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全球化趋势的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愈演愈烈的竞争压力，出于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权衡，银行纷纷采用了分割消费市场、锁住特定（中高收入）消费群体、排斥低收入群体等策略，从而逐渐形成了低收入群体、边远或农村地区等的金融服务缺乏这一局面，该现象被金融地理学者Leyshon和Thrift称之为“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而这些地区则被形象地喻为“金融沙漠”（financial desertification）（Leyshon＆ Thrift，1994）。

所谓金融排斥，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1]（FSA，2000），既有从广义视角进行定义的，如认为金融排斥就是阻碍贫穷群体和劣势社会群体获得金融系统的接触这一过程；也有从相对狭义视角进行定义的，如认为金融排斥就是缺乏拥有特定的金融产品；但无论哪一种视角，公平和平等地接触所有金融产品是其潜在的假设（ANZ，2004）。

而上述假设，则正好体现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含义。自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以来，包容性增长以“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则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因此，在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下，要实现平等惠及各地区、城乡群众的共同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便是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也就是说，从金融角度而言，就需要金融服务实现包容性增长，即要让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获得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否则，正如FSA（2000）所指出的，金融服务的缺失和不可得性导致的金融排斥，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不仅会导致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作为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子集，金融排斥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基于此，积极开展对各国、各地区的金融排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对于各地区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衍生出了许多金融地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特别是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了金融分支机构的撤并改革。诚然，该改革是银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其在成本收益分析下的必然结果，也是提高银行效率、参与激烈竞争的重要途径，其出发点无可厚非。然而，这次改革却在结果上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分支机构从效率不高的边远地区（例如西部地区）、从农村地区撤离，从而造成了边远地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进一步缺乏，引起了这些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提高。此时，意在提高全民金融享受程度的各项措施就需要出台、各相应机构乃至于非正规金融就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从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积极开展对我国金融排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背景和意义。

回顾文献，我们会发现，金融排斥问题首先进入了金融地理学者的视线之中，一国金融排斥的地理分布性成为金融地理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早期的大量文献研究基本上就集中于这一方向的探讨上。然而，金融地理学者对金融排斥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强调“地理”的重要性方面，却较少深入剖析其分布的空间依赖性和发展演化等。而显然，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应该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和一定的演化趋势，因此，通过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借鉴。

从研究内容看，金融排斥的研究，从早期的主要关注于接近金融服务和银行分支的地理性研究（Leyshon＆ Thrift，1993，1994，1995），向人文社会制度转向———关注到底是哪类型的人群很少或没有使用金融服务、以及金融排斥的过程（Ford ＆ Rowlingson，1996；Kempson ＆ Whyley，1998， 1999a，1999b）。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前者认为是金融地理学家发挥作用的舞台，而将后者看成是金融发展理论学者发挥作用的舞台。因为对于微观主体的关注，其实也正是涉及金融服务的“宽度”，即金融服务的接触性问题———是否接触到金融服务，而该问题正是目前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最新研究动态，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不仅仅应该包含金融深度（financial depth），而且也应该包含金融宽度（financial breadth）。从这个角度而言，对金融排斥问题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对金融发展理论最新研究动态———金融宽度的研究深度。同时，这个角度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体现金融排斥的“人文”气息。

尽管金融排斥作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于各国，然而，综观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金融排斥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却较少。从笔者查阅的文献看，目前还较少有专门对中国金融排斥进行研究的著作，尽管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在介绍金融地理学时有所涉及。

此外，各研究文献对于金融排斥在一国内区域层面上的探讨也不是很多。中国是一个区域差距明显的国家，东、中、西部间存在显著的梯度效应，“金融边缘化”等现象始终存在，大量的研究显示，中国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显著的金融深度差距，那么鉴于金融深度与金融宽度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有理由提出假设：金融排斥的分布也应该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也就是说，对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研究有一定的文献基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排斥问题具有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一般特性，也具有自身的特征。在新时期，运用“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从省际层面对中国的金融排斥进行相对全面的研究，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1] 关于金融排斥的维度，Kempson＆Whyley（1999a，1999b，2000）进行了很好的归纳，主要包括五方面：（1）接近排斥指通过风险界定的过程限制了接近；（2）条件排斥指有些金融产品的条件对一些人的需求不符合；（3）价格排斥指一些人只能获得一些他们不能承受的价格的金融产品；（4）市场排斥指一些人被目标市场和销售所排斥；（5）“自我排斥”指人们很少去申请金融产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被拒绝，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们在过去可能被拒绝过，或是他们知道有些人被拒绝过，或是他们有一种信念：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是不会被接受的，等。这种分类方法在许多文献中被广泛引用（如FSA，2000）。此外，Cebulla（1999）根据金融排斥研究的文献，将金融排斥划分为结构排斥（structure exclusion）和主体排斥（agency exclusion）：前者主要是指由机构或金融系统引发的排斥，如将一些低收入人群从金融服务系统中被驱逐出去；而后者主要是指个人主动地拒绝或避免接受金融服务，这与Kempson＆Whyley（1999a，1999b，2000）中提出的“自我排斥”是一致的。因此，这些不同的维度组成了复杂的金融排斥集合，阻碍了一些低收入人群接近和使用正规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