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流意识”
韩 铎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日本人写的关于社会思潮的学术著作或报章杂志中，经常出现一个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显得非常特别的新词汇，这就是他们用汉字创造的“中流意识”。
一、“中流意识”的来历及其经济前景
“中流意识”的立论根据主要来自日本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两个持续多年的抽样“舆论调查”(即民意测验)。
其一为总理府广报室“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这项调查，从1958年起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60年代初停过两年)。调查对象是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男女，每次抽选的人数多达一两万。
其二为经济企划厅“国民生活自选良好程度调查”。这项调查从1972年起，每隔三年进行一次，调查对象是从15岁的少年到74岁的老人。
这两个调查，方法略有差异，目的一样。前者把生活水平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然后又唯独把“中等”这一级再分三个层次——“中上”、“中中”、“中下”。请调查对象回答的问题是:“你觉得府上的生活程度，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属于哪个等级?”后者则把上、中、下三个等级都再分成“上”、“下”两个层次，请调查对象回答:“您认为府上的生活属于哪一种?”
总理府广报室历年所做调查的结果是:
回答说自己家庭生活属于“上”的，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几乎没有，从1964年起才上升到1%左右，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现在。
说自己家庭生活属于“下”的，1958年曾占17%，以后逐年下降，至1967年降到7%，从1973年至今的10多年间，一直保持5%、6%、7%的比例。
回答说自己家庭生活属于“中”的，1958年至1961年期间，逐渐超过70%，但一直没有突破80%。而到1964年，突然达到87%。到1974年，竟高达91%。此后的10年间，尽管有年头“中下”有所增加，“中中”有所减少，但三个层次合成的“中”，仍能保持90%左右。1985年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是89.6%。
与总理府广报室的调查相比，经济企划厅调查的数据，属于“中”的要少些，属于“上”和“下”的均略多。以1985年公布的最新结果为例，“中”为81.8%，“上”为5.4%，“下”为10.5%。这也许是由于它抽选的“样本”较少，而答案中选择余地又相对大些(每个等级都分两个层次)的缘故。
从上述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中流意识”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相吻合的。日本在1955年前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此后即开始了高速发展。达到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所占比例明显增大的事实，不早不晚正好出现于60年代中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谋求的雇佣人员实际工资与生产同步增长的努力，此时已见成效。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1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了3倍多，平均每年增长6.7%。没有这个前提，没有这个客观物质条件，“中流意识”的出现和经久不衰就不可想象。
而当1973年日本爆发战后迄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经济进入“滞胀”阶段以后，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率连年降低(1977年仅1.3%)，“中流意识”者的主要组成部分——“中中”在“中”这个等级内所占的比例，曾由61%减到54%。这又从另一角度告诉人们，“中流意识”的物质基础也有其脆弱的一面，经不起风吹草动。
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具有“中流意识”的人到底有多少，它的真实情况如何?拆穿了说，就是觉得从大家的生活实际情况来看，不会像政府所公布的那样中流家庭的百分比已经高达90%。提出类似疑问的言论不时见诸日本报端。
二、日本学者关于“新中间阶层”的不同见解
1977年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村上泰亮在报纸上亮出了他的“新中间阶层形成论”。他认为，在当代日本，“社会的结构大大改变了”，“一个既非上层又非下层、处于中间性地位、在生活方式或思想意识上具有均质性的巨大的层，业已形成，并在逐渐扩大中”，因此，“必须把它理解为新的中间阶层的形成”。他还把自己的论点加以引申，公开大讲这样一种很难被所有学者接受的“高超”见解:“现在这个中间阶层，已失去了将自己相应地区别开来的下层。而且，与战前截然不同，连上层也不存在了。替换他们登上台的、中间阶层出身的、战后的一群出类拔萃人物，都只不过是组织体的代表者，一旦退职就变成‘平平常常的人’了。”
毅然公开宣称反对村上泰亮观点的，是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岸本重陈。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结构，论本质，仍存在着雇佣者和被雇佣者，这一点并未改变。具有“中流意识”的人，大部分是被雇佣者，即工人阶级，仍受剥削。他们并非家家日子过得非常宽裕。之所以产生“中流”这种归属感，仅仅是因为与过去或战前相比，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从主观动机看，他们一方面是想肯定自己对生活已具有充实感，为经过苦干得来的劳动成果聊以自慰;另一方面又心存“共有(即劳资两利)幻想”，想“与雇佣者一方在认识上靠得更紧”。
主持“SSM调查”的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富永健一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的观点是:根据他们所作的调查，用六个“地位变数”(威望、学历、收入、财产、生活方式、势力)衡量后表明，在全部调查对象中，一贯地位高的占一成多点，一贯地位低的占三成，两类合起来占四成，而其余六成则是六个“地位变数”的高低呈犬牙交错状。因此，观察当代日本社会，应强调由于社会资源、社会报酬方面分配规范民主化而带来的“地位非一贯性”的增大，坚持社会阶层结构多元论。
从实质上看，村上泰亮上述种种论调，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左的。在当代西方社会，关于“新中间阶层”是否形成的问题，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由两位美国社会学家(雷德拉和米尔斯)提出来了。在当今西方学术界，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难者并不是村上教授，而村上教授要使他的“新中间阶层形成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又像他的前辈一样，最后非得把矛头对准马克思不可。
三、划分阶级和衡量消费水平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探讨“中流意识”或“新中间阶层”的阶级属性的话，说来说去都要碰到一个难以回避的要害问题，即:划分阶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列宁给阶级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导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列宁在这段论述里一连提到好几个“不同”，而最后一句话则清楚地告诉我们，问题的核心是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剥削他人劳动与否。
按照列宁下的定义来探讨“中流意识”的阶级属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单纯根据家庭的生活水平或者一个人何年何月有多少收入来划分阶级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家庭生活水平相同的人不一定属于同一阶级，而收入差别悬殊的人也不见得不属于同一阶级。
为了便于了解社会的“阶层流动”，有些日本学者把工人阶级分成了三类。除白领工人外还有:“生产性工人”，指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即西方学者常说的蓝领工人;“非生产性工人”，是指在第三产业从事销售业务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者(如超级市场搬运工、饭馆服务员、站柜台的售货员等)。
在日本，还有个所谓“自营业主”阶层。它由三类“经营者”组成，一曰:“农林渔业从事者”;二曰:“销售、服务业从事者”;三曰:从事“专门性技术性职业”者。有些日本学习者已习惯于把前二者看成旧中间阶层，因为那两类人战前就有;而把后一类看成新中间阶层，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战后才得到发展的“新型职业”(专干先进技术活儿的小业主)。
这个“自营业主”阶层，成分也比较庞杂。论阶级属性，由于他们均系生产手段(或营业手段)的私有者，确乎属于小资产阶级。例如农民、渔民、夫妻俩开小旅店的、兄弟姐妹一起开小饭馆的、在繁华场所开报刊亭的老太太等。但这个阶层中的很少一部分人恐怕应属于小企业主或小农场主，如果他雇佣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的话。日本现在是以资本额200万日元、雇佣10人为指标，不超过的算“自营业主”，超过了就算“小企业主”。
关于应当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克思曾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8页。)这就是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需要和享受，劳动者的家庭消费结构，所需生活资料的数量、品种乃至质量，也会不断变化。
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之间“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在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论过去或现在，实际事例都很多。单以日本而论，假如没有每年的“春斗”、“秋斗”，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肯定要比现在小得多。好些年来，日本舆论工具拼命渲染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已有所削弱，青年人越来越关心政治。但试想，倘若没有20世纪50年代那些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和60年代震撼国内外的反“安保”斗争，资本家恐怕也不会在七八十年代工运相对处于低潮时还一再向劳动者让步。在这方面，今天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可以说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了。
四、我们与“新中间阶层”论的主要分歧
对社会的“结构”，也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所谓社会结构不同就是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同。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现代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分水岭。主要具体分歧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认为，阶级产生以后人类社会经历过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例外情况，如有的欧洲国家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制)。这三个对抗性阶级社会各自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封建贵族和农奴(或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工人。他们的阶级利益不可调和，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所以，应把他们视为该社会的基本阶级。
第二，我们认为，在三个对抗性阶级社会中，除了各有两个基本阶级外，还存在着一些非基本阶级，例如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和封建社会中的手工业作坊主和商人等(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被称为“第三等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等小生产者，又有新兴的自由职业者和大批知识分子。根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中间等级的原理和后来的革命经验(包括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把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这些非基本阶级，统称为中间阶级。西方学者口中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跟我们的理解似是而非。在许多西方学术著作中，中间阶层这一术语，后来就逐渐丧失了它与基本阶级相对而言的真正内涵。而当中间阶层被加上个“新”字以后，那跟我们说的中间阶级完全是两码事了。
第三，我们认为，阶级和阶层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阶级只能由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组成;而阶层是在分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之后，又进一步依据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低、政治权力大小、财产多少以及其他因素，区分同一阶级的不同层次。例如，资本家有大、中、小之分(毛泽东曾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把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分。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济，划分阶层的标准不完全是经济。
五、大多数日本人具有“中流意识”就等于阶级“正在消灭”吗?
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企业垄断程度的提高，资本家逐渐退出生产或经营的管理过程，已经产生了“管理阶层代替资本家”的趋势;而且，据说这个“管理阶层”的支配力还越来越大，资本家的权力越来越小了。二次大战后，在西方国家，确实有很多高级技术人员，被资本家雇佣为经理(日本话叫“社长”)。我们认为，对这些人的阶级属性，应做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
他们当中的小部分，例如特大企业的许多经理人员，由于“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与工人“不同”，薪俸高得至少相当于“中产阶级”，有的还占有相当多的股票，事实上已经上升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不但属于被雇佣者，而且经济地位与普通工程人员差别不大，则基本应归入工人阶级队伍。
包括社长在内的“管理阶层”所拥有的权力，只不过是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商品销售)的指挥权而已。而这种权力，是决不可能完全不顾资本家们的利益，单凭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所有权仍然牢牢掌握在那些持股者手里。请问:每家股份公司为什么都必须设董事会?董事长是代表谁，干什么的?这在商法上(包括战后的改正商法)是有明文规定的。
“管理阶层代替资本家”这种非本质性变化，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能使简单明了的阶级关系变得模糊起来，使人看不清资本家的脸孔，然后经学者们提高为理论加以鼓吹，它在社会上所能起的迷惑人的作用就更大了。
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中，由于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业日益集中于少数最大的垄断组织和巨型企业，它们为了通过信用制度加速资本积累，都大量发行面额很小的股票(在日本是50日元一股)，以致一般居民也能买得起。于是，随着工资收入不断增加，在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当中，小额股票持有者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根据这个战后新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就大肆散布“财产所有权已经分散”、“垄断组织已被削弱”等谬论，说他们那里实现了“资本民主化”，是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认为，小额股票的大量发行，从表面现象看，似乎能够集中更多的闲散资金，将其用于生产，对国家、社会有一定好处，但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也根本不可能削弱垄断。相反，它只能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垄断企业手里，使那些大垄断资本家的实力得以加强，使他们在资本积累的竞争中能够以少胜多。列宁早在《帝国主义论》中就讲过，发行小额票股这种所谓“资本的民主化”，只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
至于日本工人阶级中的小额股票持有者，从人数看(70年代的工人阶级总人数为3500万人)，从持有量看，比起“无机能资本家”来，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也不会因为持有少量股票而改变自己被雇佣、被剥削的阶级地位。实际上，他们购买少量股票，与将暂时不花的钱存在银行里取利息也差不了多少。但也不可忽视这对工人阶级的腐蚀作用，所谓“爱社如家”思想能被许多工人欣然接受，就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六、日本学者的哪种看法比较符合日本实际
战后日本的社会阶级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应当怎样解释这些新变化?这是弄清“中流意识”的阶级属性或“新中间阶层”是否形成的最核心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最好多听听日本学者的意见，因为他们掌握的情况毕竟比我们多。
专门研究阶级论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大桥隆宪，曾根据日本政府历次“国势调查”(即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换算出各阶级、阶层由于人数增减而引起的比重的升降。后来，福武直又接着这样换算。两位学者得出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揭示了战后35年间，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其主要特征为:
1.战后初期(1950年)，工人阶级在社会各阶级中约占四成(38.2%)，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5年)增为56.9%，到1980年已增至六成半(65.0%)。
2.从1950年到1980年，工人阶级中的“白领”由原占11.9%增加2.7%，“蓝领”自原占20.0%增为28.1%，“非生产性工人”由原占4.3%增为11.8%。
3.包括农民在内的“自营业主”层，1950年时占了将近六成(58.9%)，到1980年已减少为不到三成(27.0%)。其中，“农林渔业从事者”减得最多，由原占44.6%减为只占9.8%;与此相反，从事所谓“专门性技术性职业”的，增加了一倍多(由1.0%增至2.4%)。
4.资本家阶级在1950年占1.9%，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5年)增为3.6%，1980年已占6.3%，原因在于，替股东经营企业、自己也入了股的“董事”越来越多了。
可以说，这些基本数据大体上是靠得住、信得过，没什么虚假可言的。而由表及里，对数字做何种解释，却因人而异，以致发展到两种结论水火不相容:一种唯心史观色彩甚浓;一种采纳了些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看问题公正而全面，比较符合日本实际。
凡是坚持新中间阶层“形成论”的学者，都不但以大多数日本人具有“中流意识”为主要论据，不分青红皂白，把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打入“另册”，把不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降格为“新中间层”，而且一味强调: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旧中间层越来越少，新中间层越来越多，比重增大了。
与他们的种种论调恰恰相反，声望很高的日本老一辈社会学家福武直，在他的新著《日本社会结构》一书中(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印本)，是这样概括战后日本的阶级、阶层结构的:
“现代日本的阶级构成”，仍然是“以一小撮资本家阶级为三角形的顶点”，在日本的“营利法人企业”中，2140家大企业(资金10亿日元以上)虽仅占企业总数0.3%，但它拥有全社会资本额的65%，应当把“掌握这些‘巨大企业’的人”以及“同他们联在一起的保守党政治家和高级官僚”，如实地看做日本的“支配层”。那些在历次“中流意识”调查中一贯自己觉得属于“下”的人或家庭，是“被支配层最下面的底边”，“不但得不到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任何恩惠，反而大遭其殃”。日本现在的阶级结构，“从大的方面看能够划分为三个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自营业主”层(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这个阶级应叫做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
富永健一教授主持的“SSM”调查中，有一项名叫“阶层归属意识”的调查。这项调查表明，与中流家庭占七成以上的归属意识迥然不同，当问到“如果划分成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的时候，回答说属于工人阶级的多达75.5%，属于中产阶级的只占23.1%，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占1.4%。
在“中流意识”阶级属性问题上，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既有共同性一面，又有本国的特殊性。因此，当探讨这个问题时，恐怕不能生搬硬套美国学者们的“新中间层”论。而据笔者最近看到的一份材料上介绍，村上泰亮教授在1977年那份争论中就有“新中间层”，是“后工业化社会最后历史性主体”的提法。这说明，他在日本是最早步贝尔后尘的一位学者。
七、“新保守思潮”不可能等闲视之
随着“中流意识”趋于“定型”，所谓“新保守思潮”也逐渐明朗化。“新保守思潮”之广泛性、深刻性，终于在1986年7月举行的两院同日选举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次大选的结果，对执政党和在野党说来，都是出乎意料的。“双选举”客观上对财力、物力、人力雄厚的自民党有利，这尽人皆知，但它在众议院居然能夺得512个议席中的300席，比解散前一举增加50席，却谁也没有估计到。自民党自然欢呼“空前胜利”。而在野党的众议院议席，除共产党维持原状外，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均有减少。其中，在野第一大党——社会党受挫最严重，竟比解散前减少23席，只获得85席，创历史最低纪录。在参议院(在改选的半数议员中)，自民党也获得压倒优势。
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戏剧性演变?结果一揭晓，舆论工具就纷纷予以评说。在各种原因中，意见比较一致的一点是:日本国民对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政治现状和在经济低速增长条件下的安定生活感到满足，再加上日本今后需要对付日元升值、世界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的国际环境，国民更希望政局稳定。据调查，不希望政权更迭者，约占选民总数的43%。为此，有的评论家明确指出，大选结果反映了国民意识的重大变化，是“生活上的保守主义”(意即满足于“小康生活”)的产物;有的报纸在社论中说，这次选举“鲜明地展现出(日本人)保守回归和政治意识方面的保守化倾向”。日本舆论过去对选举结果的分析，一般都侧重于各党派参加竞选的战略战术、实力对比等，而这次却放眼广阔的社会背景，突出地提及“中流意识”和“新保守思潮”的影响，也是个戏剧性演变。
由前几节所述一切，顺理成章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方面，“中流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结构的新变化、新特点，带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论阶级属性，它又是个大杂烩，呈现了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多元化趋势。具有这种生活意识的人，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既不能把它看做代表某一阶级或某一阶层的社会思潮，也不能把它看做代表各阶级、阶层共同利益的社会思潮。对“中流意识”在政治上的升华——“新保守思潮”，即日本国民政治选择的大势所趋，恐怕也只能这么看。
日本的国情和国民意识，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不同处多于共同处。各党派政治家们应怎样正确对待“新保守思潮”，得靠他们自己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决非照搬别国经验就能轻易取得成功。
从近几次大选看，日本的广大选民，对“革新”政党联合执政或“革新”政党与“中道”政党联合执政，始终持保留态度。像自民党这样连续执政31年的“保守”政党，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中，实属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除了自民党本身被认为具有所谓“柔性结构”(指党内分成好几派，可供选择的余地大)以外，显然与该党重视“中流意识”、注意争取广大中间势力的支持、能及时采取一些迎合“新保守思潮”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如在这次大选中就打出“安心、安定、安全”的竞选口号、保证不增税等)。
而对各在野党说来，面对着国民大多数希望“维持现状”的客观现实，想要取得在国会可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议席，或者实现长期向往的“保革逆转”即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难题还很多。
(原载《日本问题》1986年第6期、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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