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的文化失范

5.2.2　城市建设的文化失范

文化不仅作为特定社会时空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内在机理而制约、影响、规范着社会成员的活动和社会运行，而且还通过文化模式的变迁，更加深刻地从更高的层面上制约、影响和规范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文化模式的变迁与演进机制分为两个过程：一是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问题；二是文化模式的剧变期或革命期，即文化转型。透过文化失范时期的文化观念的冲突、裂变、离散、怀疑、反思、批判等等，可以深刻透视人类社会的深层变化和进步。

1）文化失范（culture anomie）与当代中国城市建设

文化失范是指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危机。即是说，当一种人们习以为常地、自在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同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并同原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形成冲突时，这种主导性文化模式便陷入危机。可见，文化失范不是泛指任何意义上的文化变迁，而是特指特定时代主导性文化模式所经历的脱胎换骨式的质变。例如，近现代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就是一种类型的文化危机。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承载了许多“期待”——包括富强的梦想、繁荣的渴望、崛起的自豪等等，当然也包括对巨额利润和短期行政业绩的追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科学的发展观念要求人们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偏离刚刚富裕起来后应有的理性与判断标准。显然，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正面临着文化失范的剧烈社会运动。

城市发展建设的“文化失范”是指：作为特定社会时空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不再具备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活动和城市建设的制约力、影响力和规范力。由于失去一定的原则、标准、规范的引导与约束，人们的行为、观念、心理处于盲目、混乱的无序状态，城市管理、规划、设计、建设行为缺乏统一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文化对城市建设领域的评价处于多元标准的混乱状态，导致城市建设陷入混乱、异化的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对城市文化价值的滞后性、间接性和社会性特征的认识偏差，造成了城市文化判断标准的缺位和错位，使当前我国判断和检验城市建设中城市及其文化发展是非得失的标准没有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范确立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城市发展予以科学的规范、引导和评价。

不论是城市空间、建筑形态，还是指导城市发展建设的规划思想，都可归结为不同的文化层面。在转型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建设的文化失范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判断标准的缺位——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使文化观念陷入了泛经济化的倾向，GDP成为衡量城市发展建设得失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判断标准的错位——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多元的文化观念掩盖了原有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城市发展在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引导下，显得无所适从。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令全国各界人士为之一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注重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更加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注重社会意义上的全面社会进步，追求的是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为城市发展与研究指明的方向，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念，以系统、完善的城市文化的判断标准引导、评判城市的发展建设。

2）中国城市建设的文化失范分析

就迄今为止不同地域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失范或文化危机而言，其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内源性文化失范和外源性文化失范。其中，内源性文化失范是指在没有或基本没有外来的异类文化介入的情况下，由于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矛盾以及文化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而导致的文化失范。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失范往往表现为，生活在这一主导性文化模式之下的特定聚居单元自觉的或自为的新文化层面与原有自在的和自发的文化模式的冲突。外源性文化失范是靠外来文化模式的冲击才能进入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时期，进入非常规期和裂变期⁽¹³⁾。相对而言，内源性文化失范包含的主动自我完善和合理化的要求比较明显，而外源性文化失范往往带有更多的被迫性及外在的更新和合理化要求。一般说来，在现代全球化文明交往普遍发达的情况下，外源性文化危机发生的概率比较高。

在近现代，工业文明首先在西方一些国家发生，并展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和前景，它开辟的世界市场和世界性交往形成一种现代化的洪流，把中国城市的发展卷进了这一发展进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的转型期所经历的文化失范即表现为外源性文化危机。

改革开放后，西方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介入和后来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使中国的城市建设领域中逐步暴露出了内在的技术理性、抽象时空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现代技术不再是城市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中性的工具，全球化的时空也不再是社会成员所能切实感受到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中国城市空间的机械生产和大规模复制，使城市居民实际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技术理性与全球化等无形的力量的控制。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的庞大的、自律运转的城市机器，个人渺小感、孤独感和无助感油然而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文化危机。

3）中国城市建设的未来文化之路——以生活世界为核心的外在批判性重建

在特定时代的城市主导性文化模式进入失范期时，需要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这种理性反思被称作城市文化批判或反省。应当说，这种文化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它代表着城市精神的觉醒。

20世纪初，许多思想家在目睹现代性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世界的繁荣的同时，敏锐地感受到文化的普遍异化的问题，开始了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反思。在这方面，胡塞尔（E.Husserl）开辟了一套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文化批判理论，其思想的基点是：第一，现代性的危机代表着人自身的危机，代表着深刻的文化危机。其关键点在于，现代性的过分发展和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第二，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它代表着现实的生活形式⁽¹⁴⁾。

工业化和全球化作用下的中国城市，受到现代技术理性和抽象化的全球时空网络的左右，在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地域时空维度中的现实社会生活被漠视，造成了城市文化的异化与危机。现实生活世界与抽象的全球世界相比，具有优先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与客观世界保持着统一性，这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而抽象的全球世界是从现实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加以概念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斥出去⁽¹⁵⁾。正是现实生活世界与抽象的全球世界的分裂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危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的转型期所经历的外源性文化危机，使城市文化的转型只能采取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途径，即采取文化整合的方式。

因此，中国城市文化失范的出路在于从文化和精神上回归生活世界，以生活世界为核心的外在批判性重建城市居民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