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对象的确立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对象的确立

1．问题提出的背景

（1）图像时代及抵抗建筑学

材料是建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说传统上材料的重要性源自建筑本身的物质性，那么，今天重提材料问题则往往还与对“图像”的抵抗相联系。

法国学者雷吉斯·黛布雷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时段（书写、印刷和视听），并声称今天我们已经处于所谓的“视听时代”，在这一时代，“视觉”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¹⁾。而前国际美学学会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更是直指这根本就是一个图像的时代，在其《图像时代》一书中，他干脆借用安迪·沃霍尔的话来作为第一章的标题：“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²⁾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指出，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两种力量：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二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这些现象也常常被笼统地看作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虽然以图像化来概括后现代主义难免以偏概全。

在这种以短暂性为特征的无根文化中，建筑以其物质性以及相对的恒久性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作为一种抵抗力量，在纷繁瞬变的图像时代成为人们实在的、可以依托的处所。但是，在一个从总体上来说朝向“图像”的文化转向中（相对于之前的语言学转向），建筑也并不能独善其身。如果说后现代建筑在对于早期现代建筑抽象性的反思中找回了建筑的具体性，那么却由于这种具体性的获得过多地依赖于意义上的阐释及形象上的象征而忽略了建筑的实在性。在对于思想领域的后现代性的图像化移植中，它把建筑简化为视觉上的符号拼贴，也便背离了后现代建筑的现象学回归的初衷。从这一意义来说，建筑界的后现代实践非但没有成功寻获人及建筑的根本意义，反而由于其对于建筑的真实性和实在性的过于轻易的放弃，而在事实上加入了图像化消解的合谋。

这在总体上被以“布景化”来笼统描述，它也构成了肯尼斯·弗兰姆普敦以“批判地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抵抗建筑学”所要抵抗的重要对象。在他首版于1980年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在1992年第三版时，他把其中被称为整部著作精髓的一章的标题由“场所、生产与建筑”改为“场所、生产与布景（sceno-graphy）”，以此表明所谓后现代建筑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严重程度。作为抵抗建筑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抗建筑图像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材料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特殊的重视。这也成为当代建筑学中材料研究再次兴起的总体背景。

但是，单纯的对于材料的关注果真可以成为疗治图像化的良药吗？抵抗本身又如何不会被它的对象所同化，如何不会成为被抵抗者的另一种形式？——就像早期现代主义在以白墙来抵抗装饰的同时，白墙不也正是成为了另一种装饰吗？无论是高技术的产品主义式的精雕细琢，还是对于材料的感性特征（尤其是也常常是视觉特征）的精心组合，在当代建筑学中，这种对于材料就事论事的态度，事实上正在使得材料越来越变成另一种图像。从这一意义来说，它凸显了以建造和结构为基础的建构文化的重要性。在《建构文化研究》这一继《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以后另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弗兰姆普敦事实上延续了他的“抵抗建筑学”，并通过对于建造、结构等建筑的实体性层面及其潜在表现力的深入论述，把这一原则赋予了某种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就对抗建筑图像化而言，则因其对于重力要素的强调而切入了建筑的物质性内核，比那种单纯视觉性的材料迷恋更有力量。

（2）建构学的意义及其局限

在反“布景化”建筑以外，《建构文化研究》一书还有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扭转现代建筑以来对于空间的过度关注。在弗兰姆普敦看来，建构文化虽然自卡尔·博迪舍和戈特弗里德·森佩尔以来一直贯穿在现代建筑的发展中，但是，“建构”作为一个建筑学概念却逐渐从理论家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空间”等新的建筑学概念。受到森佩尔深刻影响的德国学者奥古斯特·施马索夫提出了“空间创造”的概念，它在这一点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施马索夫把空间作为建筑创造的根本所在，而在弗兰姆普敦看来，“自那时起，空间已经成为我们建筑思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至不强调建筑的时空变化，我们就无法思考建筑”⁽³⁾。这种对于空间的过度关注压抑了对于建筑其他品质和潜力的探索和表达，自然也便需要以对于空间赖以生成的实体构成方式的关注来加以平衡。对于这种平衡或说扭转，弗兰姆普敦特意强调，建构文化的研究“无意于否定建筑形式的体量特征，它寻求的只是通过重新思考构筑空间所必需的建造和结构方式来丰富和调和人们对于空间的优先考量”⁽⁴⁾。

然而，贯穿整部著作的对于结构理性的强调损害了为达成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弗兰姆普敦从法国人克劳德·佩罗来着手追溯现代建构形式之起源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研究对于力学意义上的结构的偏重，也说明他对于广泛意义上的材料问题的阐述的相对不足。事实上，与其说《建构文化研究》扭转了现代建筑以来对于空间的过度依赖，不如说在对于建筑实体重力传递的视觉可读性的强调中，在对于材料的结构属性和建造特质的关注中，并没有有效地表达材料与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正如唐考·潘宁在她的博士论文《空间-艺术：空间与面饰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Space-Art:The Dialectic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Raum and Bekleidung）中雄辩地论证的那样，空间概念的产生与森佩尔的“面饰”概念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⁵⁾路斯则更是发展了森佩尔的面饰的原则，指出对于空间的感受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房间四壁的表面，而非其背后结构性的支撑，进一步说，真正影响空间的是材料的表面属性，而非其结构属性。这样，弗兰姆普敦在对于希腊哥特与新哥特的对比中，在对于法兰西-盎格鲁结构理性的追溯中，对于材料之于空间的意义，不能不说仍然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达，而对于“构筑空间所必需的建造和结构方式”的“重新思考”便也难以完全达到“丰富和调和人们对于空间的优先考量”这一目标了。

2．研究对象的确立

（1）研究对象的确立

综上所述，单纯的对于材料的“表达”——不论这种表达是貌似理性的高技还是对于其感性特质的强调——都无法对于建筑的图像化倾向进行有效的抵抗。而根植于结构理性的现代建构文化由于过于偏重材料的结构属性，也无法建立起材料与空间这建筑学两大主题间的有机联系，其对于重力传递的视觉可读性的过分强调，则更是容易滑入另一种图像化的窠臼。即便如此，《建构文化研究》在两个方面对于本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材料的关注与兴趣源自2000年左右国内大学建筑院系中弥漫的一种独特的气息——材料与建造等问题代替了形式获得了前所未见的中心位置，而这一转变是与其时对于《建构文化研究》的引介分不开的⁽⁶⁾；其次，这一研究也得益于王群（王骏阳）教授关于此书的一篇评论式导读，其中，王群教授指出弗兰姆普敦在此书绪论部分对于材料的理论论述的不足：“……对于建构来说绝不在‘结构形式’之下的材料的使用在‘绪论’中只在对森佩尔理论论述中略有提及而未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主题。这不能不说是‘绪论’一章的不足之处，尽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材料特性的重要性对弗兰姆普敦来说是不言而喻的。”⁽⁷⁾

这一略嫌苛刻的评论提示了另一种研究的可能性：即在承认材料视角与建构视角具有相当程度的交叉与重叠的同时，我们更有必要关注它们到底有哪些不同，这些差异又能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启示？于我而言，它展示了两种可能的方向：①与弗兰姆普敦强调材料的结构属性不同，材料的非结构属性（主要是表面属性）可以进行探讨；②在他为了抵抗20世纪60年代以来建筑的“布景化”以及整个现代建筑期间空间的绝对霸权而强调建筑实体的理性建造的时候，材料的表面属性与空间特性之间的关系其实可能值得进一步去研究，并且在这一取向中，空间与材料在其重要性上将得到更好地平衡，而不是把它们置于一种等级体系之中。

更准确地说，这一研究将从表面属性和透视（see through）属性两个方面来探讨材料与空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的选取乃是针对于当前建筑学领域中材料研究和应用的两种流行倾向：一是正统建构理论中对于结构的真实性再现或表现的苛求；二是当代建筑实践中材料研究和应用的图像化态度。虽然两种态度差异颇大，但是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材料的空间意义和内涵。不幸的是，这两种态度在当代建筑教育与实践中却得到广泛的认同，对于建筑学的潜在危害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对待。

（2）对象确立的针对性

以材料为研究对象，但是从空间的角度来切入，因此，材料与空间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样的一个研究对于中国的建筑教育和实践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因而这么一个对象的确立便有着强烈而具体的针对性。而它的突显则首先需要被置于当代中国建筑教育与实践的宏观背景之中。

由于整体上缺乏现代建筑的健全发育以及对于现代建筑的风格化理解，建筑的图像化现象在教育和实践中一直甚为严重。而在新的传播媒介的推动下，这种状况正在愈演愈烈。假如撇除建筑生产全过程中的社会性因素而单纯从设计者的角度来说，这反映出建筑教育的偏颇。首先，长期以来，在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建筑学院里对于西方建筑史教育的关注点一直集中于古典时期（古埃及至18世纪末期）和成熟现代主义时期，至于二者之间的过渡与孕育，则常常由于对19世纪的折中主义的批判而掩盖了另一方面的探索。然而，正是这一时期基于材料与建造的探索，以及由现代艺术导引的现代空间观念的逐步成型奠定了现代建筑的基础。与这一阶段相比较，二战以后的现代建筑实践已经多了一些教条而失却了当初的活力。其次，就现代建筑设计方法的教育而言，从创始之初被简化了空间和建造内核的“布扎”的形式构图，到后来的抽象的“泡泡图”功能类型分析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进的抽象形式构成系统，直至最近十年伴随着传统媒介和电子媒体的双重发达而来的对于国外建筑设计界探索的一种“图像化”引入，材料与建造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缺席的状态，而现代建筑的空间观念也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取舍及设计方法教育的偏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于现代建筑的材料与空间内核的抽取，只剩下一种风格化的理解。

这种状况也几乎实时地映现于建筑实践之中。虽然多年来不乏一些优秀的建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现代建筑的空间观念却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实践；而对于材料的态度，也一直集中于技术性层面，至于其他层面上的研究则缺乏深入的探索，尤其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思考。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最近约十年以来，在教育和实践领域都有回归建筑基本要素的努力。希望通过回到建筑构成的基本要素使我们有可能“清除意义的干扰”，从而使得“建筑就是建筑本身，是自主的存在，不是表意的工具或说明他者的第二性存在”⁽⁸⁾。具体来看，无论是在建筑教育还是建筑实践上，空间与材料常常被视作最为基本而不可约减的要素，在近二十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只是二者之间那种互为依托的关系却常常被忽视，因而常常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即由前十年的抽象空间构成而转向后十年的材料和技术关注，但是都忽略了它们——尤其是表面（Bekleidung）与空间——在源头上的互文关系。

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如果说西方当代建筑在以材料关注来扭转空间霸权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则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对抗图像化的不良影响，又要敏感于材料的当代思考与实践。而对于空间——如果说它不再是绝对的主角的话——则需秉持一种相对审慎的态度，不能以牺牲空间的重要性来获得对于材料的认知。相反，应该在对于材料与空间之关系做出研究的基础上，以材料来丰富空间的创造，达成一种真正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