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聚居格局比较研究

6.3.1　区域聚居格局比较研究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域聚居研究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顺应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改善的历史性趋势。

1）南京、武汉、重庆地域城市分布现状

长江文化带是我国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城市基本沿长江干流呈带状分布。从整体上看，长江文化带的城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不同的文化副区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聚居的文化地景。共性方面表现为城市多沿江分布，以江立市，以港兴市，反映出长江经济、生态资源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个性方面表现为城市地域分布与长江两岸腹地自然环境的生态对应，在长江文化带东、中、西部三个核心文化副区中城市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南京地区——地区城市化水平高于长江文化带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在聚居发展方面，城市相对密集，文化事业活跃。例如南京地区的聚居发展，以吴越文化为特质的地域聚居发展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沿长江发展的都市圈。由于该地区水运及水铁联运优势明显，地域聚居格局中，绝大多数城市依江河和铁路线分布，呈现出以长江为主轴的圈层格局（图6.50）。

图6.50　南京城市区域格局及发展趋势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南京城市规划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武汉地区——以荆楚文化为基本特质的地域聚居发展形成了以武汉市为中心的都市圈。该地区的地域聚居格局表现为城市密度居中，城市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且有很多城市分布既不沿江，又不沿铁路（图6.51）。

图6.51　武汉城市区域格局及发展趋势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城市规划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图6.52　重庆城市区域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城市规划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重庆地区——区域城市发展以重庆为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由于自然生态条件的制约，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地域聚居格局表现为城市密度较低，多沿江分布（图6.52）。这与长江下游地区相似，但由于支流众多，支流之间的城市分布又具有明显的流域差异特征。

2）城镇分布现状比较

南京、武汉、重庆地区的城市分布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①城镇分布不均衡，反映为城市密度的差异。长江下游的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分布集中，有上海城市群、南京城市群；中游地区的城市集中度则较下游地区低，除武汉城市群外，其他城市分布相对分散；上游地区城市分布的集中度低于中、下游地区。

②城镇之间的关联度不同。南京地区城市之间的关联度最高，城市经济的区域一体化水平高，武汉地区则低于南京地区，重庆地区城市之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

③南京、武汉、重庆地区城镇分布沿江聚集是共同特色，但又不拘一格。南京地区，长江以南城镇发展较快，这是因为太湖周围地区比较富饶，且高速公路网络建设较快，水陆交通均十分方便。武汉地区得益于水陆两方面的交通条件，城镇一方面沿长江干流和水系布点，另一方面沿铁路线布点，分布比较均匀，并有了较快的发展。重庆地区城镇分布不均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等自然条件和交通运输等因素，地域城镇发展步伐差距较大。

3）重庆、武汉、南京区域聚居格局综合分析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的山地丘陵区域，偏居西南、山水阻隔的地域生态环境，具有生态承载力低、敏感性高的地域特征。古代重庆地域的先民在其聚居实践过程中，通过人地互动的探索，择山相水而居，对外交流则因借舟楫之便，形成了沿江河轴线、散点状的区域分散格局（图6.53）。其间既有向长江沿线聚集的过程，也有向二级支流腹地拓展的探索。但是，随着聚居规模的扩大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重要，各地聚居单元最终选择了向长江及主要支流沿线靠拢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聚居格局的探索与演变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显示出前工业社会地域居民对自然环境的顺从和有限利用。现代重庆地域聚居模式的发展，由传统的大分散、小聚集演变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分散发展格局。区域城镇发展依然具有沿江轴线发展的特征。其中，重庆主城都市圈城镇群、万州次级城镇群、涪陵次级城镇群，均位于长江及其支流乌江沿线。同时，在区域公路网络的辅助下，逐步呈现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地域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低、敏感性高的属性，以及山环水绕的地形地貌，使重庆地域城镇发展不能套用东、中部地区的发展模式。从全国范围来看，西部地区的人文活动遗迹较东、中部地区少。而从整体生态系统的构成来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所承载的生态职能异常重要。因此，西部地区，尤其是山水资源富集的西南地区，可比作我国整体人居格局的“后花园”，其聚居规模、密度、发展模式必然与东、中部地区有所不同。当然，生态保护决不意味着不发展，关键是如何发展。通过对重庆地区历史聚居演进过程的分析，本书认为，沿长江及其一级支流的轴向、集约化、分散发展应为理想的发展策略。一方面有利于控制城镇向二级支流及流域腹地的拓展；另一方面强调城镇的集约化发展，有利于减少对地域生态环境的干扰。而区域公路网络的建设，应有效地控制其覆盖面积、增强发展导向功能，达到控制区域聚居规模与引导空间发展方向的目的。重庆城镇区域发展方向受到了行政区划的影响，沿嘉陵江布局的城镇轴线发展不够，应冲破行政区划的人为束缚，加强区域合作，塑造沿嘉陵江的区域城镇发展轴。

图6.53　重庆地区早期聚落沿江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赵万民.“巴”文化与三峡地域聚居形态.华中建筑，1997（3）：8

图6.54　两湖平原水面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2（10）：66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其地域生态环境古有“云梦泽”之说。可见武汉地区历史聚居与文化起源并不缺水，而是缺地。所以在早期的地域聚居发展格局中，聚居点的规模小，呈散点状分布。随着地域生态环境的改变（图6.54），现今武汉地域生态环境地势平坦、河湖成网，亦没有重庆的山阻水隔。九省通衢、四通八达的地理区位，以及富饶的荆楚大地，为其地域聚居的空间拓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受长江水患的影响，武汉地域城镇中很多并未沿江分布。现代社会公路、铁路网络的建设，更加促进了武汉地区城镇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武汉主城置于市域范围的东部，从市域城镇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出，西侧地区的发展与联系较为密切，而东部的延伸和区域联系较为不足。行政区划的影响因素，亦有所体现。

南京地区位于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历史上南京地域聚居地的迁徙过程（有秦淮河的中游平原迁至下游临长江一带）即说明该地区早期亦为水泽之乡。聚居点的分布与武汉相似，为散点状的分散布局。随着地域生态环境的改变，水位的下降，地域聚居单元逐渐向长江沿线迁徙，并逐步发展成为现今南京地区的沿江城镇区域发展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地区公路、铁路交通网络的发展支持下（图6.55），南京地区城镇规模与密度逐渐增大，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格局。

图6.55　上海至南京区间城市密集地带（铁路与公路）
资料来源：姚士谋，朱英明，陈振光，等.中国城市群.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95

对比重庆、武汉、南京地区区域聚居格局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地域生态环境在三者的聚居格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技术与资源环境的条件下，三地亦都采取了分散发展的网络化区域城镇格局模式。但是，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地域生态环境认识的偏差，又有人为行政因素的制约。三地区域聚居发展模式应结合地域生态环境的本底，从历史聚居演进中获得启发，各有侧重、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发展策略（表6.3）。

表6.3　重庆、武汉、南京区域聚居发展分析

续表6.3

资料来源：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