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和苏黎世年城市友谊

X　昆明和苏黎世30年城市友谊

Die 30-jährige Städtefreundschaft Kunming-Zürich

玛提亚斯·威尔林/Matthias Wehrlin

当飞机在下降过程中从北边的嵩明和杨林接近跑道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森林稀疏的山丘、土坑、稻田和零散的村落。然后，一片开阔的城市景观就出现在眼前。不久，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的剪影很快就从舷窗边飞速掠过。在西山的映衬下，一座现代城市的天际线延伸开来。如果是夜间飞行，可看到地面灯光璀璨，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黑暗。

15年前昆明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人生的一部分。1996年10月，赵辰、卡琳·冯·威特斯海姆和我开始就昆明的城市发展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开展交流。团队在卡尔·芬格胡特和项目负责人恩斯特·约斯的带领下工作。我们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听取了王学海关与昆明历史的介绍后，我们来到市区，这里正在开始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我们看到旧城大部分都被拆迁。这令我们有些吃惊，并同新的朋友展开了关于城市特色和历史延续的第一次讨论。这次讨论后来取得了成果，相关部门将旧城花鸟市场所在的文明街区划定为禁止改建区域。

专业合作以工作讨论会的形式开展，组织得井井有条。在首轮会议上，我们明确工作任务并组建工作团队。然后就是收集规划基础资料和相关信息，初步分析整理，制订发展前景和初步解决方案，并与我们的中国朋友展开讨论。后半周是完成文件资料，并准备总结会议上的报告。与王学海的合作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多年以来，我们与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高水平的交流，而且他也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支持。在恩斯特·约斯领导下的跨学科合作非常重要。最为密切的是我与交通规划师马库斯·特拉伯和林卫之间的专业交流。自然，随着苏黎世团队人员的调整变换，我与这些苏黎世同行的交流也是我专业和个人交往方面的财富。王维作为翻译和跨文化协调者以及顾问，多年以来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关键作用。

专业合作涵盖了多个领域。合作始于规模并不算太大的老城，在接下来几年扩展到昆明市外围。回想起来，我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对这里的发展感到吃惊。最初几年合作的重点是老城、老城保护和改造，以及关于如何谨慎维修古旧建筑的指导手册。我在老城中经历了多个高潮，包括在金兰茶苑里举办的茶艺表演和音乐会、与中国朋友的晚宴，以及结识当年建造这座精美茶苑的一位前市长的两名后人。在老城保护工作中，文化的差异也显现出来。作为西欧人的我们，一直受到保存建筑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熏陶。拆迁老城对我们来说简直无法想象。然而从1996年起，老城拆迁就开始了，并在接下来几年扩展至很大范围。

一直以来，我们还从事道路空间设计、打造城市特色的公共空间系统、道路断面设计和步行交通安全等课题。这其中也包括南窑火车站的布局及其与市区的联系，以及南屏街的步行街改造项目。后来几年合作的重点转为米轨铁路在市区中现存的部分。我们对这段米轨铁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记录。之后，我们指出，如果将这条铁路改造成一条新的轨道交通线路，并将其引入城市中心区，那么将带来很多协同效应。我们的工作主要关注的是土地利用潜力和提高开发密度的潜力，以及城市设计方面的课题。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2000年对一个古代渡口——官渡古镇的发展研究。官渡古镇是市中心外的一个市郊小镇，旅游资源丰富。我们在这里研究了当地的空间结构、公共空间和街巷系统、佛塔与周围地带在空间上的关系、金刚塔和其他反映当地特色的文物，以及建筑物的类型和构造。今天，这座古镇已被新的社区所包围，官渡以前的小火车站现在位于高楼林立的“世纪城”内部。

我们在城市向北拓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工作。在城市北边的稻田里发展起来的北市区，研究重点是其城市形态和可持续交通连接。我们举办了多次工作讨论会，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北京路延长线成为北市区的发展主轴。我们研究了景观与开发建设区之间的关系，也考虑了传统的风水文化。我的夫人伊丽莎白·威尔林已经参与项目有几年了。1997年，她和我利用一个星期的假期，徒步考察了当时昆明北部的自然景观地带。我们步行走过稻田和村庄，这些现在已经成为北市区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经常花大量的时间来徒步探索这座城市及其市郊地带，并用相机记录所见所闻。2007年，规划领域的合作内容增加了“改造盘龙江沿岸空间”这个新的重点课题，以此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对未来市区发展的量化预测表明，昆明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超过自身狭小环境所能提供的空间。因此，我们提出了区域发展的设想。为此，我们研究了一个直径大约为70公里的都市地区，并设计了相应的都市网络城镇体系。既有的铁路线和未来新增加的铁路线，将成为这个区域化城市发展的骨架。在这个由恩斯特·约斯提出的愿景的基础上，我们研究了安宁、整个滇池东岸、东北部坝区和喀斯特景观地区、嵩明和嵩阳坝子等城市发展地区。“一湖四片”的构想慢慢成形；开发建设的重点为滇池盆地。2003年，一个国际方案征集活动促成了这种发展形态的第一幅蓝图。呈贡新城成为这个城镇体系里的第一个构建要素。围绕呈贡的城市空间结构，展开了多轮工作讨论会，同时还重点探讨了呈贡中央火车站的布局，火车站与与市中心的连接，以及火车站与本地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问题。2004年，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接到任务，与我的事务所一起开展乌龙片区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我至今仍记得那是一次极为密切而精彩的合作。新机场也是这个区域城镇体系的一部分。我们针对新机场进行了多次考察和研究讨论，其中特别密切研究了新机场的交通衔接和相关的城镇开发建设。

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促使城市飞速扩张，从而造成对交通基础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而这个需求总是被低估。实际的发展变化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吃惊，也使我们的规划时刻处于变化之中。1996年陈兴华曾写道：“变化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之快，以至于城市规划部门很难有效控制城市景观的变化。”中国人的开拓精神、激情、参与者的高瞻远瞩以及经济实力，使城市形态很快成形，这其中，昆明演变成为中国连结东南亚的重要桥头堡。

我个人对未来发展的担忧是是否能可持续发展。对这种大面积城市发展而言， “特色”和“人性化尺度”这两个概念意味着什么？这两个概念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城市的形态应该是怎样的，才能使居民在新的环境中找准位置并安定下来？应当在哪里保护原有的或者打造新的独具特色的地带？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由形态各异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构成的外部公共空间体系，这一体系为人们提供停留质量和安全感。私人机动车交通必须恢复到城市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应成为一体化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的骨干应当是高效的公共交通和具有吸引力的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开敞空间系统、城区内部和外部的自然景观、城市与自然景观和农业的关系，都影响着城市的品质。

我曾多次到访昆明，一开始是作为卡尔·芬格胡特领导下的团队成员，后来成为城市规划专家组的组长，最后是以苏黎世规划局顾问以及独立的城市规划师的身份参与。在访问这座春城20次之后回首往事，记忆里都是跨越了语言文化障碍的、充满信赖的专业合作，也有我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在昆明的工作也为我打开了在中国其他地方工作的大门。在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工作时，我在中国的经历给予我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