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如何适应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
罗 勇
一、中国资源的现状
就大部分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而言，中国基本上为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3甚至1/5。中国过去的2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使中国的煤炭消费增长2.4倍，石油消费增长2.7倍，天然气消费增长22倍。
2003年，中国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1]
据华盛顿的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目前在一般资源方面，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资源消费大国。在五大基本商品中，除了石油以外，中国的粮食、肉类、煤和钢铁的消费均超过美国。
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研究表明，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
这些从不同角度给出的数据，尽管统计方法仍有争议，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资源消耗问题突出起来。并且，中国的资源消耗还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持续提高。
全世界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的总和只有7亿，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渐进形成的，现在中国也要成为新的发达工业国，而中国人口到最高峰时约14亿，几乎是目前全部发达工业国的两倍，并且这一进程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压缩性完成。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性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是生态经济学家近年来提出的用于测度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状况的方法。其通过跟踪人类利用的大多数消费品和产生的大部分废弃物，估算生产和维持消费的资源所需要的生物性生产土地或海洋面积。
根据加拿大科学家对生态足迹进行研究的数据:
1.在全球层次上，世界1995年的人均生态足迹是1.8公顷；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态足迹为3.5公顷。2000年，中国的生态足迹仅为1.258hm2。中国的问题是增长快，从1980～2000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由0.885hm2增加到1.258hm2，持续增加幅度为73%。[2]
表1 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
资料来源: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在国家层次上，1995年美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是5.1公顷（威克那格等，1996），也远超过中国2000年的水平。
3.与世界水平相比较，中国人均生态占用空间（生态足迹）是:中国的人口多，故农产品消耗的生态占用空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5.6%～72.3%，畜产品消耗的生态占用空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2%～0.77%，林产品消耗的生态占用空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6%～22.8%，能源消耗的生态占用空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1.5%～63.9%，建筑用地消耗的生态占用空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18.3%，反映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较低。只有水产品消耗的生态占用空间在1990年以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由1980年的12.9%上升为2000年的14.5%。从人均生态占用空间的增长速度上看，能源生态占用空间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何祚庥院士认为:中国2003年消耗的原油占世界的7.4%，消耗的煤占世界的31%，消耗的铁矿石占世界的30%，消耗的钢材占世界的27%，消耗的水泥占世界的40%。但中国创造的GDP按照美元的购买力和人民币的购买力之间的等价关系计算，总额应该是6.35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应为18%弱一些；中国的“有效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即使取折中方案，估算的结果也应为14.5%。如果用这一数据来讨论中国煤的“资源生产率”，虽然中国消耗的煤占世界的31%，但中国的“有效GDP”却占世界GDP的14.5%，两者的资源生产率相差并不太大。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张国宝）今年9月在北京讲，中国的能源消耗虽为世界第二大国，但对外依存的程度并不大，约为6%。
因此，第一，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势头和速度有些惊人，但当前对世界的实质影响并不大。第二，世界应该尊重中国人民摆脱贫穷的愿望，尊重中国的发展权。
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
中国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主要影响因子是人口数量、消费水平和技术能力。
1.从人口总量来看，未来中国的人口仍将呈刚性增长。2001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95‰，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即使这样，仍然要到2020年接近于15亿人的水平后才可能基本稳定下来，然后逐渐下降，届时人口要比现在多出两亿多人。
从城市人口量来看，2000年中国人口的36%被划归为城市人口，另外在许多大城市约有20%的临时的国内移民（流动人口）。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发达地区的11.9亿人口中有75.4%为城市人口；不发达地区的48.7亿人口中有40.4%为城市人口。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人口与城市化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的人口总量，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需求，对中国的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2.从消费水平上看。按照中国小康发展目标，人均GDP到2010年要达到12777元，到2020年要达到23851元。假定一直保持年平均5%～7%的经济增长率，到2030年时人均GDP将可能达到34000元，即4000美元左右。按惯例，即使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GDP水平，社会经济仍将基本上是以物质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根据环境影响公式的计算，区域人口以物质性消费为基本构成的生活水平提高，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至少增加3倍，与上述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相结合，未来30年对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压力将至少达到现在的4～5倍（诸大建，2004）。
3.从技术和体制上看。以目前中国粗放的高资源消耗式经济增长状况，恐怕难以切实应对消费水平和人口对资源环境需求压力的迅速增加；而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制度和其他领域绿色变革方面的欠缺，也制约了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技术能力和体制能力影响作用的发挥。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沿着现行的传统型轨道前进，未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势必将不断增大。
四、快速而适度的“双赢”发展
布伦特兰委员会所阐述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两项基本原则是:
第一是需求性原则，即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特别是穷人生存的需求，追求发展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是限制性原则，即由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发展系统和技术、体制及观念等能力的限制，发展必须讲求理性和适度。
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必须快速发展，但绝不能盲目发展。从生态学的极端悲观主义观点而提出的抑制增长，对中国发展来说是僵化的和不公正的；从经济学的极端乐观主义观点出发的盲目增长论，对中国发展来说也是危害性很大的。
中国的发展是一项赶超型的现代化工程，需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要保持超出常规的增长速度；但其增长必须讲求节奏，讲究理性，讲求自律和适度，讲求实事求是。“实事”是中国的振兴和赶超，“求是”是要把发展保持在生态和社会条件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要尽最大努力争取以可承受的生态与社会代价，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中国正在努力追求这样一种“双赢”的发展。就如迈克尔·李普顿（Michael Lipton，1999）所言:“重点不在于一般的如何增加资源、如何提高收入、如何更好地将资源转换成收入；而在于提高整个社会将资源和收入转换成福祉的效率。”
五、成熟的发展对策
我们知道，人口数量、人均使用的资源量和由此引发的环境质量下降程度，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影响变量。因此，如何协调这三大影响变量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应对增长与资源矛盾之基本战略对策。[3]
1.人口对策。人口对策的基本原则是节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根据土地承载力研究提供的数据，中国要实现未来的人口控制指标还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工作的任务也相当繁重。中国在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到人口素质普遍提高的重要性。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将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有效地减少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增加人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因此，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应该成为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2.资源对策。资源对策的基本原则是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节约强调的是在源头上减少资源的使用数量，在发展中尽可能地推行节约资源和减资源化。高效利用强调的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中国单位GNP的能耗是日本的11倍多，是美国的4.5倍，是印度的2.5倍。这说明我们的差距很大，同时也说明改进提高的余地很大。在当前资源浪费（土地、水、环境）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节约资源措施的潜力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程度也会较大。
3.环境对策。中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水平约占GNP的14%，已接近国际上通行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占GNP年均损失范围8%～15%的最高点。即使从传统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当前的发展也是环境代价相当大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的基础条件有很大不同，中国已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时曾经拥有较为丰富的生态环境容量，同时中国也不具备发达国家目前所拥有的资金技术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的发展必须避开西方传统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尽可能少的环境代价实现中国的发展和振兴。
六、减资源型的经济体系
减资源型的经济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从经济机制上贯彻节约和高效地使用资源的原则，形成与高度消耗资源的传统经济系统不同的资源组合与配置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1.在生产领域，要建立节约和高效使用资源的生产和技术体系，包括以节地、节水和高效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和高效率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节时和高效为中心的第三产业体系，等等。
2.在消费领域，要建立环境友好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主要原则是:适度消费，替代消费，从单纯的物质满足转向社会和精神的满足，等等。主要内容包括:倡导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推广高转化度的节粮型动物产品和食品的深加工；提倡以化纤和棉纺替代棉布，节约和高效使用棉花原料，减轻棉花生产用地的压力；推行集约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倡导城镇居民节能式住宅和公寓式住宅，大力发展城市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公园、公共体育休闲娱乐设施，等等。
3.在市场和政策领域，要建立起促进减资源型经济体系发展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包括绿色税收政策、绿色价格政策和绿色GDP体系等。
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支持。
1.节能技术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这是当务之急的技术能力提高方向，应该在5～10年内将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有保证。
2.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技术。发展环保技术和循环经济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能高度融合资源环境与发展，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都有贡献的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发达国家应该在上述两方面领域对中国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也是国际性公司在中国新的良好商机所在。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大多数高新技术具有高效低耗的特点，比如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发展高新技术不仅可以从高效低耗方面改造传统产业，而且高新技术本身的产业化也能够有效地降低区域发展进程中产业序列演进的资源环境代价。
八、共识的社会机制
1.政府是第一推动力量。中国现阶段由于经济不够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够高，尚不具备类似于发达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内生性地产生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求各级领导者能理解和领会其中的实质和内涵，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和本地区发展的深刻意义，发挥政府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带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身体力行，是有效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基本保障。
2.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在市场经济并不壮大和成熟的条件下，与市场经济建设同时进行，这就给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国企业提出了更富有挑战性的要求。一方面，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绿色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必须寻求适合于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今天面对的资源环境条件远不及发达国家企业在其发展之初的条件。中国企业只有现在就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考虑，强调技术创新，加强现代化经营管理，通过现代化经营管理和技术创新，实现在减少负面外部影响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真正提高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永续经营。
3.社会公众参与是基础。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的精神状态、民族意识、群体观念、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社会目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社会公众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发展的资源环境困境的重要基础条件。如何做到把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事业的热爱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机地融合，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
社会公众参与的群众基础一旦建立并发展壮大，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由下而上的、自然滋生的和内生性的持久动力。
社会机制的变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开始行动了。
1.国家计委等:《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
2.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大卫·皮尔斯著，张世秋译:《世界无末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
4.罗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
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6.陈佳贵等:《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原载《中国经济讨论》2006年第3期）
【注释】
[1]《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公报》，2004年。
[2]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罗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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