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

一、历史学研究

马克思最初信仰黑格尔的法哲学。《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和所遇到的理论难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把理论兴趣开始转向对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研究。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按照习惯作了5本详细的摘录笔记(后人称之为《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笔记是对24本著作及一些文章的摘要，其作者除了政治学的古典作家，如孟德斯鸠、卢梭、沙多勃利昂、麦捷尔和马基雅弗利等外，大量的是近现代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路德维希·兰克、哈密顿、施米特、林加尔特、盖尔、瓦克斯穆特等。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时间则从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涉及2500多年世界史的事件与演变。

《克罗茨纳赫笔记》虽然基本上是原著摘录，但又不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材料的单纯积累，不是对历史细节的简单描述和追求，而是着重对历史的逻辑把握，即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以揭示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这些笔记所研究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就总体而言，《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关于英、法、瑞典、波兰、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内容，占去了笔记的大部分。本来马克思是想弄清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在第一本笔记中，马克思从德国历史学家格·亨利希的《法国史》中主要关注了法国16世纪末以前社会政治生活的演变，重点通过对卡罗林王朝的研究证明了封建国家的军队体制同财产关系的直接联系。在第二本笔记中，这一主题得到更为广泛的体现。在对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贝勒尔的《斯泰尔夫人遗著考证》等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对拥有财产和代表制、作为公民参加选举条件的财产、私有主对村社的态度、平等和所有制、所有制同统治与奴隶制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在以后的几本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英、法、德等国历史著作的摘录，阐释了各种所有制形成的历史性质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史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需求与劳动的关系以及与物化劳动的关系，逐渐深化了对历史发展本质的认识。

对世界史的研究，使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克罗茨纳赫第四本笔记中，马克思在对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第一卷中发表的《论法国的复辟时期》一文进行摘录时，写下了一段比较长的而且比较重要的评论。通过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市民社会或所有制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他这样指出：“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1]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的这种内在联系，实际上在各个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越是向前发展，这种情况暴露得越是明显。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所摘录的大部分书籍是关于法国史的，几乎在其中每一本书中都注意到了1789年的革命。在1843年末，他还曾打算写一部国民议会史。马克思之所以对法国革命史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就在于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一革命经历了多次反复，所爆发的地点也是局部性的，但它所显示的意义则是时代性的、全局性的。它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增长了他们反封建的士气，加快了世界历史形成的进程。当然，马克思也没有过分夸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明确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例如，马克思在研究革命时期与所有制问题相联系的平等问题时，曾详细摘引了从人权宣言到“忿激派”关于平等的要求、观点及各派间为此发生的尖锐争论，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自然也不可能由此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正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分析所得来的认识，马克思不久后便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尽管在这一时期，这一思想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比较零散的，且缺乏科学规定，但这些思想成果及其研究方法都预示着科学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