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世杰、陆秀夫领导的抗元斗争
张世杰(?—1279)，范阳(河北涿县)人。少从元将张柔，后奔南宋，入吕文德军中，累功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襄阳降元后，张世杰奉命率五千人守鄂州，鄂州沦陷，率先响应勤王诏书，带兵入卫临安。
陆秀夫(1238—1279)，字君实，楚州盐城(今属江苏)人。宝祐四年(1256)考取文天祥榜进士。李庭芝守两淮，闻其有才能，将他辟置幕中，历官主管机宜文字、参议官。德祐元年(1275)，元军下江南，僚属大多逃亡，只有陆秀夫等数人不走，因而被李庭芝推荐至临安，累迁为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礼部侍郎。
德祐二年三月，益、广两王在陆秀夫、苏刘义等人的护卫下来到温州，进驻江心寺，派人到清澳(在浙江温州)召来陈宜中，张世杰也应召从定海(浙江镇海)率所部兵来会。为坚持抗元斗争，他们假托太皇太后手诏，以八岁的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五岁的广王为副元帅。四月，两王随陆秀夫、张世杰、苏刘义、陈宜中等人由海道转移至福州。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为帝，改元景炎。册生母杨淑妃为太后，同听政。封弟广王为卫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文龙为参知政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改福州为福安府，以王刚中知府事[61]，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权。同时，除李庭芝为右丞相、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要他们迅速赶赴福安府，但两人最后都不能成行。
益王政权建立后，对抗元战争作了新的部署:以赵溍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军(福建邵武);以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进兵饶州(江西波阳);以李世逵等进兵浙东;以吴浚为浙东招谕使、邹为副使;毛统由海道至淮，约兵会合。另外，又派傅卓等由福建向江西进兵。但是，上述官员大部分手中无兵，如赵溍因一逃再逃，已无法在江西立足，只得退往广东。谢枋得也已离开军中，独自隐居起来，没有赴任。毛统由海道到通州(江苏南通)后，知通州杨思复以城降元，他几乎遇害。稍后，吴浚在南丰(今属福建)一带被元军战败，不仅不能进入浙东，反而逃往赣南山区，次年正月即降元。傅卓等人也或降或逃，都不成气候。
在流亡政权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陈宜中与陆秀夫、张世杰两人都不相合，陈宜中又施展以台谏钳制反对派的惯伎劾罢了陆秀夫，将他出知潮州。张世杰责备陈宜中道:“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62]陈宜中才被迫将陆秀夫召回。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应召至福安府(福建福州)，因“与宜中等议不合”[63]，仅一月余就离开福安府去前线。另外，张世杰与苏刘义也有矛盾，致使苏刘义“志郁郁不得展”。[64]
是年冬天，元军大举入侵福建，先后攻占建宁府(福建建瓯)、邵武军(福建邵武)、南剑州(福建南平)。这时，益王政权尚有士兵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军一万人，足以与元军决一死战，但张世杰慑于元军锐气，十一月，将流亡政权迁至海上，知福安府王刚中随即以城降。益王的船队来到泉州，福建、广东招抚使兼提举市舶蒲寿庚前来谒见，请流亡政权驻跸于此，张世杰对蒲寿庚存有戒心，没有同意，而将益王船队转移到了潮州。由于蒲寿庚不肯为流亡政权提供支援，张世杰只得掠取他在海上的船只和财物以供军用，本来就心怀两心的蒲寿庚为此大怒，于当年十二月公开叛降元朝。
景炎二年(1277)七月，南宋流亡政权移屯广州浅湾，张世杰自将一军从海上攻打泉州，蒲寿庚向元朝元帅唆都求救，唆都领兵援泉州，张世杰退返浅湾。稍后，元军乘势由福建进入广东。与此同时，元朝左丞塔出领大军自江西越大庾岭入侵广东。十一月，进围广州，城陷，广东制置使张镇孙被俘遇害。元朝元帅刘深率水军乘机攻浅湾，张世杰迎战失利，益王船队被迫转移到秀山(在广州南珠江口)。十二月，再转移到井澳(在广东珠江口外大横琴岛、小横琴岛海湾间)。就在这次转移过程中，陈宜中见事不可为，借口前往占城(在越南中南部)联络，遁走占城，从此一去不返。益王船队到井澳时，恰遇飓风袭击，宋军损失惨重，益王惊恐成病，士兵死者达十之四五。翌年正月，张世杰派兵攻打雷州(广东海康)，攻不下，又想移往占城，因琼州海峡已被元军封锁，没有成功。三月，流亡政权的船队迁到洲(在广东雷州湾外硇洲岛)。四月，益王病死，年十岁，谥端宗。这时，随行官员都想散去，陆秀夫以为:“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65]于是大家共立年方七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史称帝昺，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少师、枢密副使，共同执政。五月初一日，改元祥兴，是为祥兴元年(1278)。
二、崖山之战——南宋流亡政权的灭亡
张世杰打不开通往占城的海道，想攻取雷州半岛作为流亡政权的落脚点，但几次攻打都遭到失败，于是将流亡政权迁到了崖山(在广东新会崖门附近)。
崖山在海中，由两座小山组成，“两山相对，势颇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以藏舟”，张世杰以为这里是“形胜之地”[66]，暂可作为抗元基地。于是他将千余条大船联结起来，筑成水寨，上建楼橹，望去像城墙。又建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为死守计”。[67]
祥兴二年(1279)正月中旬，元朝都元帅张弘範率水军赶至崖山，一面占据崖山南端的入海口，一面断绝宋军的淡水供应，并企图焚烧宫室。南宋士兵十余天来只吃干粮，无滴水可饮，只得去饮海水，海水咸苦，饮即呕吐，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世杰仍率领宋军将士每日与元军大战。
二月初七日，元军分兵四路，从东、南、北三面进攻崖山，张弘範亲率一军在里许外的海面守候。为了麻痹宋军，由李恒所率领的一支元军，奉命从北面乘潮而进，被宋军打败后，便乘潮而退。待第二次涨潮时，张弘範令士兵以奏乐为号，亲率南面元军发起猛攻，直逼宋军军营，其他三面元军紧随其后，也同时开展进攻。宋军听到元军乐声响起，误以为敌人正在就食，防备稍懈，突然见到元军战船已经逼近，才仓促进行防御，用箭猛射。张弘範事先已在船尾筑好了战楼，上面施以布障，让士兵在布障掩护下负盾而伏，并下命令道:“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元军待宋军矢尽，遂鸣金撤障，向崖山发起强攻。一时间，“弓弩火石交作”[68]，宋军大批战船顷刻之间被摧毁。元军南北夹击，宋军大溃。张世杰撤走卫王座船，但座船庞大，又与其他战船连接在一起，所以动弹不得。这时天色已晚，风雨交作，雾气蒙蒙，咫尺不辨，元军乘势进攻中军，举火烧船，宋军更加乱成一团。
文天祥抗元及南宋流亡政权南迁路线图
张世杰与苏刘义急忙砍断维缆，率十余只战船夺港而去。陆秀夫见事不可为，仗剑逼其妻子赴海自尽，再奔至帝昺座船，背起八岁的帝昺投海而死，后宫、官员、将士随之纷纷投海自尽，“死溺者数万人”[69]。南宋军民长达四十五年之久英勇不屈的抗元战争，最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待元军退走后，张世杰返回崖山收集残兵，杨太后得知帝昺已死，也绝望而赴海自尽。张世杰仍欲立一宗室子弟为帝，以重建南宋政权，继续抗元斗争。一日，飓风大作，战船剧烈摇晃，张世杰不幸从柁楼堕海溺死。
对于张世杰及其领导的抗元斗争，文天祥曾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世杰得士卒心，每言北方不可信，故无降志。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资，惟务远遁，卒以丧败。”[70]不过，若与南宋极大部分动辄投降的武臣相比，张世杰那种不屈不挠、顽强抗战的精神，仍然值得后人颂敬。
三、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人，授宁海军节度判官，历官江西提刑、军器监兼直学士院、湖南提刑等。
德祐元年(1275)正月，元军已大举渡江，文天祥在知赣州任上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书后，立即毁家纾难，招集民兵万人，准备勤王。宋廷接报，召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抚使领兵入卫。友人劝他勿行，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71]四月，文天祥领兵到吉州，除权兵部侍郎，任职依旧。右丞相陈宜中还想求得与元朝的妥协，要他留屯隆兴府(江西南昌)。稍后，文天祥一再请求入卫，总算得到陈宜中等人的允许，八月间抵临安府，被任命为浙西江东制置使、知平江府，不久又出任知临安府等职，其间积极投身抗元战争，直至临安沦陷，因赴元军军营议和而被扣留。
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文天祥与太皇太后派出的祈请使一行北行，在押解到镇江府时逃脱，与门客杜浒等十一人乘夜逃往真州(江苏仪征)。真州守将苗再成向文天祥建议，联合两淮制置司的兵力，截断元军归途，国事尚可有救，文天祥以为然，立即写信给李庭芝和夏贵，要两人配合而行。不料在扬州的李庭芝轻信流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元朝，现受敌人派遣前来说降，因此派人到真州来杀文天祥。苗再成虽然没有奉命杀文天祥，但也不敢留他，故将文天祥骗出西门后闭门不纳。文天祥到达扬州城下，见淮东制置司正下文要捉拿他，只得昼伏夜行，东逃入海。四月初八日，文天祥由海道到达温州，听说益王在福州，便上表劝进。
益王流亡政权建立后，文天祥应召到福安府(福建福州)，被授与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因与陈宜中等议论不合，他辞去右相，以枢密使、同都督出兵江西。与文天祥同往前线的有杜浒和跟随他在江西起兵的邹等人。于是文天祥遣其将吕武入江、淮招豪杰，命杜浒到温州募兵。
景炎元年(1276，德祐二年五月，改元景炎)七月，文天祥抵达南剑州(福建南平)，招募民兵，收集溃卒，各地爱国志士纷纷起兵响应。十月，文天祥奉命将同都督府移往汀州(福建长汀)后，当即遣参谋赵时赏等率一军取宁都(今属江西)，参赞吴浚率一军取雩都(江西于都)，文天祥的乡人刘洙[72]、部将萧明哲、友人陈子敬也自江西起兵来会。宁都收复后，邹在那里聚兵，得数万人，在各地义兵的配合下，宋军攻占兴国(今属江西)、永丰(今属江西)二县。是年十二月，随着闽东重镇福安府、泉州等地相继失守，元军开始在江西反扑，邹兵败永丰，宋军损失惨重。
景炎二年正月，在元军的进攻下，文天祥退出汀州，移屯漳州。不久，吴浚降元，并受元朝派遣向文天祥说降，被文天祥杀死。三月，文天祥至梅州(广东梅县)，接着便迂回北上，乘虚再入福建。五月，宋军占领赣州会昌县。六月，又在雩都大败元军，进而收复兴国县。七月，文天祥派张汴、赵时赏、赵孟荣率军攻打赣州城，命邹率军直捣永丰，同时分兵攻打赣、吉所属其他县城。各地义军或起兵响应，或派人前来接洽，收复了赣南的大片土地，一时间行府“号令通于江淮”[73]，掀起了抗元斗争的一个高潮。
面对宋军的猛烈反攻，元朝江西宣抚使李恒立即从隆兴府派兵援赣州，自己则亲率一军袭击文天祥于兴国。文天祥没有料到元兵的突然到来，急忙北上永丰，企图与邹部会合，可是邹部已先被元军击溃。八月间，文天祥仓促退兵，元兵追击至方石岭(在江西吉安东南)，文天祥部将巩信率领少数战士，据险坚守，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身中数箭，仍英勇杀敌，直至壮烈牺牲。元军疑山中有伏兵，一时不敢轻进，文天祥得以率部撤走。但当他退至空坑(在江西永丰南)时，士兵已全部逃散，此时元兵追来，文天祥虽从小道避去，他的一妻、二妾、一子、二女却皆为敌兵所俘虏。文天祥逃走后，赵时赏坐着轿子在后面掩护，被俘后自称姓“文”，追兵以为是文天祥，“天祥以此得逸去”[74]。赵时赏后来被押解至隆兴府，不屈而死，张汴、刘洙等也先后遇害。十月，文天祥入汀州，整顿残部，并于十一月退至循州(广东龙川)，屯兵南岭山中(在广东紫金县南)，继续发展抗元势力。
景炎三年(1278，当年五月，改元祥兴)二月，文天祥进兵海丰，进而屯兵丽江浦(在广东海丰县西南)，派人往沿海打听二王的下落。六月，文天祥到达崖山，想入见卫王，但不知什么原因，张世杰要他回驻地督师，文天祥虽然没有能见到卫王，但内批除其弟文壁为权户部侍郎、广东总领兼知惠州，对于文天祥提出任命邹、赵孟荣、杜浒等人官职的建议，也一一予以同意。十一月，文天祥进屯潮阳，讨伐叛服不常、残害百姓的陈懿、赵兴。陈懿逃走，赵兴被杀。十二月，邹、刘子敬从江西起兵来会，兵势稍振，文天祥便着手巩固对潮州、海丰一带的防守，以为崖山屏障。
四、文天祥抗元斗争的失败和英勇就义
祥兴元年(1278)年底，元朝以张弘範、李恒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向广东东南沿海发动进攻，企图最后消灭宋军残余。十二月十五日，文天祥获知元军到来，立即退出潮阳，转到海丰北面的五坡岭，以便据险固守。不料元军在陈懿的引导下，二十日从海上潜入海丰沿岸，然后以轻骑上五坡岭，直攻督帐。文天祥和部属正在吃饭，被突然而至的元兵俘获，邹自刎殉国，刘子俊、萧明哲、杜浒等也相继牺牲。文壁则以惠州降元。
文天祥被俘后，服脑子(一种毒药)自杀不死。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军攻崖山，张弘範把文天祥押到船上，要他同往崖山招降张世杰。船队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张弘範向文天祥索取给张世杰的招降书，文天祥便拿出《过零丁洋》一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坚持抗元战争四年)。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皇恐滩在赣州赣水边，是文天祥起兵之处)，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範见诗，对文天祥那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说是“好人好诗”[75]，此后对他就礼遇有加。
元军攻破崖山后，张弘範把文天祥押解北上。途中，他绝食八日，不死，才复食。十月初一日至大都。元朝政府起初对文天祥的供帐饮食待如上宾，但他不食不寝，拒绝接受这种优待，后来只得将他关入狱中。元朝平章政事阿合马、丞相博罗先后前来劝降，文天祥面对他们的威胁利诱，不亢不卑，丝毫不肯屈服。博罗问他:“汝有何谈?”文天祥回答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博罗要他说一说自盘古至今有几帝几王。文天祥不屑一顾地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鸿词科，不暇泛言。”博罗又问他，你明知宋朝已不可救，为何还要坚持这样做?文天祥答道:“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罗听了虽然又气又恨，但也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从亡国的皇帝赵、到投降元朝的原南宋丞相留梦炎和福建制置使王积翁等人都纷纷前往劝降，文天祥皆置之不理。元世祖又下旨命王积翁对文天祥进行劝降说:如果你能像事宋那样事我，将授予你宰相一职。文天祥坚决予以拒绝，他告诉王积翁:“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76]
文天祥坚贞不屈，决心以死报国，他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其中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77]
文天祥的这种浩然正气，可谓与世长存。
文天祥在大都被囚禁的时间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之久，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都始终不为所动。其间，有南宋官员仕于元朝者谢昌元、王积翁、青阳梦炎等十余人合谋拟向元世祖上疏求情，释文天祥为“黄冠师，冀得自便”。可是，对《春秋》大义说得头头是道且十分钦佩文天祥为人的青阳梦炎，私下对王积翁说:“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此举遂没有实现。在南宋理学家中，平日里将忠君爱国、气节情操、去人欲、存天理挂在口头上的人可谓比比皆是，但一旦与其个人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中便会有相当多的人将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辞抛之云端。同样是“状元宰相”的留梦炎，曾经为度宗讲解过儒家经典，却率先投降了元朝，就是一例;青阳梦炎的所作所为更是一个典型。因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否则就会受他蒙蔽。
至元十九年(1282)十一月，元政府据司天台奏:“土星犯帝座，疑有变。”同时又得悉中山府聚数千人，声言“要来取文丞相”，准备进攻大都。元统治者深感害怕，于是一面将赵氏宗族迁到开平以北，一面由元世祖亲自出马，对文天祥作最后一次劝降，但仍然遭到他的严辞拒绝:“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元世祖问:那么你的愿望是什么?文天祥回答道:“愿与一死足矣。”[78]元世祖知道文天祥绝对不会投降，遂于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9日)将他杀害于大都柴市。文天祥就义时，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真正表现了他热爱故国、誓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文天祥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其生前所留下的绝笔——《自赞》一首，内云:
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79]
文天祥信奉理学，这从他上述诗词尤其是宝祐四年殿试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80]。但他与一般的理学之士不同，从不作空洞的说教，而是终生脚踏实地地践履着理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人民惨遭涂炭的紧急关头，总会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名垂千古的人物。他们中，有因衔命出使，面对强暴，力挽狂涛，不辱使命而殉国;有因职寄守土，浴血奋战，粮尽援绝，城破家亡而捐躯;有因慷慨赴义，屡扑屡起，百折不挠，饮恨沙场而献身;有因身陷囹圄，不怕威胁，拒绝利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而牺牲。这种人在南宋末年也涌现出了不少，仅收集在南宋遗民所作《昭忠录》一书中就有一百三十人之多。但无论是谁，能集中上述品格和业绩于一身者，则恐怕只有民族英雄文天祥一人而已，他那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宋灭亡以后，文天祥的同榜进士、为躲避元朝征聘而长期隐居在建阳的谢枋得(1226—1289)，已成为道教的忠实信徒，陷入“出世入仙”[81]的幻想之中，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实，与元政府作消极抵抗。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佑应诏推荐人才，强迫将谢枋得押往大都。谢枋得上路后就开始断续拒绝进食，以示反抗。次年四月初一日，谢枋得到达大都，四天后就去世，成为南宋灭亡以后为国捐躯的最后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后人因此将他与文天祥相提并论，有“文、谢”之称。实际上，谢枋得既知人不明，又怯于抗战，此后以遁入道流、消极赴死与元朝相抗争，虽说甚有骨气，却于国事无补，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当不可与文天祥相比美。
南宋灭亡以后，除文、谢两人以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不忘故国，拒绝元政府的延聘，他们或归隐家乡，或入道流，采取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他们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学者、思想家、曾经长期出任南宋地方官的黄震，经学家俞皋、黎立武，史学家王应麟、胡三省，诗人郑思肖、吴思齐、方凤、谢翱、仇远、林景熙，以及周密、汪元量、许月卿、俞德邻、舒岳祥、邓牧等人。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南宋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气节上最为突出、对故国的感情上最为深厚的一个朝代，这或许可以作为南宋一贯执行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因而在政治上获得回报的一个表现。
五、南宋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南宋的灭亡，同时也宣告了整个宋朝历史的终结。
有“以经术、行谊、政业为江南名卿”[82]之称的黄震，归隐后，满怀对故国灭亡的悲痛，通过对理、度两朝历史的考察，从两个方面总结了南宋灭亡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原因，亦即“致变之略”;一是直接造成蒙元入侵的原因，亦即“致寇之略”。
黄震所说的“致变之略”有三:一是宰相非人，二是台谏非人，三是边阃非人。他以为以上三种原因，造成了南宋政治的腐败和国势的衰落。黄震所说的“致寇之略”也有三:一是“端平入洛”，二是苛取渔民，三是拘留郝经。他以为以上三个原因，不仅挑起了与蒙(元)的争斗，为其入侵找到口实，也使民心离散，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83]
黄震作为一个当时人，目击南宋灭亡的全过程，所总结的这些原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观性。但是，他作为一个亡国的臣子，不会言及最高统治者理宗、度宗的腐朽统治是造成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而对两人多有饰辞。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他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从国家制度的弊端上，高屋建瓴地进行深入剖析，以探究造成南宋灭亡的深层次原因，难免会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毛病。此外，黄震作为一名理学家，他当然不会言及理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假道学家对当代政治的毒害，而宋末元初一位具有反理学倾向的学者周密，却很好地补充了黄震在这方面认识的不足。对此，本书在前面已经有所论及，此处不赘言。
大凡一个政权的灭亡，主要不外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或亡于农民起义，或亡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篡夺，或亡于几个政权间的相互兼并，或亡于外族入侵。本书前面就已经指出，南宋王朝的政治和军事统治非常严密，加之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使这个政权具有极强的自固性。故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既非农民起义，也非内部篡夺，而是外族入侵。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正是由于南宋国力的不强，才导致外族入侵的得逞。由此可见，研究南宋灭亡的原因，首先必须探讨南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然后再来考察宋、元双方力量的对比。
南宋所以灭亡，从其自身而言，存在着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南宋的灭亡是它政治上(特别是到中后期)的腐败所致。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主要表现在皇帝暗弱、宰相擅权、贪污盛行和剥削苛重等方面。
(一)皇帝暗弱，腐朽加深，无力控制朝政——南宋一朝，如果将最后三个尚不足十岁的恭帝、端宗、帝昺都统计在内则传了七代九帝。在这九帝中，作为“中兴之主”的高宗，对金人虽然怯懦，统治手段尽管卑劣，但驾驭群臣、玩弄权术的本领，却超过北宋诸帝，多年的战争使他受到锻炼，在军事指挥上也并非全是外行。“绍兴和议”签订前后，南宋军事力量在与金人的战争中已经壮大，并涌现出了以韩世忠、岳飞、刘錡、吴玠兄弟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杰出抗金将领。孝宗与高宗相比，是一个有为之君，虽然受国力所限，没有能够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但军事上仍保持相对强大，加之金朝国力也日益衰落，使南宋有足够力量来抵御金人的南侵，以维持偏安局面。可是从光宗朝起，历经宁宗、理宗、度宗、恭帝诸帝，他们中或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受制于后宫;或出身疏族，不得不依赖于权臣;或腐朽日甚，懒得顾问朝政;或尚是一个乳臭小儿，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所以都显得十分无能和暗弱。他们无力革新政治，整顿朝政，以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势便在因循守旧中日渐衰败。
(二)宰相擅权，结党营私，败坏政治——宋代的统治体制完善，官员间相互制约的功能健全，按理说最不容易出现权相政治。但是，在当时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先后出现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大权相，他们擅权的时间共计长达七十二年之久，占了整个南宋时期的将近一半，这不能不说是对宋朝历史的一大讽刺。南宋权相政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控制台谏、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结果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能形成一个和衷共济、共同抗敌的局面，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抗击外族入侵的力量。如韩侂胄擅权时，以史弥远为首部分反韩侂胄的官员(包括皇后李氏)，他们就乐于见到开禧北伐的失败，以此可以作为韩侂胄“轻启兵端”而将他杀害的理由。再如在贾似道擅权时，他支持吕氏军事集团，压制与吕氏军事集团有矛盾的刘整、高达等将领，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刘、高等人抗击元军的积极性，并促成了他们的叛变。每当一个权相垮台后，政局就会出现反复，结果是新的擅权代替了旧的擅权，政局不仅毫无改观，反而腐败日甚。
(三)吏治腐败，剥削苛重，民心离散——南宋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加之军费负担沉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十分厉害，情况已一如前述。这就产生了两个严重恶果:一是由于竭泽而渔，造成人民群众的极度贫困，每当国家遇到危险，他们就无力从物质上予以大力支持。对此，早在理宗亲政之初，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在其奏疏中就指出:“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84]故和籴不济，粮饷匮乏，犒赏钱币不足，往往成了南宋军队进攻乏力、防御失利、士气难于获得鼓舞的重要原因。二是造成人民群众对南宋政权的极端不满，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既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也削弱了抵御外侮的力量。国家一旦遇到危险，不仅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地去反抗侵略，反而会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前面提到，开庆元年(1259)九月，鄂渚地区“渔人献舟于北”，成为“资敌之乡导”，就是因为九江制置副使袁玠对渔民残酷榨取的结果，就是民心不附的典型一例。元军针对这一点，每当攻下南宋的一城一地以后，或以屠城相威胁，或采取减免赋税的措施来收买民心，所以元军过江以后，出现“沿江诸郡皆内附”[85]的局面就不足为怪。
其次，南宋军队人数虽然不少，可是除了水军因得自然之利而略胜于女真和蒙古人一筹以外，步兵和骑兵的战斗力皆远逊于他们。究其原因，制度上的因素最为主要，也就是南宋一直继承北宋以来以文驭武、抑制武人的政策，造成武人地位低下，最终遭致武力的不振。另外，军政的腐败和军马来源的断绝也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文臣主军，无异于以狗捕鼠。在南宋，主持军政的枢密院长官、都督和同都督，基本上由进士出身的宰执兼任，作为统帅一路的最高军事长官安抚使和制置使也多以文臣担任，遇到重大战争时，又多以文臣出任主帅。文臣学的是经义、诗赋和策论，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在北宋时，文臣尚能骑马，到了南宋，多数人改坐轿子，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丧失殆尽，由他们主军，造成失误频频。建炎三年(1129)秋，完颜宗弼在大举入侵江南前夕，召郦琼至军前问计，郦琼道:
琼尝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才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禆。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已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86]
以上郦琼之言，除了有对女真贵族拍马奉承的成分以外，对南宋文臣主军所造成弊端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是主帅由于不懂军事，所以不敢靠前指挥。众所周知，在古代，前线信息往往难以沟通，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并鼓励士气，主帅靠前指挥是获取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可是无论是南宋前期的李纲、张浚，或是后期的赵彦呐、贾似道等人，他们指挥战争多在几百里乃至上千里以外，对武人既不信任，自己又不亲临前线指挥，战争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二是文臣主帅，经常贪冒战功，一旦战争失败，为逃脱罪责，就以武将作替罪羊。如建炎四年(1130)富平之战失败，张浚冤杀曲端以塞责，“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87]。再如开禧三年(1207)诛杀叛将吴曦，武臣杨巨源实为首倡，可是随军转运使安丙为把功劳据为己有，竟残酷地将他杀害。“巨源死，忠义之士为之扼腕，闻者流涕”[88]。这种情况，在南宋后期的战争中也同样存在。
(二)多数武将素质低下，在战争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南宋，由于武人地位低下，有才能者多不希望就武职。当时虽有武举，然以经义(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考取者基本上也是文士。以武举出身的人，授官既不高，入仕后又常受文臣轻侮，所以多以换成文资为幸。即使出任武职，也大多不在军中，原因是“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89]。这就是南宋所以没有出现像唐代郭子仪那样由武举出身成为杰出将领的原因。南宋的武将基本上由行伍出身，他们中的多数人缺乏教养，素质低下，平日里很少训练，而以贩货牟利、虐待士卒为能事，一遇战争，抢劫害民，贪生怕死，一触即溃者不可胜计。为了鼓励军队杀敌，南宋政府的惯用手法是给将领以大量犒赏，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一旦赏赐分配不均或告乏，就会消极怠战，甚至发生内讧[90]。让这样的将领去带兵打仗，当然很难取得胜利。
(三)武将不是受猜疑，就是遭排斥，有作为者往往赍志而没。
南宋一代，也有不少脱颖而出的优秀将领，如前期的岳飞、韩世忠、刘琦和吴玠兄弟，中后期的扈再兴、孟宗政、孟珙、赵葵、余玠、王坚、张世杰等人，他们都为抗击金朝或蒙(元)立下卓越的战功，有些人还升至枢密使副、安抚使、制置使一类大官。可是，朝廷采取以文制武的原则，对他们总是“防”字当头，处处掣肘，动辄生疑，不予信任，严重的甚至被陷害至死，人们从岳飞和余玠等人的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前方将领的命运，还受到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严重影响:得宰臣支持的将领，容易发挥作用;得不到支持，就会遭到无端猜疑，甚至排斥致死。如淳祐十一年(1251)十一月，左相郑清之去世，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失去了他的支持，以新任左相谢方叔为首的反郑清之一派，立即开始收拾与郑清之关系密切的边将，余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召回行在，然后借故对他进行整肃，遂使余玠赍志而没。再如南宋末年，贾似道信任以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故在实行打算法时，该集团中的将领没有一人被打算。反之，对于认为不听话的将领，如刘整、曹世雄、赵葵、高达等人，个个皆遭“打算”，有的还被迫害致死。
(四)士兵军纪败坏，不善战斗。两宋实行募兵制，不论是各地的屯驻大兵还是禁兵、厢兵、土兵、弓手，大都采用招募的办法，为防止士兵逃跑，就在他们的脸部或手部等处刺字，所以招募士兵又称“招刺”。由于宋代武人地位低下，受人歧视，打仗又有生命危险，故除了生活无着的流民和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应募以外，一般人都不愿应募，从而造成兵源的严重不足。于是便以配隶和抓夫加以补充。配隶多强盗等不逞之徒，对军纪的败坏尤其严重。抓夫既非自愿，其战斗力也可想而知。自北宋后期起，开始招募一些“不涅其面，廪赐厚于正军”的人入伍，称为效用。效用作为一种志愿兵，他们的士气一般较招刺者为高，所以进入南宋以后，效用的人数渐众。绍兴末年，虞允文任川陕宣抚使时，曾招效用一千余人，后来孝宗接受汤思退的建议，规定各军招兵时七分招军兵，三分招效用，成为定制[91]。不过，到南宋后期，效用也出了问题:因为效用的来源主要是北方归正人，随着归正人的减少，一些贵游子弟贪图其廪赐较厚，也混迹其间，他们常常只领军俸，不作操练，甚至系名不至，既削弱了效用的战斗力，又增加了国家的军费负担。南宋士兵的素质既然如此之差，一遇激烈的战争，溃败就不可避免。此外，由于民风不同，一般来说，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能战，南宋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淮军，原因就在于此。可是，南宋丧失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勇敢善战的士兵来源，这也是军队战斗力所以不强的一个原因。
(五)骑兵弱小，战略保守。南宋御前诸军与三衙，虽然也有骑兵，但由于秦马来源困难，川、广、淮马多矮小而不可用，战马极缺，高宗朝以后尤甚。如金州御前军都统制司所部马军中军一将规定有战马一千匹，可是到绍熙四年(1193)已缺了将近一半。庆元元年(1195)四月，据广西经略安抚司奏称:“照得诸军逐处阙马，江陵、襄阳犹少，今四年五年已是不买。”[92]由于缺少骑兵，所以南宋军队的作战机动性能很差，行动迟缓，常常途中乏食或坐失战机，北伐中原固然没有强大的骑兵不行，就是与金、蒙(元)军队相对抗，没有相当的骑兵也不行。再加上战略保守，一贯采取消极固守，被动挨打的内线作战方式，一旦城池被围，粮尽援绝，只能坐以待毙。襄樊、潭州、扬州、静江府、重庆和四川钓鱼城等重镇和山城的失守或投降，与此有很大关系。咸淳十年(1274)，待贾似道认识到这一点，准备进行外线作战时，但为时已晚。
第三，党争激烈，清谈误国。
南宋统治者在大多数时间里采用柔术进行统治，即允许台谏官风闻言事，允许臣僚提出不同意见，允许三学学生议论朝政，即使在权相擅政的时候，一般也不轻易诛杀。虽说这是重用士大夫和政治宽厚的表现，但最终目的还是要让臣下互相牵制，做到“异论相搅”。于是统治集团内部环绕和战之争、理学与反理学之争、端平入洛之争、宁宗和理宗继承人之争、迁都之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时发生激烈的争论。统治集团内部喋喋不休的争论，看似很有道理，大多是意气用事，甚至相互攻讦，最后皆争而不决，不能形成共识，从而坐失良机。这种现象，早在孝宗朝已经出现。从理宗朝起，理学大盛，某些理学官员借口“正心诚意”，排斥一切抗战、理财、改良政治等措施，以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套话加以搪塞，更助长了清谈之风的盛行。如“端平入洛”失败后，朝廷中许多官员便连篇累牍地上疏，追究失败责任，对如何防止蒙古军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入侵，却只字不提。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一些人又群起而攻之，至于如何减少和籴，保障军粮供给，同样一筹莫展。更有甚者，当丁家洲之战失败后，贾似道提出迁都，而有人竟以“我能往，彼亦能往”[93]为由加以反对，结果眼巴巴地看着元军进入临安，将恭帝、三宫俘虏北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党争和无休止的清谈中将江山断送。
第四，对归正人政策的失误，造成归正人的叛降。
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或纳或拒，经常发生变化，使那些流离失所的归正人归着无所，或遭到金人报复，于是他们就从原来的向往南宋政权转而对南宋政权产生了怨恨。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赞读张阐告诫高宗说:“归正人时有遣还之命，怨声闻道路，臣愿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94]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猜忌和歧视，更将他们推向蒙(元)一方。如山东红袄军起义失败后，大批北方民众逃到南宋，组成“忠义军”。“忠义军”本来是一支抗金的重要力量，并且在防御金人对两淮入侵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多胜利，可是由于南宋政府对“忠义军”只知利用，不予信任，甚至将他们视为异己势力，最后就促成了李全的叛乱，壮大了蒙古在山东的势力。在南宋军队中，南人歧视和猜疑北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端平元年(1234)，南宋无敌军在襄阳与由归正人组成的克敌军发生冲突，造成克敌军的叛乱，双方发生火并，襄阳被焚烧、抢劫而空。金朝灭亡以后，南宋政府拒绝金将汪世显的归降，使他成了蒙古入侵四川最为得力的帮凶。至于对刘整的压制和迫害，促使他叛降蒙(元)，危害性之大，更是不容低估。故正如学者黄宽重所说:“南北的成见既深，一旦将帅统御失措，或者蒙古将领改变以往滥杀无辜的政策，而加以招纳安抚，那么这些久戍边区，屡建功勋，又熟悉南宋边防虚实与地理形势，但却屡遭排挤的北人，极易转而投降蒙古，以他们的才智，替蒙古人筹划战略，成了蒙古亡宋的主力。”[95]
以上只是从南宋自身分析其被灭亡的原因，也就是内因。至于蒙(元)所以能灭亡南宋的原因，不外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灭宋策略的正确。
蒙古军战斗力之强，是他所以能够灭亡南宋的最主要原因。蒙古汗国和稍后改名的元朝，是一个仅仅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时间，就从草原部落制迅速向军事封建制过渡的国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前，蒙古大草原上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各部落之间空前残酷的相互厮杀，造就了蒙古人长于骑射、剽悍善战的本领和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蒙古汗国建立后，连年不断的对西夏、金朝的战争，以及三次西征，都使蒙古军得到了长足的军事锻炼，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因此，与历代中原王朝(包括江南偏安政权)相比，南宋前有金朝，后有蒙(元)的军事威胁，边患最为严重，而这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蒙古军灭掉西夏和金朝，先后只用了不到三十年时间，与此同时，蒙古又发动了三次西征，横扫欧亚大陆，犹如暴风骤雨，势不可挡，令人谈蒙色变。可是蒙(元)灭亡南宋，从端平元年(1234)袭击南宋入洛之师起，到祥兴二年(1279)崖山之战取得最后胜利止，用了整整四十五年时间，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宋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竟然能坚持近半个世纪之久，并且战争进行得如此顽强不屈，可歌可泣，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其中原因，不能单纯从军事力量的大小可以得到解释。因而，当我们分析南宋灭亡的原因时，也必须对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所构成的综合国力予以充分的肯定。以往那些视南宋为腐败无能，不堪一击的传统观点，实在有必要加以改变。
但是，南宋最后毕竟为元朝所灭亡。元朝所以能灭亡南宋，从其自身而言，除了军事力量比南宋强大以外，元始祖能倾听汉族士大夫和南宋降将的意见，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并采取收买民心，发展水军等政策措施有很重要的关系。
从战略、战术上来说，元世祖放弃了从四川乃至广西迂回作战的战略方针，而采取集中力量，突破襄樊，沿江而下，直捣内地的方针。他针对南宋擅长水军作战的优点，也大规模地发展水军力量，并采取步、骑、水军联合进攻，辅以回回炮的火力支持这样一种全新战术，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政治上来说，元世祖及时调整侵略政策，加强了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政治攻势，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蒙古军入侵南宋之初，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这样更加激起南宋军民的强烈反抗。忽必烈即位后，在攻城略地时采取屠杀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多次下诏告诫将士:“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甚至宣称:“果能悔过来附，既往之愆，朕复何究?至于权臣贾似道，尚无罪之之心，况肯令赵氏乏祀乎?(按:事实证明，所谓不令赵氏乏祀云云，纯属欺骗)若其执迷罔悛，未然之事，朕将何言，天其鉴之。”[96]对投降来归的南宋将领和守臣，原则上都能加以信任、重用，同时整饬军纪，减免赋税，以此收买民心。这对加速南宋军队的瓦解，涣散民众的抗元意志都起到重要作用。
南宋一朝的历史，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获得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繁荣，使社会各方面都有所进步，必须保持国家的强大，有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南宋立国一个半世纪以上，虽然沿边不时有战争发生，政治上也谈不上清明，但在其统治的主要地区，即两浙、江东西、福建、两广和湖南等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才使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从这个角度说，稳定确实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否则社会将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百姓就要遭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政治上的稳定?南宋的灭亡也给人们提供了这方面极为宝贵的教训。
首先: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仅仅依靠严密的政治控制，依靠某种思想的熏陶，并非万全之策，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减少腐败，以民为本，使绝大多数百姓对这个国家有认同感，做到休戚与共。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兵，凝聚人心，抵御任何风浪，战胜一切敌人。蒙古初期，军队人数远较南宋为少，尽管蒙古军的战斗力很强，但毕竟寡不敌众，且缺乏水军。后来蒙古军所以能够大规模南下，与朝廷失去民心和军心，造成南宋军队大批投降蒙(元)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其次，要获取民心，必须严格执法，澄清吏治。有宋一代法律条令之多，种类之繁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可以说罕有其匹。不过，法律的制订是一回事，法律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南宋，由于士大夫法制观念不强，往往人情大于法律，加上官员的徇私和权势者的干扰，以及以敕代律、以例代律等情况的严重存在，所以法律虽多，刑政依然混乱而黑暗，远远达不到惩治腐败、以法治国的目的。最终造成民心尽失，使南宋这幢大厦因内部被蛀空而轰然倒塌。[97]
第三，要加强军事建设，重用优秀将领，对内要提倡尚武精神，对外则要以实力为后盾。南宋统治者为了防范武人的专横跋扈，采取一些措施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由此却因噎废食，千方百计地压制武人，造成武力的不振。特别是对优秀将领的猜忌和迫害，更是自毁长城，失去军心。南宋前有金人侵扰，后有蒙(元)南侵，外患不能说不严重，虽然由于力量对比的关系，有时需用土地和岁币换取和平，但这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为获取休养生息的时间，以退为进的策略。而从高宗到恭帝，从秦桧、史弥远到贾似道，当权者大都对侵略者心存幻想，只知苟且偷安，依赖和议来维持偏安局面，而不是痛定思痛，努力作自强之举。因此，要么被敌人玩于股掌之上，要么在敌人的再次进攻下，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直至最后灭亡。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凡是一个政权腐败到一定程度，就缺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腐朽的泥坑里只会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不管是牢牢地维护祖宗家法也好，进行某些改革也好，或者出现少数志士仁人的奔走呼号、救亡图存也好，都挽救不了最后覆灭的命运。少数精英人物的活动，虽然悲壮激烈，都只是在涛涛江海中掀起的几朵浪花，无关乎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抗元战争的最后结局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虽然，南宋政治与今天可谓格格不入，南宋的灭亡归根结底是封建制度腐朽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在政治上的些许经验和各种教训，对后人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注释】
[1]《癸辛杂识》前集《施行韩震》，第29页。
[2]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山先生纪年录》，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世界书局本影印本，第449页。
[3]《癸辛杂识》前集《施行韩震》，第52页。
[4]《宋史》卷四二五《刘应龙传》，第12669页。
[5]《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27页。
[6]《钱塘遗事》卷七《罢贾似道》，第159页。
[7]《癸辛杂识》前集《施行韩震》，第53页;《钱塘遗事》卷七《诛韩震》，第151页。《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12530页。
[8]《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第13787页;《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3页。按本传说贾似道死于八月，此处从本纪。
[9]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雪坡文集》卷二二。
[1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二，第3431页。
[12]对于贾似道，文天祥曾说他:“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见《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集杜诗·鲁港之遁第十四》，第400页。
[13]《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第3090页。
[14]经过贾府整理刊印而流传至今的古籍尚有《韩昌黎集》、《十三经注疏》、《淳化阁帖》等。又据《清容居士集》卷三三《表志·先君子蚤承师友晚固艰贞习益之训传于过庭述师友渊源录》载:“胡三省，天台人，宝祐进士。贾相馆之，释《通鉴》三十年……”
[15]参见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一文，收入《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台湾宋史座谈会1994年印行，第3至4页。
[16]《庶斋老学丛谈》卷下。
[17]刘敏中:《平宋录》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平宋录》卷中。
[19]《文山先生大全集》卷一六《集杜诗·镇江之战第十八》，第401页。
[20]《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张世杰传》，第13273页。
[21]《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第3123页。
[22]《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第8660页。
[23]《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12530页。
[24]《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陈文龙传》，第13278页。
[25]《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2页。
[26]《钱塘遗事》卷七《朝臣宵遁》，第156页。
[27]《平宋录》卷中。
[28]《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12531页。
[29]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平宋录》卷中。
[31]《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6至937页。按:此处原失载陆秀夫官名，现据《宋史·陆秀夫传》补。
[32]《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7页。
[33]《平宋录》卷中。
[34]《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张世杰传》，第13273页。
[35]《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12532页。
[36]《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7至938页。
[37]《元史》卷九《世祖六》，第177页。
[38]《平宋录》卷中;《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9至3110页。
[39]《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12页。
[40]《平宋录》卷中。
[41]《宋季三朝政要》卷五，第437页。按三学生员原文作“数百人”，此时不应还有如此之多，现据《宋史》卷四五一《徐应镳传》改，第13277页。
[42]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六《伯颜兀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标点本，第482页。
[43]《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16页。
[44]《元史》卷九《世祖六》，第193页。
[45]《钱塘遗事》卷九《丙子北狞》，第193页;《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8页。
[46]杨瑀:《山居新话》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释念常:《佛祖通载》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宋史》卷四五四《忠义九·米立传》，第13345页。
[49]《元史》卷九《始祖六》，第180页。
[50]《宋史》卷四五○《忠义五·李芾传》，第13255页。
[51]《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第3127页。
[52]《宋史》卷四五○《忠义五·李芾传》，第13256页。
[53]《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第3127页。
[54]《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第12599至12602页;卷四五一《忠义六·姜才传》，第13267至13269页。
[55]《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马塈传》，第13270页。
[56]《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第3127页。
[57]按《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张珏传》记张珏被俘后未降，《元史》卷九《世祖六》记作“遂降”，当以《宋史》本传所载为是。可参见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一文考证，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58]《万历合州志》卷一《无名氏记》。
[59]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吕文穆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第94页。
[60]关于王立降元情况，可参见杨国宜等《王立以合州城降西院众因考实》一文，载《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61]《宋季三朝政要》卷六，第221至222页;《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40页。
[62]《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陆秀夫传》，第13276页。
[63]《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37页。
[64]《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集杜诗·苏刘义第四十三》，第406页。
[65]《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陆秀夫传》，第13276页。
[66]《宋季三朝政要》卷六《卫王本末》，第233页。
[67]《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张世杰传》，第13274页。
[68]《元史》卷一五六《张弘範传》，第3683页。
[69]《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集杜诗·祥兴第三十四》，第404页。一说“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见《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45页。
[70]《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集杜诗·张世杰第四十一》，第406页。
[71]《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34页。
[72]按刘洙，《宋史》本传作刘沐，而《宋史·文天祥传》、《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附录《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皆作刘洙，今从后者。
[73]《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山先生纪年录》，第456页。
[74]《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38页。
[75]《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指南后录》卷一上，第349页。
[76]《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39页。
[77]《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指南后录》卷三，第375页。
[78]《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山先生纪年录》，第465至466页。
[79]《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40页。
[80]参见《文山先生全集》卷三《御试策》，第41至53页。
[81]参见俞兆鹏《谢枋得年谱》，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9页。
[82]戴表元:《判源文集》卷一四《赠黄彦实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参见《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
[84]《宋史》卷四一七《乔行简传》，第12494页。
[85]《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5页。
[86]《金史》卷七九《郦琼传》，第1782页。
[87]《齐东野语》卷二《富平之战》，第23页。
[88]《宋史》卷四○二《杨巨源传》，第12197页。
[89]《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84页。
[90]如《宋史》卷四一七《赵葵传》载:“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葵时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赉。’军心赖一言而定，人服其机警。”第12498页。
[91]《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诸军效用》，第424页。
[92]《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六至七。
[93]《钱塘遗事》卷八《议迁跸》，第166页。
[94]《宋史》卷三八一《张阐传》，第11746页。
[95]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论著五《略论南宋时代的归正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第213至214页。
[96]《元史》卷八《世祖五》，第155至162页。
[97]参见拙文《论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响》，载(日本)《东方学报》第39期，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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