）给地中海世界所造成的彻底变革几乎没有察觉，仍在力图使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城邦回光返照，从而丧失了思考与说明当代生活现实的敏感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希腊社会思想业已走到了尽头，下一时期，即古代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的社会思考兴趣将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