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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

时间:2022-11-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是现阶段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基本要义,也是形成人民币双向浮动预期的必要措施,更是释放人民币长期升势压力的重要途径。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升值的现实基础。其次,增加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弹性是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一个途径。因此,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势在必行。

第四节 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

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尤其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关于汇率弹性扩大后能否形成人民币双向浮动的预期,人们有不同看法。2007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的公告》,宣布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由0.3%扩大至0.5%。从那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在技术层面上一直是浮动的,即在每个工作日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报价频繁变动,而且在上下两个方向变动。但是,也很明显的是,汇价的这种短时间之内的波动不等于在一个较长时间区间中的变动或波动。

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是现阶段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基本要义,也是形成人民币双向浮动预期的必要措施,更是释放人民币长期升势压力的重要途径。不能因为短期内可能出现的过度调整就缩紧汇率浮动空间,从长期来看,市场机制会促使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拢,而前提是人民币汇率具有充足的弹性空间。

一、扩大汇率弹性的担忧

前面已经概述了汇率制度改革的种种好处,但是一些人对扩大汇率弹性还是存在担忧。一个重要缘故是害怕弹性提高后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大幅单向升值,从而对实体经济带来显著不利的影响。

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单向升值,主要取决于近期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国外很多研究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但对低估程度没有一致的看法(参见Cline&Williamson,2007)。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也积极展开了对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或失衡程度的测算,虽然方法和变量的选择不同,但结果大致相似,都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没有出现较大程度的低估。例如,黄昌利(2010)、唐亚晖和陈守东(2010)、秦朵和何新华(2010)、李善同等(2011)都对1994年到2009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失衡程度进行了测算。其中黄昌利(2010)、唐亚晖和陈守东(2010)根据行为均衡汇率模型(BEER)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观测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交替出现低估与高估的现象,但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向均衡水平收敛的趋势,失调程度逐渐趋弱。秦朵、何新华(2010)认为,以往对人民币失衡的研究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因其选择的样本国或采用的经济计量方法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的幅度,2008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不存在低估。李善同等(2011)分别采用了基本汇率均衡法(FEER)、行为汇率均衡法(BEER)和扩张的购买力平价法(PPP)三种方法进行研究,发现采用FEER和BEER得出的结论相似,都认为大多数年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失衡在10%以内,现在已经升值到位,且有小幅高估(3%以内);扩展的购买力平价法显示我国汇率一直存在低估,但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失衡程度大大降低。目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处在比较合理的区间上,不需要大幅升值或是贬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1年,156~178页)。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升值的现实基础。中国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具有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这使得我国产品具有显著的相对国际竞争力,并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继续如此,从而造成了我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显著;并且中国的相对生产率(尤其是中国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显著地高于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人民币按照中国相对生产率的进步来进行适度的升值也是合乎经济规律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由相对国际竞争力或相对生产率决定的汇率变动应当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扩大汇率弹性的必要性

在第二节、第三节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进行汇率改革并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但是从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升值之间的关系来看,汇率弹性扩大的必要性还不仅于此。

首先,扩大汇率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由短期资本流入造成的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我们已经明确,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的趋势,但是短期内不存在大幅单向升值的基础,最多只是小幅升值。管涛(2011)认为,近期人民币升值预期之所以挥之不去,主要是因为汇率机制僵化和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无风险的单边投机行为,又造成了预期的自我实现。众所周知,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引发影响短期资本流入。如果将汇率弹性压缩在极小的空间内,升值预期无法实现,只能是越积越高,进一步促进短期资本的流入。短期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反过来又推动了单边升值的预期,形成恶性循环。只有扩大汇率弹性,才会在市场的力量下逐渐形成双边浮动的预期,抑制单边升值。

其次,增加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弹性是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一个途径。在实行钉住或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不是由国内货币当局所掌握,而是由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自由运动”所左右。人民币有效汇率客观上出现了随美元汇率变动而变化的情形,人民币对若干非美元重要国际货币汇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高度的波动性(参见张燕生、贺力平,2011,第79~90页)。因此,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地在美元与非美元之间采取“平衡型”路线,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浮动空间,减少人民币对任何一种重要国际货币汇率剧烈和过高的波动。

最后,只有扩大汇率弹性,才能真正减少汇率水平变动对经济的冲击。如前所述,人民币汇率在长期内存在升值的压力,如果维持汇率浮动的过小弹性空间,虽然在短期内减少了由于汇率波动引发的经济调整成本,但是人为地压抑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释放。客观存在的升值压力只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超出一定程度时就会一次性爆发,其结果只能是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因此,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势在必行。弹性扩大后,人民币汇率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逐步向均衡汇率靠拢,这一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短期内的汇率超调,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市场的力量会促使汇率回调并最终达到合理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元对欧元汇率波动的例子中得到证明。

图6-2显示了美元/欧元汇率在1999年1月至2011年8月的波动情况。在1999年、2000年欧元诞生的头两年里,欧元能否顺利运作受到市场上的普遍质疑,同时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股市的繁荣和美国相对于欧元区的高利率吸引了大批资本流入美国,导致了美元对欧元的持续升值。进入2001年以后,欧洲经济逐步复苏,欧美利差出现相反方向变动,欧元逐渐获得普遍认可和接受。美国曝光了一系列会计丑闻事件;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于2003年还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元对欧元贬值。2004年7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转向提高利率,欧美之间的利差变动再次转向,美元汇率出现回升。随着2006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停止加息和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元对欧元转为走低。1999~2008年上半年的美元/欧元汇率走势基本反映了美国与欧盟宏观经济对比情况。2008年下半年至2011年8月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元/欧元汇率的波动性明显增强:2008年下半年次贷危机波及到欧洲,同时大量资金回流到美国追逐安全性较高的美国国债,美元对欧元迅速升值;次贷危机过后,欧元对美元有所反弹;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并波及整个欧元区,美元对欧元再度迅速升值;2010年6月欧元再度反弹,加上2011年8月期美国国债评级下调,美元/欧元汇率基本调回到两年前的水平。

图6-2 美元/欧元汇率(1999.1~2011.8)

资料来源: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月平均数。

美元和欧元都是自由浮动的货币,其汇率水平由市场供求决定,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双向浮动运行,不断向合理的水平靠拢。自欧元诞生以来,美元/欧元汇率绝大多数年份都围绕着由美国和欧盟基本经济层面决定的水平浮动,即使出现短期的超调,也会在市场供求的影响下逐步反弹。同理,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后,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也许在短期内出现超调,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汇率会逐渐回到合理水平,并最终实现双向浮动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

综上所述,在人民币具有长期升值压力和短期升值预期的条件下,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是释放升值压力的必然选择。汇率制度改革不是人为地规定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多少,而是建立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使汇率真正由市场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决定,在足够的弹性空间内实现汇率的双向波动,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去自发寻找适宜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三、扩大汇率弹性后的风险防范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即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同时又要有效防范风险。其中风险之一,就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任何经济体都面临的外汇风险。汇率波动区间的放宽不仅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也对国内各方的外汇风险防范能力提出了挑战。

首先,国内企业部门需要建立和发展应对外汇风险的机制,提高外汇风险的应对能力。在过去一些年中,国内许多企业实际上已经在积极探索和运用各种应对外汇风险的工具和手段,并相对成功地应对了人民币与若货币之间汇率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今后,在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国内企业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外汇风险的应对能力。此外,国内企业应对外汇风险的意识应该进一步提高,按照“风险自负”的原则安排生产和投资,在决策上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其次,国内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提升应对外汇风险的能力。以往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资产和外汇业务相对少,外汇市场行情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总体影响较小。今后,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汇率弹性的扩大,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资产和外汇业务会显著增多,外汇市场行情的影响将会显著增大。而且,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国内金融机构势必会更多地涉及外汇衍生工具市场。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帮助企业部门应对外汇风险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吸收和放大外汇风险的一个场所。金融机构应当改善对外汇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确保风险防范机制的有效性。

再次,稳步推进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增强国内金融市场对流动性波动的适应力。人民币汇率体制弹性升高后,长期性和短期性跨境资金流动都可能增加。有的时候,短期性跨境资金流动可能出现更加频繁而剧烈的变动。只有发达成熟的金融市场才有充分能力适应资金流动性的松紧变动。展望未来,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频繁变动将成为一种常态。国内金融市场应当有多样化和多层次发展,并因此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挑战。

又次,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可信度。货币政策可信度与汇率体制弹性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在缺少货币政策可信度的背景下,汇率体制的弹性越低越好,因为只有那样货币当局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可信度。而在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运作已经获得足够高的可信度的背景下,汇率体制的固定性不再有必要,或者说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

最后,中国需要在多个国际层面增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和协调,尤其在东亚地区层面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进区域宏观金融经济和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在全球层面上,应推进对国际金融系统风险的防范,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增加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并争取降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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