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阈中“监控”理论探析

现代性视阈中“监控”理论探析——吉登斯“监控”理论的现代性审视

山小琪^[1]

摘　要:“监控”(surveillance)是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制度性四维度理论时提出的比较独特的概念，本文试图对吉登斯关于监控概念的内涵与类型、监控与公民权利以及监控与民族—国家发展中的行政力量等多方面加以解析，并对监控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作了反思。

关键词:监控　公民权利　行政力量

吉登斯是对现代性研究颇有影响的学者，他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吉登斯不苟同众多学者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制度性阐释:即现代性的制度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工业化的?他指出这种争论部分地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因为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种化约论:要么把工业主义看做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或者正好相反。但20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表明，现代性并不像以前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表现在某个单一的维度上，与上述的化约论相反，现代性是多维的。在综合考察现代性社会状况以及参考前辈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理论框架，即现代性制度的四维度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依照这一理论框架，他对现代性作了精彩的论述。在对现代性制度的理论的分析中，“监控”(surveillance)是吉登斯比较独到的概念，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加以解析，并对其现代意义作出反思。

一、监控的概念和类型

“监控”(surveillance)首先是吉登斯针对国家等社会组织的活动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这些组织正常运行的一个主要特点。监控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吉登斯指出:“‘监控’(surveillance)指两类互为关联的现象。第一种意义上的监控是积累‘业经整理的信息’，这可以被运用于管理个人的活动，它所积累的正是有关个人的信息。”^[2]在此，他认为监控重要的不仅是信息的收集，而且还有信息的储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信息储存是通过各种能成为记录形式的符号或遗迹而得以增进的。比如现代国家中的电子储存，如磁带、唱片、磁盘等，促使人们可获得的信息储存机制得以相当程度的发展。各种信息储存形式同时又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它超越了口承文化中人类互动形式的面对面交往，使交往从其原来与身体和面部所固有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吉登斯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监控是在特定机构或社会背景范畴内“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活动实施直接的督管”^[3]。“在具有明确边界的情境中展开的活动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支配者对这些活动所进行的监视乃至控制。”^[4]简单说就是社会组织中管理者对其管辖成员实施的各种直接管理与监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吉登斯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监控:一是指组织或机构通过收集和储存其成员的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料而形成的监控;二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其所属成员的活动实施的各种直接监督。两种形式的监控密切相连，因为对组织成员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储存本身就有助于直接监控能力的提高，而直接监控也有助于掌握所要监控对象的各种相关信息。由于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收集有关社会活动的信息已经直接与督管方式融为一体，所以前述两种意义上的监控也就紧密地糅合起来。虽然将两者截然分开并不合理，但从吉登斯对它们的分析过程来看，两者在社会的不同领域都有其典型的形式，前者内在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当今民族国家的监控能力、形式和特征，而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制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监控能力和形式。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第二种意义上的监控程度是相对有限的。在传统社会中，虽然在相当有限的区域内，确实能实施某些类型的监控程序;但只有在城市中，国家的权力机构才能实施直接而又程式化的监控;而且这种监控与现代组织相比，成功的程度也仍然非常有限。现代组织中，无论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场所(如工厂和办公室)，还是在更具整体性的情境(如监狱和收容所)，人们日常活动的绝大部分时间均能受到或多或少的持续性监控。

二、监控与公民权利

“监控”作为吉登斯描绘现代性社会特征的重要制度性维度之一，“监控对与现代性的兴起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组织来说都是很根本的，特别是对在互促发展中历史地与资本主义相缠绕的民族国家来说，监控尤为重要”^[5]。因此，吉登斯进一步提出各种形式的监控与公民权利的发展密切相关。他认为“监控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必要条件，不管这种力量的目的何在。它不仅和多元政治有密切关系，而且同公民权利的实现有更特殊的关系”^[6]。吉登斯具体分析了监控与公民身份权利以及经济权利的关联。

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公民权利的发展总伴随着相应监控形式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监控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治安方面的监控和国家的行政监控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互相渗透、配合，促进现代民族国家行政监控的形成，这是现代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治安方面监控由法庭、警察、监狱等监控机构来密切合作、具体执行，由此对全社会形成严密的监控。行政方面的监控则依靠民主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行政权力来行使。民族—国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国家机关建立起卓有成效的信息系统和形成了权威的国家行政能力。一般来说，民族—国家都拥有其领土内的公民的信息，如出生与成长记录、教育记录、迁移记录等，通过对公民信息的储存和控制，形成了国家的全方位的监控。对公民经济权利的监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福利政策的实施方面。吉登斯指出“不管群体是不是真实的受助者，如果没有对他们生活的诸多方面的密切而细微的监管，福利就根本无法阻止，财政拨款也就难以到位。”福利国家虽然是公民通过经济斗争而取得的，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福利国家模式来实行福利政策，国民倘若要获得福利，就必须向国家的福利机关登记自己的详细信息，必须经受严格的资格审查。福利政策实行的过程就是国家在经济方面监管的典型表现。

三、监控与民族—国家发展中的行政力量

吉登斯认为在国家变迁过程中，行政方面的监控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现代性形成的重要力量。他认为与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的行政范围正好与领土边界相对应，国家的行政力量运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行政监控的实施。为了细致地理解民族—国家发展中的行政监控如何运作，下面就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信息通信、印刷术与统计数据与行政力量过程的内在关联等方面具体地分析吉登斯有关民族—国家发展中行政方面的监控对现代性形成的关键性作用。

首先看看吉登斯如何分析信息通信与运输、印刷术与统计数据以及社会科学促进了行政监控力量的扩大。依照吉登斯的观点，信息通信与运输促进了行政力量扩大与时空融合。他认为与传播扩大相关的几个因素，在巩固民族—国家的行政一体化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包括:“运输的机械化，电子媒体的发明所导致的通信与运输的分离，国家公文档案活动的扩展及其所包含的为行政所用的信息收集与核查的大量涌现。”^[7]这些都代表着侵入时—空的一种方式，提供了在传统社会里所没有的时—空伸延范围的新手段。

吉登斯认为分析运输创新的直接影响，一个最简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时—空融合(time-space convergence)这个概念。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运输方式的一系列创新，从而缩短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途时间。所有的传统国家也都拥有某种公路系统，当时发展这些相对快速运输形式的主要动力常常来自于军事;而商业的长途运输不仅缓慢，通常也只限于湖泊与内海。直到19世纪初，欧洲才出现了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收费公路网，提供了便宜的商业运输;发展很快的运河系统也吸引了一部分大宗运输。公共马车系统操作有度，它是远距离运输形式中第一个现代的快速运输方式;它也是第一个由时间表来组织的运输方式，尽管按照后来快速运输系统的标准，19世纪所使用的时间表不免杂乱无章而且调度很差。时间表是最重要的现代组织手段之一，它要求并且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社会生活，这种方式是以前的社会所没有的。“时间表并不只是一种为确认和使受控的事件具体化(如马车、火车、汽车和飞机的到来离去)而进行时间分割的手段。一个时间表就是一种时—空秩序设置，而时—空秩序设置则是现代组织的核心。”^[8]所有的组织，都由时间表来运转;只有通过时间表，时—空中前后相继的活动才得以筹划。“一张火车运行的时刻表，初看起来只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9]只有在通过“时钟时间”组织起来的有序的时—空设置中，时间表才能采取更为精确的形式，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商品化的时间无疑是它的最明确的表现。在时—空融合背后，还存在着对社会生活中时—空序列的愈来愈精确的协调。由此可见，通过时间表对前后相继的活动的时—空秩序的安排与管理是行政监控力量的集中表现。

吉登斯认为，运输的机械化与电子通信的发明相结合的后果之一就是传统社会裂变特性的消失。没有电报和后来的电子通信方式，运输就会局限于短暂的路程、少量的人以及小部分机器制造品。大批量运输需要予以精确地时间化和“空间化”的运动，这就要求具备“超前”计划的通信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整个交通系统才能得以反思性地管理，也才能完全地“组织化”。因此，运输与电报的配合，标志着现代运输的到来。铁路非常复杂系统、铁路和电报的结合，才使得这个复合体得以存在发展下去。运输机械化方式扩散的持续过程在1884年因采用世界标准时间而大功告成。那一年，在华盛顿召开了本初子午线会议，在一系列激烈的政治争吵之后，格林尼治所在的经线成为零度经线。全球被划分为24个时区，每一个时区相差一小时，一天的精确始点就这样固定下来了。国家的铁路和其他运输时间表，很快就向这些规定看齐。法国发起召开了1912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时间大会，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标准方法，以具体确定精确的时间信号，并把它们发射到全世界。电报所确立的通信与运输的分离，把地理学家们所说的“距离的摩擦”降到最低限度。距离上的分离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分离，也与费用与精力的消耗直接相关，那种瞬即达成的通讯能免除空间分隔所造成的那些消耗。在1915年铺设了第一条跨大陆电缆之后，美国才有全国性的电话服务。当时的长途电话与以后相比，还是颇费时间，在1920年打一个这样的电话需要几刻钟，并要求多达8个操作员的合作。到1930年网络的改进使平均的服务时间降至两分钟，1950年自动交换设备的运用使服务时间降为一分钟，现在直接长途拨号则只要拨完数字等待回话就行了，国内和国际的电话几乎是完全的时—空融合，在拨打本地电话同拨打千里之遥的电话之间，只有微乎其微的差别。当然，电话只是在无限距离上几乎是瞬间通信的电子媒体中的一种，传真、录像与计算机传送代表着更新奇的实际或潜在的通信形式，也将会继续推动时—空融合的促进。吉登斯指出信息通信与运输的分离对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很大重要性。民族—国家产生的行政力量的发展，在电子通信出现以前就完成了，但是，现代社会成为“电子社会”的历史，却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久远;步入“电子社会”，也就意味着“信息社会”产生，国家成为“信息社会”对行政力量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国家权力的产生预设着能反思性得以监控的体系的再生产，这包括应用于行政目的的信息的有序化收集、储存和控制，民族—国家由于行政高度统一，因而在这方面较之以前的国家而言，已经达到了更高的程度。

吉登斯认为印刷术的发展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对于塑造现代性的重要作用都不可低估。印刷术是向通信机械化迈出的一大步，它使得公文与文本广泛普及，因而在物质、智力与艺术领域，启动了欧洲文化脱离模仿造像的过程。对国家来说，能够轻易地得到便宜的印刷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政治”领域的扩大。国家行政的“公共领域”的增长与文本中介的组织密不可分。开放的话语论辩通过文本，看法、观点的“文本之间”交换都成为随意可得的事，文本使看法观点离开了它们的原创者。它们对扩大国家行政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印刷的用途与它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监控作用。它对于法律编纂来说必不可少，在以前的抄写文化时代，法律的影响必然既有限而又分散。“随着读书识字人口的增长，法律的印刷使得对法律理解不断增强，这样法律不断被整合进国家的行政实践之中，也使得标准化的法律程序更系统、更直接地被应用于一般民众的活动。”^[10]记录、报告和例行的数据收集成了国家日常运作的一部分，虽然它们不仅仅被运用于国家的日常运作。

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变动，有一个标志就是系统收集“官方统计数据”的出现。在现代国家产生之前，“数据收集仅就国内事务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与税收，另一个是人口统计”^[11]。前者证明了财政管理的重要性;后者意味着集权国家在面临叛乱、流浪、犯罪时所展开的维持内部秩序的行动。从18世纪中期开始，所有国家的官方统计都保持并扩展了这些内容，它们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且做到了详细、系统并几近完备。它们包含对下述材料的集中核计:出生、婚姻和死亡;关于居住、种族背景与职业的统计;还有涉及自杀、犯罪、离婚统计数据等等。

研究社会的学者认为官方统计，从它们第一次出现开始起就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能够用来说明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的特性。社会科学中经验社会研究的起源，与使用官方统计资料作为社会活动过程的指标是紧密相连的，涂尔干的《自杀论》只是19世纪依赖于分析这些统计资料以支持其结论的作品之一。现在即使我们对其收集方式有所保留，官方统计依然是社会研究资料来源的无价之宝。然而，“它们并不只是＇关于＇一个独立自有的社会客体与事件的世界，它们还是这一世界的构成部分”^[12]。民族—国家的行政监控力量，如果没有信息基础作为反思性自我调节的手段，就无法存在下去。“现代政府的协调性的行政控制，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例行的监测，是密不可分的。”^[13]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相关的人对与统计所关注的主题没有系统的理解，那么就不可能有官方统计资料的收集。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已经被重复地纳入它们所要分析的研究现象之中，可以这样说，“从现代社会科学产生开始，它就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反思性监管的一个方面，这种反思性监管的迅速扩展，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内在特征”^[14]。

四、反思与启示

“监控”(surveillance)这一概念虽然是吉登斯在分析现代社会变迁的时候提出的，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吉登斯深邃的现代性理论以及分析现代性国家与社会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与启示。

首先，“监控”这一术语是对现代社会变迁之想象的一个表征。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许多学者从工业化、资本主义等多向度做了探索，但是吉登斯不满足于此，他独辟蹊径，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行政力量的行使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的差别与对比中凝练出“监控”这一概念，比较深刻地反映出了现代性的一个独特的面貌。其次，“监控”这一概念是吉登斯对于前辈思想家以及多学科的批判与继承。对于行政监控力量的描述在管理学科、信息学科等具体的学科中都有论述，但是吉登斯却不是局限于具体的某一学科内部，而是从宏观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中分析“监控”这一现象的深化与广泛全面化，把握住了现代性的内在特性。“监控”这一概念也是吉登斯对于福柯等前辈思想家有关理论借鉴继承与发展的成果，从福柯对工厂全场景的监视与学校的“规训”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有关监控的思想的雏形。再次，“监控”与当代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中的科层制紧密关联。行政监控力量的运作是与现代国家的科层制密切相联的。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科层制，而这些科层制的主要事务就是监控当代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发展。从对各种统计资料的收集汇总、分析、发布，以及对每月、每季、年度等各种时间段的计划的布置与监测，无不反映出行政监控力量的普遍存在。而当代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创新不过是行政监控技术的最新发展。最后，“监控”是现代性反思的前提条件。吉登斯提出现代性的动力之一就是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他认为“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15]。社会科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具有关键地位，它普遍地反思现代社会生活。例如，由政府公布的人口、婚姻与离婚、犯罪与青少年越轨行为等官方统计数据，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只是具有分析社会活动特征的意义，而且它们也会基本上反馈到原来收集它们的社会领域。收集和汇总、发布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行政监控活动。自有统计之日起，核对官方数据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多其他社会组织模式的构成因素。现代政府的协调性行政控制，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例行的监测，是密不可分的，所有的当代国家都忙于这种监控。也正是这些监控活动为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了有利的材料和条件。

【注释】

[1]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文化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09JK255)阶段性成果。

[2]山小琪，男，1970年生，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3]〔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页。

[4]〔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5]〔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6]〔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7]〔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0页。

[8]〔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4页。

[9]〔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5页。

[10]〔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1]〔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0页。

[12]〔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0页。

[13]〔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1页。

[14]〔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5]〔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