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法律制度不确定性的主要体现及其影响
CDM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在现有制度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两个层面。
现有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于各国的排放基准在议定书签订前是无法确定的，而且通过项目所获取的减排额度在实际上是难以核证的。[14]由于难以证实实际的减排量，因此，项目的投资方和东道国都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高估了项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项目资金，投资方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完成其在议定书下所承担的减排责任。另一方面，各国气候应对政策之间的持续、重大分歧依然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大障碍。这也导致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出现了不确定性的、重叠甚至冲突的气候政策。这主要表现在CDM实施中存在的风险，这在前文中已有论述。
而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CDM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于第一个承诺期之后的命运。后京都时代CDM能否继续实施，将以何种规则实施，或者将可能被从此停止，这些不确定性问题使得当前投资热情下降，遏制了CDM市场上资金和技术的流通。[15]遗憾的是，“国际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没有达到顶峰”[16]。这种不确定性无疑将进一步增大投资的风险，加剧了CDM市场的投资风险，更滞缓了发达国家的投资热情。
第二，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在第二承诺期承担减排义务问题，直接影响到CDM的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承担强制减排义务，那么CDM将因为失去了项目合作方而停止。即使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出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排放量持续高攀的情形，也将要求采取措施实施国内减排。从而可能缩小CDM市场，或因提高对项目技术引入、环境效益的要求而阻挡了发达国家的投资积极性。发展中国家法律政策的变化，成为CDM项目在东道国境内的最关键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三，CDM审批程序的复杂性和执行理事会注册的不确定性。一方面，CDM项目要履行国内、国际两套程序，经过多个机构审批。另一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项目相关规则也给CDM添增了一份不确定性”[17]。未来新规则的适用势必会对参与国及其经营实体提出更高的标准，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要求和额外性标准上，从而增加项目难度。
可以预见的是，温室气体测算和CDM法律制度方面的不确定性必将对CDM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这主要集中在CDM的实施效率和公平性两个方面。
在实施效率方面，“由于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或估算存在着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势必会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效率，从而影响到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效率”[18]。从CDM项目的温室气体类型上看，只有CO2的排放总量有相对准确的计算或估算方法以及相对多的历史记录或监测数据，其他温室气体的计算或估算一般较难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且历史数据或记录明显不足。这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因不确定性而变得保守，直接影响合作效率。
“在公平性方面，鉴于CDM是一种合作机制，只有合作双方利益达到均衡时，才能发挥最佳作用。基准线的高低，对双方都会产生影响。确定的基准线高于实际的基准线，意味着发达国家缔约方会以较少的投资或较低的减排成本，得到相对较多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度，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而如果确定的基准线低于实际的基准线，意味着发达国家缔约方只能以较大的投资或较高的技术来得到相对少的温室气体减排抵消额，对发达国家存在不公。能否准确计算或估算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基准线，是CDM实施公平与否的标志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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