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聚居发展比较研究

6.3.2　历史聚居发展比较研究

1）重庆

在重庆城市及其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地域生态环境的作用显著。山阻水隔、偏居西南的客观条件，使古代重庆城市与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环境中自我繁衍，地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其地域本土文化作为人地互动关系的呈现，真实地反映了地域居民与自然环境的交互关系，而聚居空间的生产，亦源于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因此，地域文化的主体性突出，文化在影响人居实践中的价值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在聚居形态、思想理论，还是在聚居心理趋向等层面，都全面主导着地域人居环境的发展演进。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强烈。共同的文化归属性使地域社会的阶层意识不甚突出，表现为社会空间的分异不明显，居民以自由格局的发展，于山水之间，择山相水而聚。所以其地域文化具有相当的平民文化特征（图6.56）。

图6.56　重庆临江门传统聚居形态示意
资料来源：王其钧.城镇民居.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53

重庆地域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低，不利于社会性聚居的大规模发展。一方面，步行肩扛的交通方式，缩短了城市的有效交往半径，使早期地域聚居的聚集度较平原地区高；另一方面，虽然形成了地域特色显著的文化属性与聚居形态，但是文化自身的调节、适应能力偏低，即本书所述的文化承载力低，一旦遇到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地域文化往往较快地失去其主体地位，而丧失其引导、控制人居空间的发展建设的价值作用。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与本土资本主义的作用下，重庆地域文化的主体性受到巨大的威胁，城市形态也随之发生剧变，如近代重庆城市拆除城墙后无序蔓延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代表西方文化观念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本身就是以外来文化观念与社会组织方式，来控制引导地域城市的空间发展。地域本土文化主体性被掩盖的直接后果，就是隔断了地域生态环境下，人地互动的有机联系。城市营建思想完全由外来的文化观念所主导，地域人居风貌与文化特色渐失，地域人居空间实践亦逐渐走向了人地关系相背离的方向。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完全打开了地域城市发展的时空环境，改变了地域城市及其文化生存的资源环境，城市文化也被赋予了时代性的新内涵。跨地域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密集，一方面再次冲击了重庆地域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及其依存的地域生态基础，空间的复制与移植大量出现，在城市变得越来越“年轻”的过程中，城市风貌异化并趋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注，亦使地域文化意识逐步觉醒。如何传承地域文化、塑造城市特色，逐步成为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问题。现代全球化的资源环境，为重塑城市的地域特色、传承地域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和有利条件。纵观重庆城市及文化的历史进程，地域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要素，是其城市与文化地域特色的基石。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一方面，城市的本质目的在于为居民提供理想的住居空间，因此，立足于地域生态本底的发展，于地域聚居实践的人地互动过程中，再现人地之间的真实关系，满足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联性，才能形成特色显著的地域城市风貌与文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又为地域聚居发展添加了新的内容，使地域在人地互动过程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更自由的方式。因此，立足地域化的全球化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方向。

2）武汉

在武汉城市及其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湖山连绵的生态本底作用显著。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使古代武汉城市与文化的繁衍，从一开始即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时空环境中，多元文化的汇聚成为其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繁衍于地域生态环境中的本土文化与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观念相互交融，构成了古代武汉地域文化发展的主脉，并在聚居形态、思想理论以及聚居心理等层面，引导着武汉地域人居环境的发展演进，如武昌、汉阳古城相对规整的城市形制与自由格局的街区形态。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属性，使市民阶层的主体意识和城市空间的园林化特征都十分突出。

图6.57　武汉美国领事馆——外来文化形态

武汉地域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相对较高，肥沃的荆楚大地为多元文化的繁衍提供了充分的支撑。多元融通的武汉地域文化使外来文化极易被接纳，而得到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这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城市形态也相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文化极易被接纳，也导致了城市文化观念失去了较为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多元化的文化属性像一柄“双刃剑”主宰着武汉城市文化的繁荣或异化、城市形态的多元或混乱。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与本土资本主义的作用下，武汉站在了我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前沿（图6.57）⁽²⁹⁾。由当时的苏联专家帮助完成的1954年武汉城市总体规划，即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广场加轴线的空间格局构想，忽视了武汉地域生态本底及其文化传统，其本质为文化观念的移植以及空间形态的复制，虽对其后武汉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割裂了文化传统与地域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城市形态并非是人地关系真实互动的自然呈现，也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因而过于机械化。

现代社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全面地打开了武汉城市发展的时空环境，改变了地域城市及其文化生存的资源环境，城市文化也被赋予了时代性的新内涵。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使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建设任务。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交往，进一步强化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多元特征，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借鉴与应用，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空间形态的移植与复制现象大量存在，使地域城市风貌面临异化和趋同的困境。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湖山连绵的生态本底对武汉城市及其文化的现代发展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立足于地域生态环境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全球化发展，较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与城市特色维育问题，为武汉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南京

在南京城市及其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虎踞龙盘的山水形胜、开阔平坦的空间形态为城市历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域生态条件。南京位于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会处，在历史的文化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城市文化的二元性特征比较突出：其一，以封建统治阶层为主体的代表中原文化的空间礼制观念，反映在历史城市的皇城、宫城的轴线格局等形态特征上；其二，以地域居民为主体的反映江南文化的自由格局、尺度宜人的空间特征，外显为秦淮河、夫子庙一带的临水街巷。另外，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思想，亦在古代南京城市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其文化群体的数量与聚居规模较小，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往往停留在审美意象及心理的影响层面，游移于前两者之间。从社会文化群体的空间分布来看，社会阶层意识突出，地域本土居民多自由聚集在秦淮河两岸，而作为封建统治阶层的外来文化群体则多分布在城北、北山面南一带。富饶的江南水乡为古代南京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生态资源，因而其文化发展相对完善，调节与适应能力强，即文化承载力高。在近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观念的冲击下，南京较好地保持了地域文化的主体性，既借鉴了卫星城、田园城市、带形城市及邻里单位等发展理论，选择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城市分区改良方案，又有意识地避免空间形式上过分西化，采用“西体中用”的方式，即城市规划宏观模式上采用甚至局部套用西方形式，但是在建筑布局和形式的选择上用传统的中国形式进行控制。其意义极为深远，不但体现出空间秩序观念的发展与更新，而且邻里单位理论的借鉴，对传统地域聚居模式中的自由格局、尺度宜人的空间特征有所发展。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南京相对走在了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前沿。历史地分析现代南京城市文化，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①基于人地关系真实互动的地域本土文化——形态外显为尺度宜人、自由格局的街巷；②历史外来文化观念——形态外显为规则方整、尺度宏伟的轴线空间；③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形态——形态外显为现代都市景观形态。在商品社会与信息资源环境的客观环境下，南京城市与文化发展工作的展开应做到既区别对待又综合考虑：①保护历史街区的传统聚居形态，发展并完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尺度宜人、自由格局的住居空间；②通过空间分析与系统的保护规划，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又使之为城市风貌塑造、景观生态更新作出贡献；③根据历史城市格局与地域生态环境，科学选择城市发展方向，建构现代都市景观形态。

4）比较研究

在重庆、武汉、南京地域聚居空间实践中，山水形态与仁智思想的融合较为密切。以传统聚居为例，重庆、武汉、南京都有许多寄情山水、亲近自然的聚居形态，它们是联系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中介（图6.58、图6.59）。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自然为依托的社会、经济、文化与自然的复合人文系统。许多城市不仅有雄伟的当代建筑，也有巧用山水形胜的风景胜地和人文景观。

图6.58　武昌城市聚居形态及文化意象示意

图6.59　南京传统聚居形态及文化意象示意

审视重庆、武汉、南京地域聚居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可以看出，它们的地域生态条件、历史聚居过程以及地域文化繁衍对其地域聚居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并赋予三地地域聚居以统一性、差异性和生态性的基本特征。

①统一性——长江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由长江水运引发的产业经济发展，使重庆、武汉、南京的区域聚居在宏观层面上具有突出的“亲江性”特征，即长江作为区域生态、经济走廊，构成了重庆、武汉、南京区域聚居发展的主导轴线。这一点在上游——重庆地区、中游——武汉地区、下游——南京地区的区域聚居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中均清晰可见。

②差异性——长江西接青藏高原，东连大海，各段的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过程、产业构成以及文化传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是这种聚居环境的不同，导致重庆、武汉、南京地域聚居格局的差异性（表6.4）。

表6.4　重庆、南京地域聚居发展格局比较

续表6.4

图6.60　汉口滨江空间形态构成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资料整理绘制

（3）生态性——重庆、武汉、南京区域聚居发展的不同模式与长江的生态条件密切相关。上游重庆地区处于高原和平原的过渡带，为典型的丘陵区，长江和自然山体的共同作用是影响该区域聚居发展的主导因素；中游武汉地区为平原湖区，受下游水位的顶托，长江水患严重（图6.60），除历史上依靠长江水运发展起来的主要城市外，次要城镇主要沿陆路交通网发展；下游南京地区泄洪较快、用地平坦、湖泊众多，因此形成了以长江和陆路交通并重的多轴网络发展模式。由此可见，长江的生态效应及其经济效益是影响重庆、武汉、南京区域聚居发展的主导因素。

重庆地区，山、水自然因素的叠合作用是其地域文化特质产生的源泉。由于山形水势的阻隔，该地区的文化交流相对困难，文化的史化度较低而自由度较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与山水互动的聚居发展过程中，实践的尝试、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山地文化，并演化出相山择水、分散聚居的聚居思想和发展模式。武汉地区河网纵横，文化交流频繁，经济发展水平适中，形成了通江达海的多元文化特质，文化的开放度高、自由度大，人类在与江河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自由的聚居发展模式。南京地区湖泊众多，长江江面极宽，历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具有较高的文化史化度，经济相对发达。在因借长江水运发展的同时，聚居格局受到了开阔平坦的冲积平原和湖泊的影响，城镇密度较大，陆路交通对区域聚居格局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