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观念的转变

从艺术到方法：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观念的转变

From Art to Method：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吴树博

今天，当西方人提到“历史”（history）一词时，首先是指人类以往的各种活动和事迹以及对这些活动和事迹所做的记述，同时也意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历史学。而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则意涵了严格和精确的要求。但是，历史本身的这些意义及其存在形态却是历经漫长的演变才成型的，尤其是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前期更是在此过程中占据了关键地位，这首先体现为从古希腊时期开始逐渐盛行的修辞式的历史观念在此时期受到深刻批判并逐渐被放弃。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所用的ιστορια（historia、历史）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差别。当时，这个词首先指涉着“观察”、“研究”、“记录”等一系列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而得来的结果。由此，历史所指向的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个别的东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历史在知识等级中低于（与它处在同一类别的）诗学，因为后者所探讨的不是个别事物，而是更为一般的东西。^[1]总体而言，历史在古希腊时期是一种文学形式或文艺门类；历史的功用不在于追求一般法则或普遍真理，而是首先对人类的各种行为、风俗和政治机制进行观察与描述，以便为后人提供借鉴。^[2]

后来，古罗马人继承了这种作为艺术门类的历史观念，特别是历史与修辞学、演说术之间的联姻在当时变得更加明确。古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认为，历史对修辞学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历史可以为修辞学家提供实例以使后者更具说服力；反之，真正能够探讨和撰写历史的应当是修辞学家。^[3]因此，历史与演说、雄辩不可分离，“撰写历史特别适合于演说家”。^[4]历史的这种修辞向度突出地表现在当时的许多历史著作中都包含重要历史人物所做的演说或发言。这些演讲往往具有强烈的雄辩和修辞效果，但它们大多是史家自己杜撰出来的。在中世纪时期，人们遵循了古罗马的习惯做法，将历史严格地置于修辞学的范围之内。同修辞等学科一样，历史也日益沦落为形式化的东西。除了教士所编写的教会编年史之外，中世纪并未对史学的发展做出实质性推动。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语法、修辞、历史、诗艺和道德哲学全面复兴并成为此时人文学科的主体，^[5]其中，历史更是在人文主义世界观中占据了核心地位。^[6]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历史主要是由李维、塔西佗所实践并由西塞罗、昆体良理论化的历史。这种历史属于文学或文艺的范围之内，^[7]它从属于修辞学，要为修辞提供事例上的支持。罗伯尔泰罗（Francesco Robertello）明言：“历史学诞生于修辞学”，“修辞学孕育了历史并抚育它成长”。^[8]历史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性的，它对人进行道德教化和政治才能培养。^[9]同时，历史还必须给读者带来快乐，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用的历史。作为一门艺术，历史虽然力求公正，也要追求真理，但是在文艺复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并不认为历史必须达到“绝对精确”，只要达到“似真”（verisimilitude）就可以了。

直到16世纪前期，这种修辞式的历史观念一直都在西方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在16世纪中后期随着语文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史艺”理论的出现，西方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革，这种修辞式的历史观念逐渐让位于更严格的，甚至是更加“科学化”的历史理论形态。

与近代早期哲学的变革一样，近代早期历史理论的转型也是从方法开始的。但早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初，语文学的批判研究已经开启了西方历史变革的序幕。我们知道，以彼得拉克为代表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为了复兴古罗马时期的典雅拉丁文而对古典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校对和阅读，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一套语文学批判技巧。这种批判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语言文字层面的校验来考察哪些是真实的文献，哪些是伪造，哪些文献保留了原本的形式，而哪些文献又在传抄的过程中被篡改。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彼得拉克曾经对一份据说来自恺撒本人的契据进行了考证。根据历史背景，他揭示出这份文件是晚近时期非常拙劣的伪造，它从头到尾既粗俗又现代，并且是对古人文风的幼稚模仿。^[10]同样，洛伦佐·瓦拉对《君士坦丁的赠礼》这份据说是君士坦丁大帝自己签发的文献进行了著名的证伪性研究。他从法学、语文学、修辞学、地理学和年代学等方面出发，认为这份文件是粗制滥造的作假。^[11]他特别根据语文学批判的手法，从文风、语词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证实，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同时代人不可能写出《君士坦丁的赠礼》这般的作品，而是在君士坦丁死后很久才被别有用心的人杜撰出来的。由此，语文学批判构成了精确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而随着瓦拉的研究成果在1517年的正式发表，语文学批判更是给予西方史学甚至是整个学术研究以巨大推动。

然而，就近代早期历史理论的转型而言更具根本意义的则是在16世纪兴起的一个新的历史门类——“史艺”（ars historica）。后者是于16世纪早期在意大利产生，它主要探讨历史自身的性质和撰写历史的最好方法。但是，在16世纪后期，史艺却在波都安（Francois Baudouin）、帕特里奇（Francesco Patrizi）、博丹（Jean Bodin）等人的讨论中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他们来说，史艺的首要任务是研究阅读历史的方法。^[12]博丹认为，我们已从前人那里获得了大量史籍，但是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如何编撰历史，却还未曾有人关心如何阅读历史。虽然古人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一直强调历史的教育价值和范例作用，但是对如何从历史著作中汲取教益，人们却往往语焉不详。^[13]面对汗牛充栋的档案和史籍，我们必须创制和掌握特定的阅读和整理材料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并从中获得教益，才能撰写出更加信实可靠的历史著作。所以，全部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人们的解读策略上来。

而在阅读层面，史艺最先碰到的是真相或真理问题，其中会涉及原材料的真实性、叙述的真理性以及史家的真实意图等方面，但是最终它们都可以被归结为历史与修辞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往，历史总是与修辞学紧密联系，但是对帕特里奇等新的史艺理论家而言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在《历史十谈》中，帕特里奇强调，历史以追求真理或真相为首要目标，而说出真相也就是唯独按照事实自身的面貌说出事实，可是演说家在使用言辞和演说的时候总是使得渺小的显得伟大，那么演说家的作品就违背了历史的真理。所以，历史必须跟修辞、演说等分离。^[14]与帕特里奇一样，博丹也明确说道：“史家绝对不能是演说家，他不能随意安置演说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演说的口吻是不适合于史家的。”^[15]反之，历史应当“按照历史的方式”得到理解和叙述。

既然“史艺”所探讨的是如何阅读历史，它必然会将特定的阅读方法引入历史之中。在一种去修辞化的背景下，这种阅读行为逐渐负载了方法上的诉求，从而也就成为批判的阅读。当时“历史作为材料服务于一种全新的研究。历史学家们所提供的材料将经历熟思精读，条分缕析，意在形成史鉴，以利人类行为之正确规范、正确导向。”^[16]这就意味着实施一种“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遵循着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过程。我们需要在一种总体的框架之下展开更加具体的分析和叙述，因此，历史不仅关注特殊和个别，它也包含着一般性的原则，而史艺也在很大程度上关注这种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17]

与此同时，史艺还把因果分析式的阅读引入了历史研究过程。往昔的历史著作往往以文学或修辞式的笔触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白描式的叙述，这固然可以展现历史事件，但是往往缺乏一种深度。而因果分析式的阅读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而使历史向更为严格的知识转化，此时，历史研究的顺序可以跟历史事件和叙述的次序相反。这种因果分析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无疑成为近代历史转型中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同时也是这种转变的症候。

凭借着语文学的批判研究，特别是通过史艺理论把严格的方法引入对历史的阅读和研究，16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直接的层面说就是以往的修辞式的历史观念逐渐被放弃，历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开了对真相和真理的精确探究和追求；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本身也在此时转变为一种方法，比维斯（Juan Vives）、布德（Guillaume Bude）、博丹等人都把历史视为一种界定其他领域的方式，他们热诚地把历史方法应用到各种各样的现象之上，其中不仅包括政治科学、法学、文学，还包括机械发明、医学，甚至是哲学理论。^[18]此时历史已经渗透到了其他所有的学科之中，“作为方法的历史”为其他学科所采纳。米歇尔·福柯认为，在16世纪，直到17世纪中叶，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历史。^[19]如果说在17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人们习惯于以哲学来汇总各门各类的知识并以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话，那么在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人们就以历史作为“科学的科学”，以历史作为知识的最高形态，而这是历史以前从没有占据过、以后也未再达到过的高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注释】

[1]Aristotle，Poetica，1451b，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Vol.2），ed.Jonathan Barn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2]Polybius，The Histories，tr.Robin Waterfie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

[3]Beatrice Reynolds，“Shifting Currents in Historical Criticism”，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4，No.4，1953，p.473.

[4]Cicero，On the Laws，1.5，in 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edited by James E.G.Zetz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Paul O.Kristeller，“Humanism”，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ited by Charles Schmitt，Quentin Skinner and Jill Kray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13.

[6]Donald R.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21.

[7]George Huppert，“Naissance de l’Histoire en France：Les‘Recherches’d’Estienne Pasquier”，in Annales.Histoire，Science Sociales，23e Année，No.1，1968，p.73.

[8]Robertello，De historica facultate，Florentine，1548，p.21.

[9]George H.Nadel，“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cism”，in History and Theory，Vol.3，No.3（1964），p.294.

[10]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陈恒、朱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2、264页。

[11]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陈恒、朱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2、264页。

[12]Béatrice Guion，“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L’ars historica à l’âge classique”，in Dix-septième siècle，2010/1 n°246，p.9.

[13]Jean Bodin，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Preamble，ed.and tr.Reatrice Reynold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

[14]Francesco Patrizi，Della historia diece dialoghi，Venetia，1560，dialogo X，F°58 V°.

[15]Jean Bodin，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p.54.

[16]列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17]Jean Bodin，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pp.21—25.

[18]Anthony Grafton，“Joseph Scaliger’s Edition of Catullus（1577）and the Traditions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38（1975），p.173.

[19]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