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可以说，《哲学的贫困》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的核心方法，是透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也是从生产力的事实出发理解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

马克思站在黑格尔的肩膀上开始了自己的思想征程，他原打算与鲍威尔合作撰写一部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著作，试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无神论的结论，由于参加《莱茵报》的编辑工作，这一写作计划未能施行。马克思1842年至1843年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虽然和卢格一道卷入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但很快就突破了卢格的政治哲学框架。如果用一个核心概念来概括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它就是“自我意识”，对宗教的批判、对现实政治自由的诉求都基于一种自我意识哲学。《莱茵报》工作期间的“物质利益”问题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以便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马克思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他颠倒了黑格尔哲学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得出市民社会是主语，国家是谓语的结论。但马克思很快就发现，要进一步批判市民社会，就不能仅仅依靠善良的愿望和哲学谩骂，答案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寻。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进入了马克思的视线。

“生产力”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著述中，有一个逐渐深化和成熟的过程，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诸多著作、手稿和笔记中，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反思了“生产力”问题。根据MEGA2第一部分第2卷的刊行情况和所掌握的现有文献，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其中，马克思两次使用生产力，6次引用生产力，包括引用了魁奈的“土地的生产力”、萨伊的“自然的生产力”、斯密的“劳动的生产力”等观点。总体而言，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生产力”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内，它与哲学批判失之交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意识到“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对于理解历史的重要性，为生产力概念的变革做好了理论准备；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对李斯特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做了哲学批判，使生产力概念开始走出经济学的视域；《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其中结集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材料，通过研习以往的研究成果，与恩格斯、赫斯等人交流，也包括与其他学者论战，马克思终于彻底变革了“生产力”概念。通过“生产力”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阐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接与生产力相对应的范畴是“交往形式”，即人的物质交往活动或劳动的社会条件，交往形式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以表述生产关系的范畴。交往形式主要指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社会条件：一是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条件，即把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的社会条件，如劳动组织的形式、所有制形式等；二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即作为自主活动的条件的交往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作为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条件同作为个人自主活动的社会条件统一时，人们的劳动才能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自主活动，这时所生成的力量才是生产力；反之，如果交往形式一方面是人们生产自己物质生活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却是束缚个人自主活动的桎梏时，人们的劳动也就成为“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这时它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6)，而这一观点正是“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并在《哲学的贫困》中被应用于批判蒲鲁东。

1846年5月至11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们谋求这部著作出版的关键时期，恰在此时，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发表。1846年11月1日，安年科夫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时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这部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47)可见，安年科夫写信的目的是想知道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一书的看法，也就是对蒲鲁东的经济学的看法。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是第一次直接运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得出和论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或辩证运动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对分工、私有财产、垄断、竞争等重要的经济学范畴进行了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这封信同时展现了马克思所持的方法论原则，即对各种形式的生产以及对各种理论具体的、历史的态度是任何真正科学研究的基础。

依据马克思本人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首先，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蒲鲁东自认为他在《贫困的哲学》中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但是他的哲学出发点却是“关于上帝的假设”。因此，蒲鲁东与马克思，乃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不是从绝对理性回复到人本身，而是从现实走向神学。这就表明蒲鲁东对当时德国哲学批判宗教的主流是多么孤陋寡闻。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的哲学基础是法哲学，而在《贫困的哲学》中，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以不断流逝的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48)。马克思断然不能接受蒲鲁东的这种“胡说”，他以巨大的说服力详细阐述了经济范畴的实质，即经济学范畴只是现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原有或现有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抽象。蒲鲁东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都没有研究生产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不清楚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产生以及为什么产生，它的发展趋势如何。在蒲鲁东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如封建制度；另一种是天然的，如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使生产力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的关系，它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马克思的理解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人为的，而且具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力的任何改变都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无法想象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动，这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符，同样也不可能允许生产关系永远保持不变。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9)

在蒲鲁东的著述中，分工、信用、货币等各种经济学范畴也是原地不动、固定不变和永恒的。所以，马克思不得不时而与作为“哲学家”的蒲鲁东进行论战，时而又与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进行论战。蒲鲁东的体系正是英国经济学和德国哲学中不正确的和腐朽的简单凑合，这不仅导致错误理解经济学范畴和现实经济过程的关系，而且极大地歪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反对蒲鲁东的论战实质上是批判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首先是反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论战。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强化了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所批判的蒲鲁东的经济学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解概括为：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50)

反之，蒲鲁东的整个理论思考都是建立在抽象的法权基础上的。对他来说，人类自由及平等的实现，不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法权即支配着社会的那些原理之尊重和遵守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他是站在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建构其经济矛盾的体系的，他就是要用这种虚构的、在他看来能凸显支配着社会的那些原理的体系，来彰显他对社会走向未来希望之路径的认知。

马克思对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论述，就是直接针对蒲鲁东思路中的漏洞的。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不具备关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知识，不了解现实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发展既有生产力的维度，又有社会关系的维度，人们在生产呢绒、麻布的同时，也根据其生产力的条件生产出了他们在其中生产呢绒、麻布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性质是随着相应的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蒲鲁东由于放弃了现实经济关系的线索，因而在他的理论视阈中，经济发展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这样，当他去研究分工时，就必然会从“分开来工作”的角度来理解分工，而看不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工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当他去研究机器时，他必然不可能把握住机器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而只可能把它虚构成能够保留分工的好的方面、消除分工的坏的方面的一个神秘范畴。蒲鲁东在解读其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其他范畴时，通过某种思辨的公式来建构起所谓的社会存在的一切原则和全部希望。而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的双重维度及其历史过程性的揭示，只有通过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

其次，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蒲鲁东不可能把经济范畴理解为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他只可能倒过来把现实经济关系理解为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化身。他自己所要做的是从所谓的哲学家视阈出发来重新研究这些事实，并努力找出存在于这些事实中的“精神”或“原理”。由此，他也无法理解克服这种混乱状态的关键，并不在于从抽象的法权出发来找出支配社会的原理或精神，而在于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真实地推进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现实生产关系的一种理论表现，它根源于现实的生产关系，并且随着现实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看来，把握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生产过程理解为物的生产过程，而且还要把它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如果不考虑再生产过程，尽管可能会谈到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过程，但对“一定的生产关系”的理解必定是抽象的。蒲鲁东就是如此，当他去解读分工、所有制等生产关系形式时，由于他不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因而只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把它们界定为固定的、抽象的概念。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把握住了这后一个理论层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观念和范畴。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分工形式，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即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社会化分工形式就出现了。由此，用抽象的分工概念来说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分工形式，必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这是马克思对蒲鲁东在经济范畴的理解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还会走出第二步，即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及暂时性的解读。

再次，生产力是基于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论述了阶级的存在及其历史作用，这就比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更进一步，并且实现了对蒲鲁东的超越。蒲鲁东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良建立所谓“公正”的社会制度，而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哲学的贫困》中有许多篇幅是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历史道路及其发展的形式和趋势。他提到了资本积累、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分工、地租、农艺学等诸多经济学问题，他所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变为雇佣工人，这些工人在和资本家斗争中会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受到来自地主、矿主、工业、交通、银行、金融信贷等资本的多重压迫，资本家为了保持有利的经济条件也会联合起来并形成坚固的反动势力。马克思指出：

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51)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更加清楚地表述了生产力概念中包括人本身，他指出：

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52)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实际上，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用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点的社会发展观有力地打击了蒲鲁东虚构的形而上学发展观。马克思不仅看到了阶级对抗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把握住了基于阶级对抗的历史观，即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的。再进一步，马克思此时还致力于探讨阶级对抗的规律，即推动生产力以及整个历史过程向前发展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阶级对抗的内容的理解上。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从分配关系的角度，即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矛盾性。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显然还无法像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那样，准确地解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内容，因为只有真正达到生产关系而不是分配或交换关系的层面，才可能完成这种客观的解读。马克思后来的那种从剩余价值剥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述思路，在此时这一阶段显然还不可能出现。

最后，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及经济范畴的变化。

如果仅仅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这对于完全驳倒蒲鲁东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蒲鲁东看来，现实经济关系都是跟不具有合法性的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马克思要想批倒蒲鲁东，除了要强调作为经济范畴之现实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客观存在性之外，还要从这种现实生产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进程的真实道路。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经济范畴的变化并不对应于蒲鲁东所谓的社会有机体的抽象规律，而是根源于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并非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通过“某种复杂的公式”即使对立双方互相吸收、相互协调来实现的，而是由生产力的变化所带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范畴放置在现实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清晰地解释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关系基础，而且还阐释了经济范畴及其所表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及暂时性，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力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就是希望通过这种阐释，来对社会进程的真实状况作出全新的说明，以打击蒲鲁东对它的形而上学解释。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的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撇开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思路，从现实经济过程中的客观矛盾运动的角度，来阐释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实现路径。在这种具有强烈历史感的社会发展思路面前，蒲鲁东建立在抽象法权基础上的社会改革思路就显得十分空洞和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