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

旧历史学派的时代，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普法战争结束。在此期间，德国的政治逐渐趋于统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人运动也同时蓬勃地展开。旧历史学派沿着国家主义学派的道路，反对工人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古典学派。他们批评古典学派过于重视经济规律的普遍性，认为，就实际方面说，任何经济的立法规则，绝不能毫无差别地适用于世界各国，或适用于历史上各个时代，它必然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政治家创立新的方案，即在于引用正确的原理，适用新的需要，解决新的问题。就理论方面说，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仅具有相对的价值，它与物理学和化学规律不同，后者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抗性，前者则没有这种特点。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经济原理亦必然随之变化。所以，为了弄清楚周围环境的性质，必须用归纳法代替古典学派的演绎法，并且，归纳法还会照亮人类行为的动机；这种动机，古典学派仅仅解释为是自私自利行为的产物。

他们认为，经济学原理，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能够称之为最后的真理，从而，经济规律就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一切经济规律只有客观情况无碍于它发挥作用时，才具有真实性，否则，它的真实可靠性就不存在。因此，只有用历史的观点去探讨问题，才能找到适应自己需要的经济原理和规律。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研究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更应该研究德国的历史和文化；人类倘若没有几千年的历史知识，现在必然仍处于蒙昧状态。

旧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等，其奠基人为罗雪尔。

罗雪尔（W.Roscher，1817—1894）出生于汉卢弗一个高级法官的家庭，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1840年被聘为哥廷根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1843年任政治经济学的助理教授。1848年应莱比锡大学之聘，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干了四十六年直到他逝世。

罗雪尔的主要著作有：《历史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讲授大纲》（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54）；《德国政治经济学史》（1874）。

马克思曾概括地评述过罗雪尔的著作，说它的形式“是教授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工作的，并且以明智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如果得到的结果是矛盾，这对它说来并不重要，只有完备才是重要的。这就是阉割一切体系，抹去它们的一切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平相处。在这里，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抑制，这种渊博的学问宽厚地俯视着经济思想家的夸张的议论，而只是让这些议论作为稀罕的奇物漂浮在它的内容贫乏的稀粥里”。

他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法论

罗雪尔把经济学看作“国民经济生理学”，主张它的研究方法应该用“历史生理的方法”。因此，他否认用抽象方法在理论上建立经济学规律的可能性；认为抽象法只能在初步工作中暂时应用一下，而对实际生活中的多种多样变化，则不适用。在他看来，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生理方法”包括以下四点：（1）描写、记录和说明一切经济生活的现在和过去的事实；（2）注意政治科学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认为研究经济学不能孤立地从经济入手，必须与政治史、法律史、文化史等联系起来；（3）研究经济学不能以现在的经济现状为满足，必须综合比较过去的情况，从“历史的类似”（不是同一）找出“倾向的线索”；（4）历史的方法不应该对于经济制度加以赞美或谴责，因为没有一个制度是对一切民族完全有利或有害的。因此，经济学只应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根据历史判断承认历史事实是什么），不应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由上面可以看出，他的描述方法不过是描写事实，叙述历史及个别国家经济制度，强调每一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具体性。这种表达方法，显然和国民经济史混同起来了。他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的结论，只对每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提供根本概念和指出其发展趋势。国民经济史则是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中所表现的具体形式与具体特点，它不是研究各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经济规律，而是研究这种规律在不同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还有，罗雪尔反对采用抽象法也是不对的。在复杂纷纭、多种多样的实际生活中，要揭露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必须应用抽象法，才能从特殊性中抽出一般性，从而去探索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

（二）价值学说

罗雪尔的价值论反映了“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抑制”的特点。实质上他的价值论不过是萨伊价值论的翻版，因为他同样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都创造价值，也就是生产要素决定价值。不过他对萨伊的学说已经进一步加以发展。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各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很不同的。例如，在草原上的畜牧业，劳动所占的比例很小，土地几乎是一切。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制造业和商业都需要资本和劳动。

他还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史都可分为三个时期。生产三要素在各个时期创造价值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最早时期，自然是到处占绝对优势的要素，土地几乎自发地供应人们的食物。第二时期，即中世纪后期，劳动这一要素日益占重要地位，因为它有利于城市、市场和行会等特权的产生和发展，于是劳动资本化了。到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这时，“每一件事物上都嗅到资本的味道。土地的价值，由于投入大量资本，是大大地增长了，而在制造业中，机器劳动压倒了手工劳动”。

尽管在萨伊价值论的基础上，加上这些“渊博的学问”，无非是说明在价值构成中生产三要素在各个时间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所以罗雪尔的价值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庸俗的生产费用价值论。

（三）利润学说

在工人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时，企图创立一种理论来证明资本家有获取利润的权利，是资本主义辩护者的历史任务。罗雪尔的利润学说，正是为这一目的而产生的。他抄袭萨伊的庸俗见解，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东西’”。同时，他还批评“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所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获得利息”。这就是说，资本家在分工方面曾经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创造了价值；曾经为提供资本而“节制了自己的享受”，所以他们有权利取得报酬。由此，他追随萨伊之后也把资本家分为两种：工业资本家和企业资本家，认为前者只是货币所有者，后者才是真正的工业活动家。企业资本家把三个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结成一个整体去从事生产，创造出价值和利润，利润就是他应得的工资，也就是他的劳动的报酬。所以，在他看来，资本家取得利润，是来自社会的分工，从而把企业经营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视为同一。马克思讥笑说，罗雪尔的“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了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在19世纪末叶，从70年代起，所谓“青年的历史学派”即新历史学派统治了德国的经济学界。这个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是：

（一）德意志帝国的形成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德国开始了它的统一运动，1864年发动了普奥战争，把奥地利驱逐出德意志联邦之外，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1871年战胜了法国，威廉一世即位当“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由此成立，统一运动也告完成。政治不统一，是以前德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德意志帝国的形成，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普法战争后，德国得到大量的赔款，充实了资本；占领了亚尔萨斯和诺林两省，获得丰富的煤、铁资源，统一了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无阻。这一切使德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到19世纪80年代，它的工业生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90年代后赶上了英国。同时，德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辛迪加和卡特尔已纷纷成立，垄断资本家和土地贵族互相勾结，支持政府对外实行侵略政策。

（三）工人运动高涨

这一时期，由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巨大影响，原来已经发展着的工人运动更日益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这对德国资产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和德国的容克勾结起来反对工人运动，但是在镇压和迫害的同时，也以“社会主义”为幌子，并对工人阶级施行一些小恩小惠，企图笼络收买。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执行了资产阶级上述任务，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哄骗工人阶级，极力宣扬国家是超阶级组织，能调和阶级矛盾，在不触动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他们最具体的政治表现就是在1872年组织了“社会政治协会”。这个政治集团的性质，在第一次会议主持者施穆勒的开幕词中已表示出来：“我们不拘学派之异同，不拘政党之区别，只要对劳动者抱有同情的人，均欢迎参加本会。……凡轻视劳动者的疾苦，而主张放任自由政策的那种个人主义者，我们就不准其加入。其次，欲使经济制度破坏，使资本主义消灭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社会主义者，更是我们所极力反对的。我们一方面是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充实劳动的概念；同时，另一方面是希望以君主的权力图谋成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调和人。”这里，打着同情劳动者的旗帜，宣扬劳资协调，目的在于麻痹和瓦解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妄图使他们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忠顺于资产阶级。这算是资产阶级代言人玩弄的一种新手法。

由于他们这些人都是以教授身份在大学讲坛上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高喊一些“社会政策”的口号，如举办社会保险，缩短劳动日，改善劳动条件等，所以被人们讽刺为“讲坛社会主义”。

因时代条件不同，新历史学派与旧历史学派也就有些差异：第一，新历史学派并不否认经济规律的存在，并认为探索这种规律是经济科学的主要目的。第二，新历史学派不仅提倡历史方法的运用，而且急欲将理论见诸实行，因此竭力用历史方法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新历史学派主要反对的不是古典学派，而是集中力量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已经广泛传播。第四，新历史学派不像旧历史学派那样用保护政策来反对自由主义，而是用“社会政策”来反对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以第三方面的身份来调和阶级斗争，用干预私人经济活动的手段来抑制工人运动。第五，新历史学派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本观念，解释各种经济范畴。

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穆勒、桑巴特等。他们也都是德国大学的教授，其中施穆勒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个学派不仅几十年内在德国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而且对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学界影响很大。

施穆勒（G.Schmoller，1838—1917）出生于德国威特堡的一个官僚家庭，大学毕业后于1861年从事工业统计的编纂工作，1864年到哈勒大学任教，1872年转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1882年又转到柏林大学任教授直到1912年退休。他被德国资产阶级视为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深为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所赏识，是德国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主要著作有：《十九世纪德意志手工业史》（1870）；《现代社会与实业的政策》（1890）；《几个社会政治和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1898），《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1900—1904）等。最后一部书不仅是施穆勒的代表作，也是新历史学派的最重要的著作。施穆勒对历史方法更采取极端的立场，把它看作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方法，他批评演绎法是不能弄清楚任何重要东施穆勒的主要经济观点如下：

（1）国民经济的结构和发展问题。认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量的财富，而经济本身是互相联系的个人所构成的大小集体，构成这种联系的因素是心理的、道德的或法律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只是经济结构中的一个成员。所以，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社会规范的科学”，它不仅应研究人类与物质财富的关系，并且应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施穆勒强调提出，国民经济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发生作用的，它受着统一的民族精神和统一的物质因素的支配，是一种民族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总体。因此，“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他认为国民经济越发展到更高阶段，越受到法律和国家的制约，并且只有国家和法律的权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一致对，国民经济才具有完全的形式，两者的互相关系是：或者国民经济受支配于法律和国家，或者法律和国家受支配于国民经济。

上述观点中，他提到政治经济学应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好像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关系是道德的、法律的关系，不是生产关系。他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支配作用，是错误的；不过，他又指出上层建筑也受支配于经济基础，仍不失有正确的一面。

（2）价值学说。他的价值论也是一种以心理道德为基础的价值观点。他认为，苦乐的情感，就是价值的情感；而习惯的情感表现于外部，就叫做欲望。经济的价值，是指一种意识形态而言，这种意识的产生，是由于比较各种商品的效用及其重要程度而引起的。所以，他说来说去，不过把价值视为人的心理因素对商品效用的反映。这种心理因素是受道德支配的。于是他最后指出，经济价值必须附庸于道德价值。

他承认供求关系能够影响价格，因此他对供求关系做了分析。认为需求的变动受到消费习惯的改变的影响，也受分配不平均的影响，还有农业上收获的变动，也对需求发生影响。在供给方面，从长期观察，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这样，他的价值论，就长期观点说，是一种庸俗的生产费用价值论。

（3）经济发展阶段论。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学，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历史学派的各个经济学家几乎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施穆勒也像李斯特那样把经济时代分为五个阶段：家庭经济时代；都市经济时代；区域经济时代；国民经济时代；世界经济时代。

这种划分，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不合情理。第二阶段已到都市经济时代，那应该是商品货币经济盛行的时期了，后面第三阶段怎么又回到封建性的区域经济时代呢？第四、第五阶段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时代，究竟有何种区别？其实，封建末期即重商主义时代，已在世界经济领域大搞国际贸易了，不必到所谓国民经济时代即资本主义阶段，才来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交往。而且把世界经济时代列为最后阶段，更属荒谬！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只有按照生产方式的更迭及其发展规律来加以区别，才是科学的。

新历史学派另一个值得叙述的，富有特色的代表人物是桑巴特。

维尔纳·桑巴特（W.Sombart，1863—1941）是德国经济史学家，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当选国会议员后，全家定居柏林。桑巴特在比萨（Pisa）和柏林读书，其后任教于布里斯诺（Breslau）大学和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施穆勒的影响，接受了国家主义的观点；同时反对古典经济学，厌恶自由放任主义。虽然德国历史学派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桑巴特在战后仍继续坚持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和观点。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信仰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后来当他转变为德国国社党的拥护者的时候，便终止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力量猛烈攻击马克思主义。

桑巴特的学说，像一些历史学派的成员一样，不重视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研究，而着重历史的分析与探讨。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1）强调宗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桑巴特一直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考察。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组织是建立在企业家、现代国家和机器生产的基础上。企业家是社会的新型人物，承担着经济活动的指导任务，正是由于他们的谋利行为，才使整个社会改变了面貌。但是这个改变过程，有赖于历史的偶然性，比如大金矿的发现、处女资源的开发等。

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怎样产生的？桑巴特认为宗教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家榨取钱财的欲望，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犹太教指出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以谆谆教诲的精神培养出来的。犹太教赋予资本主义以合乎理性的、实利主义的特性，被用来训导工人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工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的技术需要的劳动者。换句话说，宗教把工人培养成为甘愿任人宰割的驯服工具。

这样，宗教塑造了两个阶级的性格，两者都是合乎理性的，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和谐共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犹太教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结论就是：宗教对“左”的和“右”的思想，都能左右逢源，因为它是超阶级的。然而，其实任何宗教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

（2）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桑巴特在考察资本主义成长时，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①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大约从1400年到1760年；②高度资本主义阶段，持续地从1760年到1914年；③近代资本主义阶段，从1914年以后。他认为必须把资本主义现象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它的出现和成长不仅意味着技艺的变革，而且也意味着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心理的、宗教的和理智的变革。这些变革曾经驱散了中世纪的制度。

在桑巴特看来，高度资本主义时期，既标志着制度的上升，也标志着制度的衰落。这种转变全是资本家的意志所造成，而不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指出，当企业领导人经过上升阶段变得大腹便便，异常富有和踌躇满志的时候，衰落的征兆便开始显露出来，冒险的精神消失了，代替的是小心谨慎和按常规办事；原有的进取心和事业心也因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出现而下降。人口增长开始缓慢下来，投资机会日趋于狭窄，资本主义的困难有增无减。到1914年，当近代资本主义到来时，这些颓废趋势更显得十分突出。

桑巴特希望资本主义永远生存下去，但认为它会不断地有所改变，可能有新的经济组织出现。他预料将来经济方面的公共管理和有意识的规划会走在前面。各种行业的小手工业者、店主、农民将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公司一道按公共规章制度生存下去。由于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农民将受到更大的重视。

桑巴特相信资本主义的“规律”也像其他经济规律一样，不是绝对的、普遍的，也不是最后的，它们只适用于资本主义。这和他的历史观点是一致的。

（3）纳粹哲学的拥护者。1933年桑巴特已成为纳粹哲学的积极拥护者。他对希特勒所实行的法西斯独裁政体倍加颂扬，说它是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制度，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他美化德国的种族主义和大日耳曼民族主义，说这是在战胜衰败的社会制度之后最受欢迎的选择。

他写道：“新的每一代人都具有一种新生的承担文化的智力，这种智力只会由于种族的退化而丧失——那是一种危险，但明智的预防是能够阻止发生的。”

“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德国。为了德国的伟大、强盛和光荣，我们愿意愉快地牺牲每个‘理论’和每个‘原则’。不管它们刻着自由的或者其他的烙印。”

“最后，假如我们获知我们自己的（艺术的和文学的）创作物是受到外国人的影响，这种关系会对德国文化构成巨大的危险，那么，德国文化实在不需要这些外部的灌输。”

这些话都是宣扬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也即是为希特勒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所以，桑巴特是一个以信仰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开始，以充当纳粹主义的吹鼓手告终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