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末期至现在

三、引智的第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现在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的观念不断转变,我国的引智工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环节是: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重要讲话,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93年,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继续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国家人事部依照《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专门成立了以研究拟定和监督执行智力引进项目及其成果的鉴定推广,开辟智力引进渠道,建立完善的智力引进服务体系为核心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成立,各省、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的设立,使我国的引智工作正式走向了宏观指导、系统决策、规范管理、协同发展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重点由单纯重视技术与设备的引进,转向重视人才、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以及思想观念等的引进。特别是大规模开展了加强对留学生的派出与回国工作的管理。

(一)引进技术、专家状况

1.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

“十五”期间,国家外国专家局在为高校引智服务上进行了多种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引进活动和对外培训项目。例如,高校师资外语培训项目、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春晖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和“111计划”等。另外,我国留学人员回国后也做出了贡献,表现在,抬高了学术起点,带动了学科建设,造就了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提高了科研能力与水平,繁荣了国际学术交流。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与国家统计局统计:“十五”期间,境外来中国内地工作的长短期科教文卫专家(含港澳台)情况如表1-7所示。外籍科教文卫专家在华工作最为集中的单位就是我国的高校。

表1-7　“十五”期间,境外来中国内地工作的长短期科教文卫专家情况

2.我国各级政府采取多种途径从国外引进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地从国外引进各类科技人才,特别是海外的华侨、华人。其中比较常见的引进途径是:①由经济部门随引进设备合同引进的科技专家、经济专家、管理人才等;②由文教部门随科研计划引进的科技、文教专家;③由科技部门随交流计划、科技合作项目等引进的专家学者;④由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随生产经营需要请进来的各种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者;⑤由侨务部门、外事部门、统战部门根据政府需要,对外侨务活动和联谊活动需要引进的学者、专家等。据不完全统计,1985～1994年,引进国外技术项目约5000多项,聘请外国专家1万多人次,聘请经济合同类专家16万人次,由教育系统聘请的外国专家近2万人次,其中华侨、华人及港澳台胞约占80%。

这些人才在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有的在宏观决策、行业规划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担任顾问;有的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在引进的同时消化、吸收新技术,开发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有的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骨干;有的踊跃投资办学,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育思想;有的热心牵线搭桥,积极引进国外人才。从华侨、华人在其所在国的巨大成就也反映出我们引进国外智力的潜力所在,反映出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的生命力所在,反映出我们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强盛的人才资源。

(二)留学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现在,我国的留学状况共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府选派出国留学人员采取的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方针。这一时期,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留学人员主要以理工科人员为主。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政府进一步放开自费留学政策,同时对自费和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计划进行调整,包括选派、管理和回国发挥作用三个重要环节,反对盲目留学。这个时期,出国人数剧增,形成“留学热”。1992年至今,国家彻底放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出国留学工作步入正轨。公费出国留学政策也有重大改革,与以往相比,更加注重选派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学成回归率也有较大提高。

1.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

1978年8月4日,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指出,这次主要是增选学习理、工科(包括农、医)有关专业的人员。1979年12月20～29日,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今后选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方针是:在确实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要广开渠道,力争多派。在选派工作中,必须坚持以培养高等教育师资为主、以自然科学为主、以技术科学为主的原则,兼顾其他方面的需要,并以选拔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1980年10月28日～ 11月8日,教育部、外交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财政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认为,派出留学人员仍应以自然科学为主,适当增加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名额。

这一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自1978～1981年,中国向五大洲5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共10356人。其中,教育部派出7456人,主要人员情况如表1-8所示。

表1-8　1978～1981年底教育部派出留学人员情况

此外,其他部门和地方自行派出的留学人员与该时期教育部派出的留学人员的学科分布比例基本相同。从1979～1981年间,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比例逐年上升,而学习和研究语言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这与我国当时的政策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留学生工作兴起并出现高潮的时期。1981年1月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外交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指出自费留学是全国留学工作的一部分,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这一开放政策迅速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的升温。据统计,至1986年时,全国每年自费出国的人数与三年前相比增长了10倍。这一时期公派留学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1981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中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通知》,第一次提出单位也可派出留学人员,从而使派遣工作出现了多元化和多渠道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留学人员绝大多数被派往美国、英国、加拿大、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同时,这一阶段中国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学生的回国问题。1982～1985年,中国向63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共14988人,其中进修人员、访问学者为8830人,占58.9%;研究生5573人,占37.2%;本科生595人,占3.9%。学成回国的8060人,占53.8%,约为1978～1981年期间回国率26.8%的两倍。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

由于自费留学政策的放开以及出国留学渠道的增多,我国先后形成了“留美热”、“留澳热”和“留日热”。出国人数的急剧增长,迫使中国政府在自费和公派留学生的政策上开始进行新的调整。1986年12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新的留学工作方针。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座谈会,会后,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的通知》强调,整个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包括计划选派、管理和回国发挥作用三个不可分割的部门,三个环节要同时抓。从1988～1989年两年间,在派出人员结构上,进修人员、访问学者的比例明显提高,研究生的比例明显下降。据统计,1978～1987年间,我国向76个国家公派留学人员46000多人,其中已有22000多人学成回国;同期自费出国留学的约有18000多人。这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10年间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成功的。但是,1989年以后,申请自费出国的人数大量增加,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外留学人员又采取“保护”性措施,不仅使大部分在外留学人员被合法地滞留不归,更为中国国内的出国留学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1991年,中国派出留学人员的总数由1989年的8万多人猛增到17万人,到了1992年,又增加到19万人。鉴于日趋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中国政府对出国留学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公派采用“限额申报、专家评议、择优录取”的办法,自费留学人员必须履行一定的服务期,坚持“博采各国之长”的原则,反对盲目派出,要求对公派留学人员在派出时就要考虑他们回国后的使用和安排。

3.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南方谈话。1992年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1993年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使出国留学工作步入正轨。为了贯彻这个方针,1993年7月3日,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彻底放开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与此同时,国家公费出国留学工作也进行了重大改革。1994年7月11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据此,国家教委决定成立国家教委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改革之后,从整体上看,选派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较过去有所提高,实现了较高的回归率,为我国经济、科技、教育事业培养高层次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96年至1998年底,以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方式派出的人共4776人,应到期回国的有1178人,已回国的有1098人,按期回归率达93.2%。

自200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回归率有明显下降趋势。《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如表1-9所示,1994～2001年,出国留学人员逐年增长,其中2001年的增长幅度最大,为115.5%,而回国的人数虽然也有增长,但幅度较小。即使考虑到留学周期对数据的影响,仍有大量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由此表明国家人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表1-9　1994～2001年出国人员与回国人员人数比较　　　单位:人

据教育部统计,到2006年底的28年间,中国内地有超过106.7万名留学人员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或自费留学三条渠道,前往108个国家或地区留学;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全部现有的学科门类,留学目的国主要集中在各个发达国家。2006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3.4万人,比上年增长12.9%,其中自费出国留学12.1万人,比上年增长13.4%。与此同时,2006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4.2万人,比上年增长21.3%,其中自费留学回国人数3.3万人,增长22.9%;国家与单位公派留学回国人数近9000人,增长15.5%。自1978～2006年年底,学成后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约有27.5万余人,仍在外的留学人员约有79.2万人,其中58.3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还有20余万人在国外工作并已获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已加入外国国籍;另外,还有因探亲、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留下工作的约30多万人。据计算,我国28年间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率约为25.77%,即略高于1/4。有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2/3留学生归国工作,1/3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而我国却呈现1∶3的倒比现象。这个数字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留学人才外流的状况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良影响,存在留学人才安全威胁。这种现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我们深思。

导致我国留学人才流失,回归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政策等社会因素,又关系到当事人个人与家庭的生存状况、心理预期、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不是独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影响、作用、制约和渗透,并且在不同时期也是有不同表现的。

据此分析我国留学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大致由经济、生存、家庭、学术、政治六个因素造成。经济因素:工作环境、就业选择、晋升机会、薪酬收入、预期收入、竞争压力和教育收费等;生存因素:社会和谐、居住状况、生活条件、教育公平、生态环境、舒适程度、服务设施、户籍制度和迁徙自由等;家庭因素:子女的教育与成长环境、配偶与前辈的态度等;学术因素:科研氛围、学术水平、创新条件、经费支持、预期成果和学术腐败等;政策因素:外交战略、国家安全、留学生事务、侨务方针、少数民族政策、移民及出入境管理、民主决策、用人制度、官员腐败、办事效率、教育体制;政治因素:民主决策、社会和谐、用人制度、公共管理、教育体制、教育公平、教育收费、官员作风、办事效率等。

近些年,面对出国留学人才流失,回归率低的问题,我国政府早已开始重视,并着手采取措施控制外流局面、抑制外流事态、争取回流形势,进一步解决“人才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创造并优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环境,提高其待遇,妥善安置其家属,采取相关鼓励政策等,吸引其发挥所学,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