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至世纪年代末期

十月革命至世纪年代末期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主导着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图赫舍雷尔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巴加图利亚与维戈茨基合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维戈茨基的《〈资本论〉创作史》、马雷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和《政治经济学史》等等，他们力图从《哲学的贫困》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这两方面证明，“这部书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6)

关于《哲学的贫困》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地位，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公开的科学阐述。这种认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发挥。列宁评价说，《哲学的贫困》的巨大意义在于，“对蒲鲁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批评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其“特点是经过严格考验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部分来说，这一著作叙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科学世界观的基础，并且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正经典著作的水平”。(7)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比较准确地评价了《哲学的贫困》：“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之点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阐发。……正是在反驳蒲鲁东的这部著作中，他以一种无往不胜的论战所特有的令人信服的明确性发挥了这些原理”(8)，从而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雷什鲜明地指出，“在哲学方面，《哲学的贫困》完全是成熟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以前的著作，首先是《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的那些奠基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9)费多谢耶夫则指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通过出版物科学地，虽然还是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他主要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发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0)卢森贝发挥了恩格斯的评价，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表述的一些原则能够成为制定无产阶级的纲领的依据，并且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第一次最充分最全面地（与马克思先前的一些著作相比较）被推广去说明社会的经济生活，被应用去研究通过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从而，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梅林认为，1847年的马克思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国外学者们普遍不同意这种观点。马雷什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对马克思的贬低，“虽然马克思也从李嘉图那里借用了一系列原理，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到了1847年，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11)费多谢耶夫则从批判蒲鲁东的角度委婉地驳斥梅林的观点，认为蒲鲁东“重犯了英国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布雷、汤普逊等人的错误，这些人都企图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公式中，特别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论出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在1845-1846年的科学研究中已经揭露了这些企图是空想的。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的‘科学发现’同布雷和这一流派的其他作家的空想计划是相似的”(12)。卢森贝也指出，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与李嘉图的学说作对比，决不是说自己就是他的学说的拥护者，而是与之划清了界线。

关于《哲学的贫困》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具体贡献，很多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规范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科学术语。由马克思独创的“生产关系”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这个范畴最初萌芽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具形态，但此时马克思还只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来表述“生产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具有多义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只具有一义性，从而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确切的术语，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把生产关系称为‘交往形式’，而是称为‘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此外，在《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力”的概念也前进了一步，“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13)

第二，明确了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4)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之外又一重要思想，即“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重要思想：一方面，在反驳蒲鲁东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断言在社会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时，生产者通常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们遇见的某种生产力及其组织形式——生产关系都是现成的。……生产者每次并不是他的‘自由意志’要他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而是他的实际可能性和他的意志以外的现实情况要求他生产什么才生产什么……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15)另一方面，在批驳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历史的议论的“奇怪的手法”时，马克思指出，社会形式是历史的产物。同时，马克思还证明，无论封建主义关系还是资本主义关系都是历史上暂时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已经接近了关于经济形态及其顺次更替的学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这个学说已经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表述。

关于如何估量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程度，国外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20世纪50年代以前，比较流行的是阿多拉茨基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之后，到1847年已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并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16)卢森贝在194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中基本上持相同态度，他认为“《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17)。后来，他又重申并阐发了这个观点，认为“对‘劳动——商品’的新理解中已经打下了它的基础。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讲的还是‘劳动的价值’，但是，第一，他揭示了劳动这种商品的特殊属性：它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本身的价值。第二，马克思指出了这个多余部分以利润的形式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不违反价值规律”(18)。因此，“《哲学的贫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也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

维戈茨基不同意阿多拉茨基和卢森贝的看法，认为他们对《哲学的贫困》成熟程度的估计偏高：“未必能说在《哲学的贫困》中有对‘劳动——商品’的新理解。至于说到‘劳动——商品’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本身的价值，那么斯密和李嘉图已经认识到这点了。……尽管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已经非常接近于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解决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加以证明。”(19)

维戈茨基从以下三方面证明，《哲学的贫困》是包含马克思经济理论萌芽的著作，或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是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理论过程的起点。第一，在《哲学的贫困》阶段，马克思没有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作彻底的、科学的批判，只能说明马克思经济理论处于萌芽时期。维戈茨基认为，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经济学观点的成熟标准。1844年，马克思完全否认劳动价值理论，意味着不存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所必需的出发点和前提。到了1847年，马克思放弃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全否定态度，开始坚持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克服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因而也还没有制定出他自己的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包含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是涉及它的一般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得出的对价值的一切基本规定，同李嘉图所作的规定是一致的。”(20)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刻全面的批判分析，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这个时期业已制定的证明。第二，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是其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基本赞同李嘉图货币理论，即“货币数量论”，只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来看待。马克思写道：“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21)维戈茨基指出，“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的必要性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解决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22)这个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制定了他的价值理论，作为其结果之一才有可能解决。“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所制定的货币理论，同时也就成为马克思只是在这个手稿中第一次创立自己的价值理论的重要标志。”(23)第三，马克思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进行论证的程度，也是他的经济理论在不同时期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维戈茨基列举了马克思对待工人联合会为争取提高工资的态度来说明。他指出，由于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还赞同一个错误观点，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正常价格与实际上最低限度的工资是相等的”(24)。因此，尽管在《哲学的贫困》中专门有一节讲罢工和工人同盟，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工人联合会及工人所进行的罢工斗争的政治意义，却“低估了工人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工人联合会活动来大大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可能性”。到了1853年，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中，对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斗争的提法就已经不同了。他说，那种“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会引起工资的变化和与此有密切联系的雇主和工人之间经常不断的斗争。因此，维戈茨基认为，19世纪4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创立自己经济理论的起点。“为了完全克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应当阐明自己的理论，而这一点马克思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做到。不过，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非常接近于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了。”(25)

维戈茨基的观点被大多数学者采纳，他们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虽然论述到剩余价值问题，也相当接近于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问题，但在当时并没有加以科学论证，因此，如果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或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那是不恰当的，那就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了马克思后期成熟著作的价值。马雷什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写道：“毫无疑问……《哲学的贫困》使人确信，马克思在当时不仅总的来说很了解利润来自何处……但是这种一般的知识还不能决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特点及其超过资产阶级古典作家学说的优越性。……说实在的，直到1848年马克思所达到的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的了解，还不可能有剩余价值理论。”(26)马雷什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哲学的贫困》无论如何还不是经典著作，其中也没有足够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经济学依据”(27)。尽管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把自己称为德国经济学家，“但是不能不看到，到1847年的时候，马克思较为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才仅仅3年多一点时间。恩格斯回忆说，‘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经济学观点的完整体系还没有形成。某些观点暂时还处于胎儿时期。”(28)费多谢耶夫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中也采用了维戈茨基和马雷什的观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剩余价值的一些最初原理。这些理论是他在后来写的著作中发挥的。这本书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方面公开发表的处女作。”(29)可见，很多学者对《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价值估量不同，但都认为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综上所述，《哲学的贫困》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文本，其历史价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国外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与发展史角度审视《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相关解读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该文本的重要思想内涵，这对我们理解《哲学的贫困》的历史价值并生发其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哲学的贫困》发表1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在深入解读的同时把握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与“劳动的价值”的历史性书写及其实践启示，探求促进当代社会发展的科学路径。

总体看来，苏联和东欧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对新“世界观”的完整性，特别是唯物史观缺乏应有重视。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全文在1932年的公开发表，出现了一个研究的热潮，他们把《手稿》看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尽管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等著作中，都提到过《哲学的贫困》，但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重视《手稿》而忽视《哲学的贫困》，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认为《手稿》是根据辩证法来论证共产主义，而不是依据马克思在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倒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在《卢梭和马克思》中，对《哲学的贫困》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侧重的仍然是“科学的分析辩证法的产生”，对唯物史观同样不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