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地方官民对于铁路这一新生事物尚缺乏了解，其观念亦欠成熟。如上文苏路公司股东在北姚泾遇到的数十乡民均认为该河四周干流围绕，“一经堵截，于水利毫无妨碍”[164]；又如青浦士绅曾用堵塞阴沟来形容设计宽度不足河道十分之一的北姚泾桥建成后的影响：
譬如人家天井中有一阴沟，本来阔至一尺，忽然收小变成一寸，一旦大雨滂沱，不及宣泄，有不浸及堂阶者乎？[165]
到了北洋时代，随着西方科技的进一步传播，人们的认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如金天翮曾撰文专门分析了两者的“敌我矛盾”：
一国交通之命脉，在乎航路与铁轨，二者交互则相济，平行则相侵，故西国凡与铁道平行之运河，皆为公司收买，防其两损也。独至水利之关系，则平行与交互，二者皆与铁道不相容。盖铁道之为物，其线长，其基高而固，蜿蜒特起于大地之上，视之固一堤障也。路之所趋，惟平与直，然而平或不直，直或不平，大河支川，细流深涧，则上架桥梁以为渡，下开涵洞以通流，而水之受堤障之害者已不少矣，涵洞之广孰与？夫川之广，广川之上，虽增涵洞至于十数，水之不能畅行仍自若也。故路之东西行者，于南北水之所经，非常不利，若与水平行，宜若可以无碍矣，而支河细流，自左右翼来者，汇集于一二涵洞之下，其势遂杀而缓，久之，淤涨生，通津溢，而水遂隐受其害，或至于不可治，故水与铁道同为一国交通之命脉，而利害乃至不相容。铁路以水为蟊贼，患其冲决也，水以铁路为仇敌，患其障碍也。[166]
上文洋洋洒洒，文采奕奕，但仍停留于感性抑或事实层面。嘉兴县农会的说法也体现了这一点：“铁路未筑以前，霉水数日即退，此次雨霁已及旬日，而积水退不及尺。铁路横断去水之说，积累岁之经验而益信。”[167]这种感性认识虽然不无道理，且情真意切，但由于缺乏量化分析，常常出现自我矛盾甚至错谬之处。
譬如胡雨人反驳金天翮“铁路钢桥，阏其泄口”的观点，认为“铁路钢桥，干流所在，到处宽深，并未阏水”。[168]金氏反问胡氏“何以但见干流，而不见支流耶？”胡氏又回应认为“历观金君数万言，惟此一言为有理”，表示自己“虑患未周”，但又不认同金氏增大桥梁跨度后可达到“支流之泄口皆通，即无夺流之患”的观点，认为“铁路桥所泄下者，仍归淀泖或其下游”，如果“吴淞以北各干不开，泄下愈多，夺流亦愈甚也”[169]，也就是说解决水患的关键不在铁路桥而在于全流域的整治。
此外，胡雨人又认为“两省路桥之阻阏水流，沪杭路更甚于沪宁路”。因为“沪宁路与东流河道作并行线，路桥跨南北河上，水流关系较微，而桥亦较为宽大；沪杭路桥则多跨急流河上，而桥洞更小”[170]。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胡氏所言有失偏颇，因为“与东流河道作并行线”仅为上海至苏州一段，而且途中斜穿的娄江与铁路就不是“并行”关系。铁路过苏州后即转向西北，与太湖东北宣泄要道垂直相交，其情形与沪杭甬路相差无几。可见在水利技术尚未充分发展的民国初期，地方上就水利整治与规划问题矛盾重重，难以统一口径[171]，所以往往经不起铁路方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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