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都城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面临的问题

1．1．3　封建都城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面临的问题

1）城市封闭格局的负面影响

北京这座封建都城严格按照传统的都城规划设计建造的原则进行，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满足了统治者的精神和实体需求，完成了事实上对普通民众的空间和精神控制。这种都城格局形成了封闭内向的社会空间特征，如以城墙作为城市阻隔内外交流的手段，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的人员交往、经济交流被阻碍；宫城和皇城以封闭形态占据城市中心区位，对于提高东西和南北向的交通通行能力和通行效率有严重制约等等。

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近代城市应该具有开放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萌芽与城市的开放互为依托。北京作为封建都城，本身具有极大的向心作用和吸引力，20世纪初叶以来，以物流和人流为载体的对外联系随着交通的发达也日渐增多、频率加快，城市自身发展和人口增长也促使城市实体空间开始向外蔓延和扩张。

这样，封建帝制下形成的封闭内向的城市格局与城市本身应具有的开放性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形成以下几种冲击：一是近代以来城市不断增长的扩张和开放的需求对封建时代特有的对城市的严格控制体系的冲击，而城市内外交通联络的阻隔只是问题的表象。二是城市对外交往的强烈需求导致对城市内外交换能力有限性的冲击。北京的物质交换依赖于全国各地，城市本身保持活力必然需要强调不断延伸的对外交往，特别是民间经济社会对外交往的发展趋势在清末日益强烈；在交通方式的改变提高交往效率的同时，封闭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交往的障碍。三是城市内部市民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形成对封建皇权孤立封闭空间的冲击。

因此，封建都城格局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传统的市政和城市功能也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发展的需求。帝制的灭亡，为北京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进行适度的改造提供了机遇，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传统城市只能为市民提供有限的服务，阻碍城市获得新的发展活力，城市突破原有的格局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样，清末北京城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城市改造活动，以适应城市近代化趋势的需要。

2）清末以来人口增加给传统城市格局带来压力

清初及中叶，统治者在北京实行满汉分治的政策，城市人口的数量和分布相对比较固定，人口流动性差，城市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清末满汉分治被打破，清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控制放松，特别是北京因创办多所大学而成为全国教育中心，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成为客居北京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教师、归国留学生、来北京求学的学生；同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也吸引了包括政府的大批官员、技术人员等；此外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女佣、帮工、仆役等为城市服务的人口也大量涌入；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部分外国来华人员也成为北京的常住人口。从总体来看，当时外左五区人口密度最大，其次为外左一、二区和外右一区，参见图1．1。清末民初的人口状况参见表1．1，其职业构成参见表1．2。

图1．1　1910年代北京的人口密度

资料来源：Sidney D 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New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21

表1．1　清末民初北京的人口统计　　　（单位：人）

资料来源：王均．1900—1937年北京城市人口研究．地域开发与研究，1996，15（01）

表1．2　1912—1920年城市人口职业结构

资料来源：魏树东．北平市之地价、地租、房租与税收．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1935，77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内外城人口在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增长了30．2%。通过对表1．1、表1．2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教师、学生、公务员、官吏、律师、议员等职业人口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外来人口的进入。还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初的从事工商业活动者、学生、官吏等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但不同的社会分工形成了各种专门职业，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机械增长的高速度给城市带来压力，人均道路面积、交通、市场等体现城市容量的基础设施日渐不足。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需求，城市向周边扩大和蔓延。有研究表明，1913年北京的城市核心区面积47．1公里，城乡过渡带面积35．3平方公里，城乡过渡带平均宽度1．2公里^[4]。可以看出，城乡过渡地区由原来的几乎不存在到较快扩展，市区与郊区的界限模糊，城市内部的改造都是近代以来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增长的必然。可以说，北京在清末民初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增加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使北京开始了近代的城市化过程。

3）封建都城城市双重管理体制的弊端

北京作为封建都城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此外顺天府对北京地方也行使管辖权，因此北京是受中央和地方双重管辖的。这种封建都城在城市管理上的特殊性，必然造成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标准的城市管理难题，对城市的长期发展不利。清末虽然一度实行新政，出现了一批新式的管理机构，仍然没有解决北京城市受双重管理的问题。此外，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卖国，使馆区作为内城的特殊区域享有特权，形成了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另一种城市区域管辖权，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尊严，对北京城市的统一管理也造成困难。

此外，城市管理权限和职责的重复、冲突，也造成城市管理的效能不高，并阻碍了城市的有效运转。因此，解决北京作为城市的独立法律地位、明确专门机构管理城市在20世纪初成为首要问题。而北京要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这在封建国家体制内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清末民国初期的自治运动使这一问题获得解决有了一个时代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