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评估的相关理论基础

9.3.1　社会控制理论

控制论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他提出的控制论是指管理国家的科学，其最初所做的研究是科学分类。自从控制论产生之后，该领域得到了科学家的青睐，并使很多科学家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中指出，人生来具有同情心、正义感和互助性，这些能够自行调节人们的行为，从而使社会生活处于自然有序的状态，也是罗斯最早提出了“社会控制”这一概念。社会控制这一机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很多城镇居民向大中型城市流动，从而出现了边远的地区虽然空间很大、各种资源都好（如环境和生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然而居住的人口却很少；而大型的城市不但拥挤而且环境污染严重，这严重破坏了自然原本的发展规律，不合常理的行为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即社会控制。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重点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心理互动，并且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加以论述的。在罗斯的观念中，社会控制是一种社会统治，这种社会统治是有目的、有意识来进行的，包括对意志、判断和情感三方面的控制。罗斯还指出，社会控制的手段有很多，这些都是达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必要措施，包括支持人们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能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宗教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个人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造诣以及政治方面的一些对人们的行为起约束作用的因素（如法律和舆论等）等。在社会控制论这一研究领域，罗斯为社会控制论的产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奠定了社会控制这一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到了1948年，维纳出版了《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这本专著的发表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被看作是控制论的奠基性著作，也标志着一个新兴学科的诞生，即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真正将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宏观社会的管理。

我国工程控制论方面的奠基性著作是《工程控制论》，它由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著作而成。20世纪60年代以后，控制论逐步与其他学科有了交叉渗透，逐渐深入到了其他的学科领域，与控制有关的都可以归入控制这一大的研究范畴。如生物控制是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用到了生物方面而发展出来的理论；把控制论应用到社会学领域产生的社会控制；把控制论引入经济领域产生的经济控制；另外还有与计算机的发展有关的学科如人工智能等。1975年，在罗马尼亚就控制论方面的问题召开了会议，会上，科学家们就经济控制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深入的交流，这是科学家们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控制论和系统会议；关于控制论方面的会议还有197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两次会议，这些都使科学家们对控制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指出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运行失去了原来的正常秩序，是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失调所导致的，而社会控制的产生就是为了预防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对社会控制的定义分为两种。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控制是调动大部分社会公众，在其支撑下，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科学家们多是从这一角度来开展社会学的研究的；从微观的角度或者更细微的方面来说，社会控制是指当人们所做的事情违背常理或法律的约束时，社会通过应用法律或伦理道德的力量来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的活动；当这些行为给人们带来危害时，法律会对当事人进行制裁。

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时，社会控制的表现形式将有所不同。

从社会控制的性质方面，可分为对政治方面的社会控制、对经济方面的社会控制、对思想方面的社会控制。对政治方面的社会控制的目的在于维持政治形势的稳定；对经济方面的社会控制是通过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使国民经济有所提高，从而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保持经济生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实现经济的持续和协调发展；对思想方面的社会控制是为了保持群众情绪的稳定，达到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进而形成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社会控制的手段方面，可以划分为采用强制手段实现的控制和依靠伦理道德等手段实现的控制，前者采用的是一些具有约束性质的手段而实现的控制，如政权、法律和对某些行为而制定出的纪律等来实现控制；后者主要是采用社会风俗、伦理道德等来实现控制。

从不同的层次来考虑，社会控制被分为对个体的控制和对群体或组织的控制。

从人们对控制所持的态度考虑，分为积极性的社会控制和消极性的社会控制。积极性的社会控制运用各种途径实现对人们行为的正确引导；消极性的社会控制是指运用法律等强制手段对人们的违法行为所进行的惩治。这两种控制相比较而言，积极性的控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它是以正面的行为来引导人们，不会使民众产生抵触情绪，这样更利于发挥控制的正面作用。

从社会控制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外在控制是通过社会各界的强制性作为其发挥作用的基础，依靠社会力量促使社会成员服从社会规范的控制类型；内在控制是指社会成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通过各种力量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纠正，以使其符合社会常理，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只有每个成员的行为都符合社会规范时，才能使社会有秩序和稳定地发展。

从是否运用制度来实现控制的方面来看，可分为制度化控制和非制度化控制。制度化控制是运用对人们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性制裁的法律、在不同的群体中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章以及政治上发挥作用的规章等来明确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合法的。非制度化控制是指不以强制性的手段（如法律、政权等）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而是用社会道德、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它没有明确地指明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但人们在这一控制下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认识。

从社会被划分的不同层次和等级来看，社会控制被分为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宏观控制是指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对整个社会群体进行控制的方法，运用的控制手段有纪律、条令、政策等；微观控制是指在某个组织中对组织成员所进行的控制，这是靠组织的一些规章制度来实现的。

在社会控制的控制手段中，最基础的控制手段是政权控制，并且政权控制也是所有控制手段中最有制约性的控制手段；而法律控制用的是强制的手段来使违规的人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最严厉、最权威的手段；道德控制则是对以上两种手段起辅助作用的手段，也是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很重要的手段。法治和德治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这两种手段相互补充而发挥作用，其中，法律控制靠强制，道德则是非强制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还需要高度的道德控制。宗教具有稳定和控制社会的作用，是神圣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对人的控制。

在社会局势急剧变动的当今社会中，社会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原有的僵化观念和固定模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社会风险相应地增大，必须在社会控制主体和控制手段上加以变革，对各种偏离社会规范的社会行为加以制止、引导和分化，以保持社会稳定，使个人与社会之间得到平衡，也使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得到平衡。社会控制这一理论奠定了公共项目社会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9.3.2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一学科领域中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有：

（1）危机的类型学研究。在安伯恩（Ajren Boin）的研究中把危机分为急性危机（instant crisis）和慢性危机（creeping crisis）；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和亚历山大·柯兹敏（Alexande Kouzmin）提出，可以从危机所带来的结果及对周围所带来的影响来对危机进行分类，也可以从危机所涉及的人的角度来划分和归类危机。

（2）危机的生命周期理论。斯蒂文·芬克（Steven Fink）将危机的四个阶段用医学术语来比拟，分别是危机发生之前人们通过预料所能看到的时期“征兆期”（prodromal）、危机来临时的时期“爆发期”（breakout or acute）、危机发生之后有可能继续发展的时期“延续期”（chronie）和危机发生之后到最后解决的时期“痊愈期”（resolution）。

（3）危机管理模型研究。在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的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四个分类，即危机来临前的准备的阶段（readiness）、危机发生之后反应阶段（response）、危机对某些方面的影响带来自然资源或财产减少的阶段（reduction）以及危机得到缓解或解决之后的回复阶段（recovery）。伊凡·米托夫（Ian Mitroff）将危机管理分为危机发生之前信息的发现和预防阶段、发生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危机之后如何来修复危机带来的损失的阶段和对危机各方面情形的认识的阶段这五个阶段。

（4）危机决策研究。亚历山大·柯兹敏提出了“守门员”（gatekeeper）、“政策创新者”（policy innovator）、“顾问”（guru）和“保护人”（guardian）这四种形式的危机，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提出了另外一种约束模型来定义危机决策的流程。

（5）危机传播研究。在库姆斯（W.Coombs）的研究中认为，与危机管理有关的四个因素是对危机的预防、危机发生之前的准备过程、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对危机的考核量化以及对危机的识别和认识的过程；美国的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则深入研究了危机的传播过程。这些理论探讨了危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危机自被预测到之后发展到消亡所经历的过程、对危机的管理如何有效进行划分、危机产生之后是否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当发生危机之后如何应对以及如何估计危机可能的走势等，这些理论有利于全社会开展危机管理，并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01年“美国9·11”事件与2003年中国的“SARS”事件之后。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了《公共危机管理》一书，在这本书中，综合运用国内外的理论成果来推动当前的危机管理。作者指出，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系列的管理行为，包括对危机提前感知的能力、当遇到危机时如何积极应对、对一件事情的发展是否会成为危机的认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应对危机、如何对危机整个发生的过程进行事后的总结和回顾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或减少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提高人们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危机发生之后如何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有效的弥补以使损失能降到最低，以及当危机出现后如何有效地治理危机所带来的危害。书中根据危机事件特有的性质，将危机分为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所带来的危机（如汶川地震、某些地区的山洪暴发、泥石流等）、对公共卫生造成的危害（如禽流感、核辐射等）、由于某些突发事故的发生带来的灾害、美国的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对社会安全带来影响的事件等五大类。将危机的管理分为危机的预测和警报、对危机发生之前的认识过程、当危机发生之后如何减少它对周围的影响或感染、如何有效地对危机进行管理及危机发生之后的处理工作等五个阶段。

9.3.3　社会预警理论

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的后半叶，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开始钻研风险预警的相关领域。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指标》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罗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指出，人们考虑到为了预测社会风险而构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并且引发运用指标从事社会预警研究的热潮。1961年，埃·蒂里阿基安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研究，指出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的因素，如中小城市向大型城市发展的进一步实施、非制度化和合法化宗教的快速增长、性的混乱与扩张以及对其进行社会控制的能力，并为这三大经验指标设置了相应的警戒标志，作为测度社会稳定与否的晴雨计而加以应用。

另两位科学家Estes和Morgan也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的标准，它们分别是：①一些已经存在的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希望达到的一种生活的发展前景及在社会生活中所感悟到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是构成社会政治的重要部分，因为它们大多是政府的政策方面的主要声明或者是国家宪法的组成部分，也有可能在某一政治方面的文件中体现出来；②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一个个的家庭，某些因素会对家庭的稳定造成了威胁，如社会动乱、战争、自然灾害等，也有些因素对家庭造成了一些影响，如家庭成员因意外事故而去世、或在一些事故中受到了重伤、或者家庭中由于结婚生子使家庭得到发展，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③一些对社会的文化方面有一定影响的因素，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就可能引起对历史上有些遗留下来的文化的冲击，使人们对一些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的风俗习惯或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④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⑤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可能不再满足以往的生活模式，而是对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如需要政府能改变小区的绿化、希望社会能提供更好的福利等，这些对社会的需求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⑥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有所提高，然而社会能提供的有限，如空间、自然、生态等方方面面，这是否能达到人们所要求的水平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1984年，利查德·爱茨确定了社会不稳定性最高的标志：①政治上不稳定；②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③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④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⑤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⑥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对外开放浪潮的冲击，一些国外的文化或思维模式已慢慢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这使本国长久积淀下来的文化力量有可能随着对外开放的浪潮而逐渐消失，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以上三个指标体系是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很重要的贡献，反映了科学家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在社会风险评估的研究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是衡量社会不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指标，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指标中的一些对于今天我国社会的预警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社会预警的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丰富起来。在英国出现了区域社会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以齐舒姆为代表，并在《区域预测》一书中对社会运行进行了预测，该书总结了人口、城市、资源、生态环境和经济相互作用的经验数据；另一学派是未来学派，这一学派在努力建立综合社会预警的研究模型，在社会生活涉及的12个因素之间建立一个相互影响的客观系统网络，这些因素包括组成社会的一些基本因素，如国家的人口、社会所能提供的一些原材料、自然资源（如石油等能源）、国家水质、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社区的公共卫生、人们生存的环境、人们所拥有的食品的质量、文化教育、大学生就业、城市居住条件的好坏、经济的发展状况、居住环境的好坏等，并且这些因素还涉及人们对政治的心理感受，与人们的日常行事方式等结合在一起，这些就形成了很多交叉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局面，在这一局面中各种危机相互牵制，变得极其复杂和严重；还有一个学派是系统学派，这一学派以AGENT系统模型的研制为其重要的贡献，研究最早来自美国科学家内布拉斯加对美国6个州的区域社会管理所得出的结论，这一方法已成为联邦政府进行社会决策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在预警的基础上实施全面的优化调控和管理决策。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世界各国都力争把握数据及发展变动的趋向，从这些因素中找到总体的联系，更好地辅助政府进行决策，从而使研究更加深入，并且使人们对社会预警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1995年，各国首脑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关社会发展的会议，该会议重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如何更好地促使各阶层之间和谐相处、如何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和使广大的毕业生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一会议的召开促进了世界各国对社会稳定一致的关注。世界各国对社会预警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这一反思是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产生的。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促使了人们建立综合性的甚至全球性的社会预警机制，引发建立这一预警机制的现象包括现代社会政治风险的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风险加剧和军事风险的危险性存在。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和国外的社会指标研究的导入，国内的学者逐步开展了社会预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是出现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另外，有学者建议在系统防范重大社会风险领域应用预警管理理论，从而形成新的模式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包括形成管理活动的参与者之间的职能分配，对一些大的社会风险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管理等。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梳理，我们会发现在社会风险预警理论研究方面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