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正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以及经济危机，也使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增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以及政府如何在社会福利增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等问题，由此，产生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诸多学派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剑桥学派理论等。这些思想和理论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既是社会保障实践的理论总结和论证，也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4]20世纪下半叶，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理论等又为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边沁（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边沁认为，社会是个人的总和，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如果社会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就会实现公共利益，使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这种最大的幸福是社会的道德标准或功利原则。从社会的道德标准出发，这种功利原则不但规定个人应该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还规定社会应该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由于社会是个人的总和，所以功利主义认为，政府应该让个人充分地、毫无阻碍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含义是，社会幸福作为社会成员幸福的总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是社会的道德标准，也是立法和制定政策的标准。如果个人与社会之间、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在幸福方面存在矛盾，那么就需要协调这种矛盾。但总体上说，个人只能在整体的利益中获得自己的幸福；从长期的趋势来说，少数人将随着社会幸福的增进而分享到利益。边沁认为，只有个人才能对于自己的苦乐有深刻的了解，知道并且是唯一知道什么是构成自己幸福的人，因此，个人追求私利是正当的，社会不应对这种追求进行任何干预。从这种观念出发，边沁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要求国家不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后被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所吸收。穆勒认为，经济学应该关心人的幸福所在，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使个人得到幸福，也可以使社会绝大多数的公众得到幸福。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日益激化，宪章运动、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风起云涌，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坚持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认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有道德的行为。他们主张采取某些国家干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人民福利的改善；主张在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应限制遗产的继承，发展合作社，增加对贫民的救济等。

（二）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是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估的经济学，它判断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行究竟是增进福利还是减少福利，因此，福利经济学成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正式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以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出版作为标志。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在于其本人的满足度，包括对物质占有的满足，也可以是知识、情感、欲望等方面的满足；全部的福利即是对上述所有要素的满足。这种满足在经济学上可用效用加以表达和衡量，边际效用越大，其满足程度就越高。在经济学中，通常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和价格的波动来计算效用的大小和波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来表示，国民收入是一国国民的个人福利的总和，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意味着国民福利或全社会的福利愈大。

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就要增加国民收入。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资源在生产中的配置使得社会产品的数量增加，国民收入量达到最大化。这里，要增加社会产品量，就必须使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能够达到最优状态，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量。为此，庇古从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概念和关系加以论证。他认为，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时，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国民收入达到最大量。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者依靠自由竞争市场是难以求得平衡的。所以需要政府制定政策、采取税收措施加以调节。二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均等化，即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而又不减少国民收入的措施来增加经济福利。为什么通过收入的转移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呢？庇古是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根据得出通过收入转移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结论的。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货币等财富的边际效用是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一个人的收入越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小；而收入越少，其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政府通过一些收入转移的措施，把货币收入从高收入者处“转移”一些给低收入者或无收入者，就可以增加社会总的货币边际效用，使社会总的满足度增加。

富人向穷人转移收入，有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强制的转移，也有富人自愿地捐赠和举办福利设施等自愿的转移。庇古认为，自愿转移比强制转移要好，福利措施应当以不损害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为宗旨，否则会减少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具体地说，收入转移后，补贴穷人的方法包括多种社会保障服务计划，如养老金、免费教育、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通过这些途径的收入转移，可以增加穷人的实际所得。

（三）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罗宾斯、希克斯、卡尔多、霍推林的补偿原则论及柏格森和萨缪尔森等的社会福利函数论为代表。之所以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原因在于它虽承继了旧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一些基本论说，但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却有较大的差异。新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各个人的福利，而不取决于其他。与庇古的观点不同，新福利经济学认为，穷人和富人从不同收入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是无法比较的，社会福利并不能通过收入分配加以增进。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经济组织、收入分配和价格条件下，求得一系列在交换上、生产上和生产与交换结合上的最优化条件。因此，新福利经济学以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消费可能线等作为分析工具和方法，得出交换的最优化条件是在一定的收入、价格和偏好基础上，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这两种商品的每个人来说，必须是相等的。在未达到相等的这一点以前，每一个人从他继续交换来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大于他所放弃的效用；超过这一点的任何交换率，又必然会使一方或多方所丧失的效用超过他所换来的效用。生产的最优化条件是，边际成本比率与价格比率相等。在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边际成本比率与边际产品转换率相等，因此，社会生产的最优化条件是所有生产单位生产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相等。如果社会要达到最大的福利水平，就必须满足上述交换和生产的两种最优化条件。同时，新福利经济学从帕累托的效用序数论及其“帕累托最优化状态”理论也获得了其理论基础。按“帕累托最优化状态”理论，如果生产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和使用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生产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已经不可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另一些人的境况变坏；或者说，社会分配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分配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人的福利有所增加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状态被称为资源最优配置状态，即“帕累托最优”。最优状态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得到最大化福利。由这一论述来推理，如果任何的变动能使一些人境况改善而又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经济福利就能增加。由此，新福利经济学对于福利的增进问题提出了两种论说。

其一，补偿原则论。补偿原则论认为，经济政策的改变意味着价格体系的改变，而任何价格体系的改变，都会使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但如果通过税收政策或价格政策，使那些得利者补偿受损者而有余，那就是有效的政策，就能增进社会福利。这里，补偿实际上就是收入的再分配。

其二，社会福利函数论。社会函数是社会所有个人的效用水平的函数。社会福利函数论强调收入分配应该由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决定，因此，这一理论试图提出达到“最大福利”的道德标准和满足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认为，组成社会福利的个人福利，取决于社会上各个人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同，各个人所消费的各种商品数量就不同，各个人所提供的劳务以及社会资源配置于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情况也就不同。因此，要实现最大福利，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化必要条件外，还必须有“理想的收入分配”这一充分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福利函数论所提出的收入分配，实质上是强调垄断资本对收入分配的自由决定权，他们反对收入的均等分配。新福利经济学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社会福利函数。1950年以后，一些国家还依据社会福利函数建立经济模型，以便于制定有关经济政策。

新福利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学派不断出现，也形成了其他的一些学说，如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平等与效率交替学说、国民福利尺度以及宏观福利理论等。这里介绍对福利政策影响较大的相对福利学说和平等与效率交替学说。

1.相对福利学说

该学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有米商、伊斯特林等人。相对福利学说认为，一个人对自身福利程度的看法，并不是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即取决于同别人的收入的比较，特别是取决于同自己心理上与之联系的那些人（关系集团）的收入的比较。由于福利是相对的，因此，福利与个人收入的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周围人的收入增加了，而某人的收入也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这不会给他增加福利。如果所有的人收入都增加了，但周围的人增加的幅度比某人大，那么这个人不仅不会由于收入的增加感到幸福，反而会感到苦恼。既然一个人的福利只存在于同别人相比较的自我感觉之中，那么收入均等化的措施不可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福利。故一切旨在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便增加低收入者的福利的政策措施，实际上都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相对福利经济学进一步论证认为，福利是相对的，贫穷也只可能是相对的，在任何经济发展水平阶段，都存在相对贫穷的人，所以，任何旨在消除贫困的政策措施都是不会成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欲望也会随之增加，在人们的欲望永无止境的前提下，绝对的福利是实现不了的。

2.平等与效率交替学说

平等与效率是福利经济学中两个核心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收入均等化意味着“平等”，资源有效配置意味着“效率”。福利经济学要解决平等问题，但同时又要使经济有效率。但许多学者认为，平等与效率这两大政策目标是相互抵触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如果要实现平等（收入均等化），那就要牺牲效率；反之，如果要提高效率，那就可能扩大收入差距，难以实现平等。这就是平等与效率的交替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一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是市场对个人贡献的评价和市场付酬制度，效率的作用也是市场的作用。任何方面的调节和干预，都会导致另一方面的失衡和损失。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平等与效率的先后次序问题，也存在着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的解决方案问题，这既涉及价值判断，也关系到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为此，福利经济学各派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采用协调的主张，在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制定中影响较大，这就是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的协调模式——混合的经济制度。

阿瑟·奥肯认为，在平等和效率发生冲突时，应当寻求达成妥协的办法。在冲突的情形下，追求某种平等就将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期待某种效率就将以牺牲平等为代价，但如果以牺牲一项为必要手段，以获得更多的另一项是可取的。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机制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加以限制，但不能过分地限制；社会需要采取收入平等化的措施，但不能过度。这是因为，为了实现平等，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多少会影响或损害个人与企业的自由，产生官僚主义，因此，需要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以限制官僚制度的权力，维护个人的自由，鼓励创新和增加产品；反之，如果国民经济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不加任何限制，资本、货币等将按其自身规律运作，在私有经济制度下，低收入者将得不到保障。基于上述理论，阿瑟·奥肯等经济学家主张实行“混合经济”结构，使一国既保存私人财产权和个人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又存在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如累进所得税制和低收入补助），以促进较大程度的平等。

（四）凯恩斯主义理论

凯恩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36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影响深远的凯恩斯主义。由于他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成为各国政府举办社会保障事业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大危机，在危机时期，企业因产品滞销而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因此，社会急需寻找恢复经济和增加就业的办法。但是按照古典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难见成效。为此，凯恩斯提出了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他认为，只有扩大总需求，刺激总供给，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才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私人消费和投资急剧减少，要扩大总需求，除了鼓励私人消费、扩大中央银行信用等措施之外，重要的是政府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投资举办公共工程，以增加有效需求和就业机会。自由市场机制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点，国家应该干预经济。

凯恩斯理论发表后，受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一些国家增加了国有经济的成分，另一些国家大大增加政府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分解为两个学派:一是美国的后凯恩斯主流派，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结合起来分析，强调国民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主要学派有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索罗的经济成长理论、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等。二是英国的新剑桥学派，以琼·罗宾逊为代表。新剑桥学派强调收入分配理论，坚持凯恩斯的“投资支配储蓄”观点。但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的储蓄是微不足道的，储蓄主要来自企业，而作出投资决策的是企业家，故利润率的高低对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起着决定作用。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将有利于利润收入集团，而不利于工资收入集团，这种状况将会导致社会消费品和资本品两大生产部类的不平衡。要消除此弊端，必须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工人的实际收入。新剑桥学派主张要改变收入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必须通过国家的各种干预方式来实现。

（五）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障理论的繁荣。不仅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研究，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对于推动全球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社会福利思想，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等，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5]

1.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福利观点

民主社会主义是二战后英国工党提出的，它最大的贡献是将福利国家的理论变为了执政的纲领和政府的现实政策。在道德价值观方面，民主社会主义崇尚平等、自由和博爱，希望社会能够减少不平等与不公正，人们可以拥有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权利，人们可以在利他主义的理念下实现他助、互助和自助。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福利国家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痛苦，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达到消除贫困和实现平等的社会目标；福利也是以国家的经济繁荣为目的的投资，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福利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它希望通过国有化与计划经济，以高税收、高公债和通货膨胀来支撑高福利政策。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已经受到现实的挑战，在教育及卫生等领域民主社会主义也排斥引入私人服务，社会福利民主化进程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发展。

2.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福利观点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自由、公正和不干涉主义，其核心思想是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新自由主义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该理论学派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最有利于个人独立发展的制度。因此，该学派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强调市场化的作用，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国民福利和促进社会平等比任何平等的政策都重要，而福利国家强调通过再分配来求得平等是对人的本性和社会特征的错误认识。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于福利国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威胁，导致了效率低下，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破坏作用。

在对福利国家理论和政策提出批评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设想。该派学说认为，福利服务的市场化是最好的选择，应该让市场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应该出台政策，鼓励不同经济成分参与竞争。

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于发挥市场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作用的主张，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3.中间道路理论的主要福利观点

中间道路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自由市场的辩证认识之上的，它主张将刺激经济增长与保持社会公平有效地结合起来。它认为自由市场是需要管理的，政府有责任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使其在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政府的干预也是有控制的。

在社会保障方面，中间道路论者认为，应该发挥国家在福利领域的主导作用，同时主张国家应当与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国家主要是对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有限的、基本的服务，同时应倡导发展私人的和志愿的福利事业作为对国家福利的补充，以便使社会成员有一定的选择服务的权利。中间道路学派提出了用“社会投资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的主张，强调福利开支由政府、社会、个人等共同承担。

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强调了政府、社会、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它们对于社会福利理论的论述，丰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路径。

【注释】

[1]参见顾海良、张雷声著:《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概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2]参见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30页。

[3]参见美国社会保障总署编:《全球社会保障制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4]参见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有关章节，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参见郑功成著:《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