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建德及流亡

西迁建德及流亡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蓄意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遭到中国驻军的坚决抵抗，激起全国人民抗日的怒潮。南京政府，于7月中旬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作为社会名流竺可桢参加会议，蒋介石发表谈话，说对日不再退让，如敌人继续侵略，即予抵抗。会后竺可桢回到杭州。这时，日寇不仅继续向华北纵深进攻，还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抗日战争从北到南全面暴发了。

竺可桢于8月20日去南京，把家属接到杭州。一路遇见过往的军事列车很多，见乘坐闷罐的年轻战士，各个面带笑容，士气高昂。他曾听到新近从日本回国的顾君说，日本强行征兵，亲属送青年到兵站时，无不垂头丧气的。两相对比，我军必操胜券。

竺可桢认为，抗日战争是神圣的事业，中国人都应全力以赴。只有抗战胜利了，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个人才有出路。为此，他和夫人张侠魂，积极支持学生会发起的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活动，竺校长还特意从学校拨出两间房做缝制室。还带头捐献制作费。后来，这对夫妇还为抗战捐献出结婚戒指。竺可桢当时认为，用不了很久，就会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寇对上海的进犯是很快会被击退的。

然而，日寇的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弄得人心惶惶不安，不少人想离开杭州，以躲避空袭。竺可桢想把浙大暂时迁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避免空袭，也有个安全的教学环境。经过实地考察，竺可桢决定，将附设高工、高农暂时迁往萧山的湘湖，那里有农场的家底；一年级暂迁天目山的禅源泉寺。校部及其余年级，视战局发展待定。

天目山位于浙江西北部，距杭州不过60千米。山中丛林茂密，柳杉参天，清泉流水，绿竹遍地。禅源泉寺就掩映在深山翠绿之中。远离城市，环境幽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论自然环境，堪比欧美的名牌大学，还绮丽美妙。9月27日，一年级新生在禅源泉寺开学，竺可桢决定在这里试行导师制。所谓导师制，就是有一批老师，除担任授课外，还负责指导学生的思想品格。导师一般由教授、副教授担任。每个导师带学生五六人至十数人不等。导师和学生经常接触，包括个别辅导，集体座谈，共餐和出外郊游等，增进相互了解。使学生有较多机会体验导师的为人及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受到多方面的深刻教育。导师制从天目山的一年级试行，取得很好的效果，以后扩大到全校。

这时在上海激烈战斗仍在进行，敌我双方都在调兵遣将，扩大战果，都看不到战争胜利的边际。日机的空袭更加频繁。经过反复考虑，竺可桢最后决定，将校部和二、三、四年级学生，暂时迁往建德。

建德位于钱塘江上游，浙江省中西部腹地，距杭州约110千米，北倚天目山，西出赣、皖，很是方便。建德城内，东西及南北大厅，均有粮行和木材等店铺，居民约2500多户。浙大师生从11月11日至13日，分三批离开杭州。为避免空袭，于夜间乘船逆钱唐江西行。由大轮拖民船赴桐庐，每次可乘180人，晚12点开船，次日晨8点到桐庐。再换乘小轮，当天下午，即可到建德。每次运价100元左右。二年级学生于12日下午5点顺利到达建德，住城东万源当铺。三年级学生，12号登船起程较晚，14日凌晨才到建德。四年级13日夜开船后，14日中午到桐庐后；因载行李等过重，又遇雾大不能行船，以及水流地段要换船，就耽误了时间，所以15日下午才到建德。与三年级同住何宅房舍。

当师生员工及家属都已起程，竺可桢又将留守学校等事宜安排好后，才于11月14日上午9点，乘学校最后一班汽车，离别杭州，10点过富阳，11点到相庐，由船流江也很顺利。12点半即到建德。进城先看望了几位教授家属住所，后又看望了二三年级学生，表扬了同学们一路团结互助，克服困难的精神。并嘱大家注意安全防火。像二年级住的万源当铺，房子为木质结构，路又窄，一旦失火，不堪设想。警告大家：切莫才避开空袭，又陷入火海。

午后，竺校长去县公署拜会县长，适遇县商会胡会长，一谈才知道是绍兴同乡。胡在此经营粮食业多年了，熟识粮情。说浙大师生千人所需要的粮食，在这里绝对不成问题，包在他身上。竺可桢很高兴，解决了来建德后的第一个大问题。

11月15日，浙大师生全部到建德，19日即复课。这里成了浙大长途西迁的第一站。

后来，随着日寇的侵略魔掌不断地伸向中国腹地，浙江大学的师生们一次又一次地搬迁，从杭州出发，曾先后迁至建德、泰和、宜山和遵义等地，使浙大变成一所“流亡大学”。

在每次搬迁中，竺可桢都为安排师生的生活、选择校址和安置图书仪器而劳心神，甚至连他的爱子和贤妻，也在颠沛流离中身染重病，先后死去了。

在竺校长的卓绝领导下，经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终于使祖国东南这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坚持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