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之中西迁

一、初迁衡阳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后，中日淞沪会战打响，同时，日军还出动飞机轮番轰炸首都南京。当中方在战场上处于劣势之后，10月29日，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之演讲。11月19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从此，国民政府所属机构陆续移驻重庆，同时，一些工厂、学校、学术机构也纷纷西迁。此前，中央研究院为保存珍贵资料、仪器、标本安全，在上海淞沪会战开始之时，即已决定将其运至江西南昌莲塘江西省农业院保存，动植物研究所一部分标本随之先为运走。在西迁过程中，许多机构是随着战争蔓延而决定前往何处，在开始之时，并无明确计划，而是盲目和随意，中研院许多研究所均是如此。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战事更加紧急，中央研究院正式奉命西迁，代理总干事傅斯年碍于运输工具及交通困难，乃决定各所自行疏迁，京沪两地各所“除气象研究所迁至汉口外，其余各所均迁至湖南长沙及衡阳。继又将动植物、社会、心理三研究所迁至广西阳朔；地质、物理两研究所迁至桂林；历史语言、化学、天文、工程四研究所迁至昆明。”[22]动植物所之迁移，由于准备较早，重要书籍、仪器及模式标本，皆无重大损失。其他植物标本因数量庞大，运至后方者，不及全数之五分之一，致使大多标本尚留南京所中。留于南京所中，不仅有大量植物标本，还有甚多动物标本及昆虫标本。南京沦陷后，悉数被日人所办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接收，并运往上海。[23]

关于动植物所迁移衡阳南岳具体情况，现无从获悉，仅知其线路是先汉口，而长沙、而衡阳。抵达衡阳之后情形，有所长王家楫致中研院总务处王毅侯几通信函，可知一二。王毅侯，名敬礼，毅侯其字也。浙江黄岩人，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银行监事。1937年2月之前任中研院会计处主任，后会计处改为总务处，仍被聘为主任。王家楫之函云：

毅侯先生大鉴：

昨日下午回南岳尚早，刁君泰亨及邓先生夫妇与欧世璜已于九日（即楫等离南岳赴长沙之日）傍晚到此。敝所人马已全，楫略可安心。明日骏一兄将因青松兄事来长之便，与孟真兄商议一切，缉斋兄与楫意，此间同人十二月份薪水不妨先由骏一兄带来，诚可照办否？ 专此奉达，敬请

大安

王家楫 谨上 十二月十五日[24]

11月动植物所自南京迁出，此函为在南岳稍事安顿之后，王家楫向总办事处请求发放员工12月份之薪金。是时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迁至长沙圣经书院，代理干事长为傅斯年孟真。缉斋为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时与动植物所一同迁移至南岳。又，中研院院长蔡元培1937年11月15日《日记》所载，知王家楫抵达衡阳之后，曾作一工作计划，并寄于蔡元培。《日记》云：

接动植物研究所报告，于八月间开始在南岳工作：1.湘省藻类之调查（饶钦止）；2.衡山真菌之调查（邓叔群、单人骅、杨存德）；3.湘省作物病菌之研究（邓叔群、单人骅、杨存德）；4.湘省禾本科植物之调查（耿以礼、单人骅）；5.湘省淡水浮游生物之调查（王家楫、朱树屏）；越冬稻根害虫之研究（陈世骧）；7.湖南金花虫之调查（陈世骧、谢蕴贞）；8.湖南果蝇之研究（陈世骧、谢蕴贞）；9.洞庭湖及湘江鱼类之调查（伍献文）；10.衡山产药用植物之调查（单人骅）。[25]

但是，动植物所在南岳仅是停留，12月人员基本到齐，一月之后又迁广西阳朔。这份工作计划，显然未曾实施，从中仅可知准备西迁之人员。其中耿以礼并未随所西迁，抗战之后，即脱离动植物所，而专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另一兼任研究员裴鉴，也未曾随所西迁，而是随科学社生物所西迁至重庆北碚。计划中有耿以礼之名，而无裴鉴之名，即可说明。邓叔群对于西迁曾言：“七七事变后，日寇占了上海，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政府西迁，我也于日寇迫近南京时离京，到湖南南岳，与研究院同人会合。我到达后不数日，研究院又迁往广西阳朔。此时我开始叫我的家庭准备过游击的生活，桂玲同小孩子都练习吃苦耐劳，作身体及精神上的准备，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劳动的观念。”[26]此是多年之后所写，亦不难体会到流亡给人带来之困苦，也可见出克服困苦之决心。邓叔群来南岳系与同人会合，可知在其之前已有人员先期到达。对此，未见其他文字，故略而不谈。助理研究员单人骅则比邓叔群早来衡阳，9月间动植物所决定迁往衡阳时，单人骅先是告假回江西原籍探亲，且接携家眷一同自江西径往衡阳。

二、续迁阳朔

随着战事推移，国土连连沦陷，长沙也为前线，衡阳亦不安全。动植物所遂又迁广西阳朔，迁移时间据《王家楫履历表》获悉，在1938年1月。在阳朔仅一年，至12月又前往四川北碚。关于前往阳朔，欧世璜回忆文章曾言及搬迁经过，弥足珍贵，抄录如次：

中央研究院西迁，决定先在广西阳朔落脚。千百个大木箱，经几个月来分段搬运，我跟其他助理七八人驻长沙3个月做接运工作，部分木箱留在长沙的圣经书院，一部分必需的运往阳朔。到阳朔后，在一座中山堂里，几个研究所联合办公。除两架显微镜以外，没有什么设备可言。[27]

在欧世璜看来，在衡阳一个月，都未看作是落脚。因其到衡阳后，即被派往长沙接运不断到达的物品，待完成任务之后，即来到阳朔。欧世璜离开长沙之后，中研院总办事处已从长沙圣经书院迁往四川重庆。

当动植物所在阳朔再次安顿下来之后，所长王家楫曾于2月赴香港出席中研院院务会议，会后转往上海，查看其奉贤家中情况。返回阳朔之后，研究所工作已开始恢复，然有些资料不在手边，仍派欧世璜前去长沙、汉口拿取。取出物品需要中研院证明，王家楫乃致函王毅侯，并就其他事项予以请示。函云：

毅侯先生大鉴：

敬恳者：兹有三事奉请先生斟酌赐示为荷。一、敝所存放于长沙圣经学校之书籍标本现仍在原处，未曾他移；其存放于南昌者，除书籍外（已运往昆明）标本仪器已迁汉口。刻同人等在阳朔研究颇为顺利，急欲参考存在长沙之一部分书籍及在汉口之一部分标本，拟即派助理员欧世璜前往两地打开箱笼，将急要者取出携回，请贵处给发公函两份，一致长沙，一致汉口，证明允许欧君前往取物，并望将此两函寄来，由欧世璜自己带去。汉口地址在何处，亦请见示。二、敝所《丛刊》向由上海科学公司印刷，战事以后，连续印完二期，样本已寄来，每期千本，则以运输不便，仍留在该公司。顾该公司屡来函发单，欲索印费共三千余元，是否可付清，请尊处斟酌。又丛刊以后仍拟续印（拟于香港印），但财力上是否能应付，亦恳先生将敝所经费一查为感。三、敝所谢蕴贞女士自动辞职后，疏散费尚未给发，下次发薪时，请乘便寄来为荷。谢仍在此间工作也。

此间诸人皆好，香港会议后，楫曾到沪一视，舍间上下皆好，不过奉贤老家已遭敌军劫掠一空云。蔡先生在港精神颇好，不过子竞先生之病甚为麻烦，孟和先生去西北矣。专此，敬颂

公安

王家楫 谨上 四月十二日[28]

谢蕴贞是上年12月，随同其夫君陈世骧抵达衡阳，眼见中研院经费支绌，而自愿向所长提出放弃薪酬，但请求继续利用所中设备而从事研究。此种选择，也令人敬佩。

中央研究院在阳朔几个研究所，因房舍不敷使用，挤在当地中山纪念堂办公，恰逢广西省在桂林与阳朔之间之临桂县之雁山建设科学馆，而建筑经费不足，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心理研究所遂与广西科学馆合作，出资参与建筑。在中央研究院档案中，有此三所与广西科学馆合作事，系三所所长联名致函中研院代理干事长傅斯年，借此可悉该幢建筑之来由。

迳启者：

动植物、地质、心理三所自迁桂后，即深感无设备完好的实验室之苦。实验室之基本设备，如水、电、煤气及较小规模之修理仪器厂均难得到，以致研究工作方法稍为精细，即不能进行，欲联合设立一规模粗具之实验室，又非三所财力所能办到。广西交通至为方便，地方治安又极良好，且当局亦极愿合作，是以动植物所及地质所欲在桂设立一工作站，为将来在我国西部作生物及地质调查之中心，心理所神经解剖及神经生理之研究，均需要较高等之哺乳动物猿猴为研究之材料，广西瑶山为产猴之区，故亦欲在桂设一工作站。现适值广西省政府进行设立一科学馆，已在桂林附近之良丰划田亩作为馆址，并筹有底款，建筑图样业经绘就，兴工在即。楫等之意，欲与该科学馆合作，由本年度预算剩余款项内，动植物所拨一万二千、地质所拨八千、心理所拨六千元予广西科学馆，即在该馆内永久保留相当之房屋作为工作站。如此，则六个月后三所即能在桂有适当之实验室可用，将来可有永久之工作站；而在科学馆方面，亦可得本院人员之帮助。此事在三所工作上及提倡内地科学发展上，均有利益。不知是否可行，敬请裁夺。如尊意以为可行，即请令总务处将上述款额电汇桂办事处。

此上

傅代理总干事

李四光、王家楫、汪敬熙 谨上[29]

该函三位署名人即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而由王家楫起草。此函未具时间，查《竺可桢日记》，1938年7月23日竺可桢曾到桂林，在环湖路20号中研院办事处与李四光晤面，“据云动植物及心理、地质与广西大学及省办科学实验馆拟在良丰公园附近造屋，省方可出两万元，余英庚款或可出资云云。”[30]三所联名致函代理干事长傅斯年，当在此后不久。盖英庚款未能出资，故有三所共同为之筹集。8月5日中研院总办事处复函，询问具体情形，“三所与桂林科学馆签定合同，只言一方供给金钱之补助，一方供给实验室之房间，并未涉及其他约束”。三位所长再致函予以说明，云“该实验馆建筑计划关于水电、煤气设备甚全，建在良丰墟外山麓之中，空袭危险甚小。良丰地点距桂林、阳朔均不甚远，将来该实验馆建成之时，迁去亦无困难，在阳朔之二所，动植物所拟将昆虫、水产及植物病理三部分迁去，心理所拟将生理、心理及神经解剖二部分迁去，因此数部分均需水电煤气之设备也。”[31]该函写于9月1日，系呈朱家骅，此时中研院干事长已由朱家骅出任。

图22 广西植物研究所内之科学馆（胡宗刚摄）

科学馆建成之后，不知动植物所和心理所是否有部分迁入使用。在动植物研究所年度报告中曾言，准备指导科学馆一些研究工作。“该馆馆址落成后，关乎动植物方面之工作，将委托本所直接进行，或间接指导桂省之植物病理、经济昆虫及水产三项研究。”[32]惜乎，动植物所于1939年1月迁往重庆矣。而李四光之地质研究所在桂林逗留时间则更长一些，与科学馆合作则更深入，该所曾使用该建筑则无疑，不少回忆李四光文章均言之。如今该幢建筑依旧保存在广西植物研究所内，不过人们只知李四光曾在其中工作，至于其他则有不知。

动植物所在阳朔之一年，研究工作虽然继续，由于资料、设备大多不在身边，故研究工作只能是总结或者延续过去之一些工作，或者就近采集一些标本，作为以后研究之材料。

邓叔群将其十年来对国内真菌之研究予以总结，编辑形成一部Higher Fungi of China（中国高等真菌志），载有1380种及若干亚种，分隶于76科， 3806属，并附有索引。前谓欧世璜去长沙、武汉提取材料，即因其师编写是书需要查核相关资料。欧世璜言：“邓时在整理过去的工作，发现有少数标本需要再作考察，以资确定。他叫我去长沙从存在圣经学院地下室的木箱内，找出那几个小纸盒的标本。当时长沙已是前线，旅行不无危险，但标本在哪个木箱内，只有我知道。我取了回来，也并无事故。这表示邓师对工作的态度十分谨慎，一切查考到底。”该书后于1939年出版，全书614页，煌煌巨著是也。

图23 Higher Fungi of China一书之书名页

陈世骧在此继续其金花虫之研究。此项研究分三部分进行：①分类：金花虫在中国，其时估计在800余种，其有害于农作物者颇多，拟作全面调查，详为载述，以编著成专刊，供农业相关人员参考。②比较形态：注重幼虫之构造，成虫翅脉之分布，及雄性生殖器官之异同，俾得阐明其进化之关系，以为分类之根据。③金花虫与农作物：稻铁甲虫，蔬菜猿叶虫、黄条蚤等为害农作物甚烈，研究其生命史、幼虫去食取食方法、生活状态等，以试验防治驱除之法。此外，陈世骧还从事一些寄生虫学研究等。

西迁至湖南、广西本是采集当地动植物之大好时机，但受战乱影响，已难以开展大规模之采集，仅是就近采集。1937年9月初抵达衡阳，即在南岳附近采集，至12月共得高等植物270余号，菌类250号、藻类400余种、昆虫360种、鱼类120号50种。转至阳朔后，曾于1938年5月中旬至6月底，动植物所组织4人赴广西瑶山采集，计得高等植物标本190号、菌类100号、藻类200余号、昆虫1万余号2千余种、鱼类100余号、爬虫类30余号等其他种类之动物若干号。西迁之后，高等植物分类研究仅靠助理员单人骅一人支撑。单人骅可能是动植物所第一批抵达衡阳人员，抵达之后，即与其他人员开展采集工作。

三、再迁北碚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登陆，随即广州沦陷。广州沦陷后，使广西暴露为前线，为策安全，在广西阳朔之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与中研院心理所汪敬熙、社会科学所杨西孟一起筹划再为西迁。在迁移之前，先将家眷撤退至贵州贵阳。请看王家楫10月26日致王毅侯函：

广州陷落后，寇气深入华南，此间各所不能不未雨绸缪，先为布置，以备万一，必要时阳朔三所最贵重之公物须由此间设法车辆运贵筑，续迁重庆。缉斋、西孟两兄与楫已于距朔城十余里不靠公路之古座塘小村中，觅得适用之房屋数间，作为存放次要公物之用。盖全运重庆事实上颇难办到。而桂省府当吾等来时，备极欢迎，际此必不愿吾等捷足先走也。在此同人眷属妇孺共有六十余人，即将设法疏散，先送贵筑安顿，再作计议。若此，则同人单身在此，行动自由，较可以安心工作，至万不得已时，然后前来重庆。敝所在此无存款，因此电请零用千元，以备不时之急需。

孟和先生想已抵渝，孟真兄亦必未回昆明，请先生分别转达，可勿顾虑。楫等自当尽力之所能，勿使公私两全，主客不至有所隔阂也。[33]

函中言“至万不得已时，然后前来重庆”，乃是王家楫揣摩总办事处意见。其时，广西文教机关尚未作迁移之打算，王家楫认为其之举动会令广西方面不快。事实上，其已决定迁移重庆。一月之后，王家楫派饶钦止前往重庆，为动植物所寻觅适当房屋。11月27日王家楫致函王毅侯云：

此间社会所决定迁昆明，敝所决定移蜀。饶君钦止刻已到柳州，即将先期回重庆，一方先与贵处接洽，一方至江津、合川、白沙等处物色工作场所。饶君倘须贵处帮忙，恳于可能范围以内，予以援助。不过现今两所车辆尚无着落，何时能动身，难以决定。倘有卡车可购，两所拟各购一车，昨与西孟兄电先生，即为购车事，同时且在他处进行。

之所以派饶钦止前往重庆，乃是因饶钦止为重庆人，易与当地疏通。饶钦止在江津等地并未找到适合落脚之所，不久王家楫也到重庆寻觅。此前不久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得到中国西部科学院之援手，安置在重庆北碚之该院。西部科学院为民族资本家、长江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于1933年创办，其创办之时，曾得秉志、胡先骕不少帮助，该院之生物研究所，即是秉志、胡先骕为之建立。此动植物所亦找到西部科学院，得其同意，可在该院地亩上建造房屋作为长久之所址，1939年1月遂决定迁至北碚。1月7日，竺可桢在重庆晤任鸿隽与王家楫，获悉“动植物研究所决计在北碚，（距重庆）汽车三小时可达，汽船上水须六七小时云。”[34]1月15日，王家楫在北碚致函在重庆之王毅侯，嘱托三件事宜，函云：

一、敝所第一批书籍、仪器共二十三箱，重约一千六百公斤，刻寄存于海棠溪东川旅馆，即欲运来此间，以便早些工作。仍请高先生向四川旅行社接洽，由民船直运此间西部科学院（以前曾由敝所伍先生与高先生同至该社接洽者，高先生已悉其详情）。现在海棠溪由欧世璜看管，欧如来此，由吴颐元看管，请高先生与两人接洽可也。二、此间新所址即将动工，需先交一部分款，其他开办费用，亦要用钱，请开一二千元支票（写私人名，以所章尚在刁处）寄楫，仍由科学社雨农先生转。三、饶先生十一、十二月两月薪水请面交本人，此外饶先生在贵阳事又垫付运费二百数十元（确数饶先生回渝后阅账可知）。

1月25日，王家楫又致函王毅侯，报告研究所物品运输来渝之繁琐与艰难：

前上一函，未识已邀尊览否？ 兹有诸事奉恳，分陈于后，敬希亮察。一、贵阳方面虽只买得一车，敝所公件三车尚在六寨，现拟雇用商车自六寨运往贵筑，所费颇昂。尊处寄筑买车之款，暂时不妨仍留刘君处，以补将来商运之不足。泰亨至迟于月初可来川，渠将一切情形报告也。二、据刘心铨君来信，近来车辆之统制不若月前之紧张，据西南公路局称，倘由本院总办事处向交通部交涉，可望缓缓拨车代运，贵处能否致一公函给交通部一商，写明动植物所须三车，由广西六寨运输；社会研究所须二三十车，由六寨运昆明。三、献文、叔群、世璜、世骧欲领薪水，后学下星期一当来渝，为彼等乘便带回也。

2月8日，王家楫再致一函，还是为搬运之事。

午前阅报载有昨日贵阳被敌机狂炸，全市精华付诸一炬，后学颇为惊骇，已电函去筑问同人公件之有无损失矣。兹有诸事奉恳：一、敝所有植物病理标本四箱，三箱在海棠溪，一箱尚在贵阳，拟送赠美国农部，但无法寄出，可否由贵处向美国大使馆商量，由使馆取去运美或暂时保藏于使馆。二、现在海棠溪之吴君颐元，以前为敝所练习生（月给本只十八），但并不为正式职员，现在仍旧欲用渠，薪水名义待任先生回后，再行决定。但渠在对岸开销不敷之时可否凭后学之信向尊处领款。三、离阳朔之时，敝所因人少押车不敷分配，遂由社所介绍另请于君一人，刻尚在六寨，将来敝所须津贴于君若干（运输完后，当然停止），想可获贵处允许也。

函中所言四箱真菌标本，颇为完整。但在流亡之中，由于潮湿，保存设施所限，自知将难以长久保存。邓叔群认为如其损毁，不如赠人，遂决定送给美国农部，或者邓叔群早已与美国农部有学术交往，故请中研院总办事处与重庆美国驻华大使联系赠予事宜；但是，总办事处并没有联系上。后由动植物所于8月间直接以快函与美国农部联系，并提出以交换该部所有出版刊物为条件。9月，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转来美国农部来电，接受此条件，云将有美国海防派遣一卡车来重庆运走此四箱标本。10月2日，欧世璜将标本押运至重庆南岸枣子湾美国大使馆。

以上所述动植物研究所移所经过，详略不均，实是当时之人未曾留下一篇西迁记，现在能大致勾勒出来，还应归功于档案中保存了一些函札，否则更有遗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