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历史学期待什么

（一）向历史学期待什么

柯林武德认为，人之所以研究历史，无非想认识自己，丰富心灵的自我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理解当下社会及幽暗复杂的人性，史学致用的诉求秉承了“历史是用实例教导的哲学”的古训，换言之，史学成为培养道德意识或政治智慧的学校。由此，历史学理应拒斥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区分，历史知识不止于探询过去的真相，亦欲寻求理解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为世界的道德结构提供合理的解释，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综合。1938年，柯林武德为了撰写《史学原理》草拟过一份未曾发表的内容概要，概要谈到“历史客体之重演使得客体根本不是客体。倘若细致考量过此观点，随之容易承认历史伦理和历史文明，它们与我们‘科学的’特性截然不同。在此，‘科学’等同于或律属于自然科学。科学的伦理发源于像实物那般有待超越或遵从的人性观念，历史的伦理将否认此类物体的存在，而是解决我们深陷其中的困境或者我们的所作所为。科学的社会要么乞灵于宰制人们的观念（通过金钱、战争或诸如此类方式），要么选择服务人们（通过慈善的方式）的观念。历史的社会将诉诸于理解人们的观念”。⁽⁴⁾质言之，在柯林武德看来，科学的社会将人性视为一种技术管理的对象，人被降格成物化的客体存在，失去了自身的本体地位，沦为工具性的手段。相反，历史的社会给予人的主体地位，人的理性是解决生活困境的保证，人性与社会情境的互动有赖于理解。柯林武德像康德一样承认人是一种有理性的生物，必须有一个可以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过程。不过，与康德不同的是，柯林武德并不志在构建一部体系庞大普遍的历史，既不夸大诸如愚蠢、傲慢、野心和贪婪等非理性的和不道德的人性成分，也不盲信邪恶力量终将被征服而臻于太平之治，从而免于过分的乐观主义和修辞式的悲观主义。事实上，柯林武德把人性植入历史过程，现实考量人的行为，认为人只有成为理智的且敢于担当的自由主体，方有望确立健全的和合理的政治体系，社会有望向文明迈进，国家生活与国际关系也将趋向秩序的良性发展。

关于启蒙运动的认识，柯林武德与康德也存在观念上的分歧，在康德看来，启蒙运动意指在他人的引导下摆脱因缺乏勇气和决心所加之于自己不成熟的状态，预设了人类禀赋中含有理智的成分，激情则充当了人类实现文明的手段，只要拥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方可获得实现，尤其学者宜冲破宗教的樊笼，秉持世界公民的立场著书立说，人类最终走向道德秩序的世界公民社会。⁽⁵⁾质言之，康德的乐观源于确信人类启蒙教育的可能性，却未能挣脱所属时代的智识气候，即人类社会吁求世俗化，一种乐观的线性进步发展观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以及倡导普遍的漠视文化差异的人性论。⁽⁶⁾在柯林武德看来，启蒙运动在狭义上是“论战性的和否定性的运动，一场反宗教的十字军”，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也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同时启蒙思想家的科学偏见令他们自身“不可能具有关于历史的起源和过程的概念”，历史学只处于宣传的水平。⁽⁷⁾由此，康德并不寄希望从经验上把握历史，而是探讨与先验理性批判的联系，追问独立于经验条件之下合乎目的和理性的历史进程，即受道德律支配的历史进程，这种“物自体”与“现象”的二元论隐伏了史学求真致用的断裂，康德把社会的进步局限于“政治的公正、局限于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作为法律关系、包括强制权力在内的法律关系”。⁽⁸⁾其实，柯林武德也重视法制建设，尤其强调民法（civil law）须辅之于道德原则；因为“文明社会是由法律监管的社会，尤其不是以暴制暴的刑法，而是协调人际赔偿的民法，由此，民法规制的社会意味着没有独断专制的强权，不管法律如何制定，执法者无权废止法律，法官也不可藐视法律。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成员必须如格林所谓的‘由公民精神点燃的个人激情必须受到约束’那般生活。社会成员如果缺乏道德法则的规范，社会中的民法原则将无法实现”。⁽⁹⁾显然，社会的良性管理取决于道德法则同法制精神的融合，不过，柯林武德并未像康德那般把道德和法制抽离出来，而是认为任何道德法则皆是历史情境下的产物，诉诸道德法则便是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历史过程，亦是诉诸于问答逻辑的理性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柯林武德清楚意识到道德法则存在一定的经验基础，永恒不变的法则终将沦为僵死的教条，相反人的行为却是鲜活的且受社会情境的制约，因此，依据现成法则行事并不能总确保获得成功，即便这些法则是通向成功的桥梁。

以柯林武德举老裁缝为例，人们只凭人际交往的通用法则与老裁缝交往，固然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过，如果将老裁缝“当作年逾六十、心脏衰弱、热心园艺、有一个患结核病的女儿并在银行有透支的约翰·鲁滨逊”，那么先前交往法则势必需要修正，因为个体行动被置入特定的局势之中；如若这样处理的话，那么指导人类行为的法则难以发挥实际用处，进而“现成的法则不足以引导生活行为”。⁽¹⁰⁾由此，柯林武德指出两类人必须抛弃法则行事而另谋出路，（1）缺乏生活经验的人群，尤其对生活迷茫的青年，（2）经验丰富的人群。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一旦摆脱从权威那里接受关于过去的现成结论，并与现实生活建立密切联系，那么它的功能就不是提供现成的普遍法则，而是培养对所处环境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有助于人们审视自身周遭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有趣的是，1928年的《历史哲学纲要》也谈及过人类“行动局势”的观念，柯林武德认为人类行为是特定局势下受规则支配而做出的。譬如，对弈双方在遵循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各自给对方设定局势，任何一方若要获胜，他需对新局势做出有意识的反应，展示自己的自由和智慧。由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是些什么原则引导着行动者做出了他所研究的事情，而不是假定这些原则总是一样的”。⁽¹¹⁾在柯林武德看来，引导人类行为的规则有两类：（1）普遍的和必然的原则，这是人类行为存在的必要前提；（2）经验主义的原则，它们不仅多样而且随着情境不同而发生改变。显然，历史学家处理的是第二类原则，历史学有助于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生活现象面前练就一双洞察局势的眼睛。

人们若要取得敏锐的洞察力，同样离不开一种新的历史时间观，这种历史时间观纠偏了自然的均质化的时间观，因为后者预设了以自然过程作为存在的根据，而自然过程却表征为一种“毁灭型”的样式，具有此种时间观的历史学家，易于用短时间的范围来审视历史事件，故柯林武德称它是以毁灭决定“人类生活形式”或“原始的黄金时代”的历史观，批评这种“毁灭型”的时间观是“历史近视症相伴随的一种幻觉”，历史事件将不为人所理解。⁽¹²⁾相反，柯林武德主张历史事件之所以成立，历史学预设了“最小时间原理”。起初，“最小时间原理”被用来指称自然实体进化所需的时间量，每个特定的实体各自拥有殊异的适当的时间间隔，在更短的时间间隔内它将不再存在。其后，柯林武德将这种观点移植到人类事务的研究中。⁽¹³⁾由此，柯林武德倡导用一种“建设型”的时间观审视历史事件，切合了用较长时间节律理解历史的认知方式。显然，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诸多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东西，养成一种纵深的反思自我及周遭世界的历史观念。换言之，我们向历史学期待的不止于探求往昔的真相，也要求获取一种植根于时间性的历史意识，养成一种历史地审视周遭世界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