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工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今天主要从工业的角度出发，对新常态下工业发展时代背景做简要论述。

特征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将给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发展带来深刻变革。

科技创新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当前，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和前沿方向的革命性突破和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将对全球制造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并改变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格局。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促进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智能化服务化成为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泛在信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之间的直接沟通)的强力支持下，制造商、生产服务商、用户在开放、共用的网络平台上互动，单件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将逐步取代大批量流水线生产。二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s System，CPS）的智能工厂将成为未来制造的主要形式，重复和一般技能劳动将不断被智能装备和生产方式所替代。三是随着产业价值链重心由生产端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方面的转移，产业形态将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网络众包、异地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订制、精准供应链管理等正在构建企业市场竞争新优势；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正在重构产业价值链新体系。

特征二：全球产业格局重大调整，国际贸易规则正在重构，工业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形势。

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一方面，高端制造领域出现向发达国家“逆转移”的态势。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各国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已经开始。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已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日本的松下电器计划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国内，夏普公司将在日本本土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 TDK（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品牌，TDK一直在电子原材料及元器件上占有领导地位）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日本秋田等地。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如：微软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转移到越南河内；耐克、优衣库、三星、船井电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总的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

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交织，我国也将面临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新挑战。一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2015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85起，涉案金额80亿美元，中国连续21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仅以2011—2015年国外对中国发起的案件为例，每年涉案平均金额约110亿美元，累计涉案金额约550亿美元。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将更为激烈，对未来我国制成品出口造成严重影响。二是全球贸易规则也处于重构过程。2015年10月美国、澳大利亚等11国宣布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个基于全新贸易规则、规模占全球40%的巨大经济圈正在形成，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门槛，将进一步削弱我国工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也将影响我国工业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此外，美国推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欧双方互相降低非关税壁垒，统一各类认证等监管标准，也将挑战我国参与的金砖国家准贸易联盟。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建，可能对国内贸易投资产生替代效应，对外贸易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压力将会增大。

特征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工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再是总量扩张的过程，而主要是结构升级转型的过程，增速下降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紧迫要求。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要素成本等都在发生动态变化。一是从资源能源看，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和17%。二是从环境压力看，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正集中显现，目前全国有70%左右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7个省（区、市）的6亿左右人口受雾霾天气影响，水体污染较为突出，土壤污染日益凸显，重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三是从要素成本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如，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顶点下降了2976万，劳动力供给呈缩减趋势，并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普遍达到3000-4000元，远高于东南亚等国。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称，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或者说，在美国生产只比在中国生产成本高4%。

总的看，我国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赖以保持的多种要素约束日益趋紧，已经使粗放式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原有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新旧交替期，我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特征四：国家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内需潜力和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为工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部署，特别是“四化”同步发展为制造业创造了新需求、开拓了新市场。一是城乡一体化将成为拉动制造业内需增长的主要动力。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未来每年将有1000余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据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和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农业现代化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等都为制造业创造着巨大的需求。三是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等途径，推动制造业的跨越发展。总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各产业部门新的装备需求、人民群众新的消费需求、社会治理服务新的能力需求、国际竞争和国防建设新的安全需求，在生产装备技术水平、消费品品质提升、公共设施设备供给、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可控等方面，都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也使我国制造业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发展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于充分激发和释放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二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释放投资活力。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每年向社会公开推介总投资万亿元左右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对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壮大民营经济提供了重要机遇。三是军民融合释放发展新动力。国家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正在构建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军民融合工作运行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将有力的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向深层次发展。四是宽松货币环境释放增长活力。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15年至今央行已经先后五次降息六次降准，并抓紧完善利率的市场化形成和调控机制，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发展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

总的来看，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巨大，机遇也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的战略机遇期，审慎应对、前瞻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