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是传统的说法。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
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
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内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
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藏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