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已知文献记载，中国翻译事业的兴盛与繁荣始于对印度佛经的译入，这也是东方两个文明古国长期以来信仰共享、交往繁茂的具体见证。
我国古代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大致经历了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期间的1 000多年漫长过程，译入了大量佛教经典，产生了上百位佛经翻译大家，引入了丰富而深邃的佛教文化，积累了许多经典翻译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华翻译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佛经最早的翻译家产生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是来自西域安息国（波斯）的王太子安世高。他放弃王位，出家为僧，遍游西域各国，传播佛教思想；之后，他来到中土大汉（汉桓帝期间，147—167），译有《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目的在于清除对治心的种种污染。其中，“安即清，般即净，守即无，意即为”（《安般守意经》卷上）。安世高对佛教后来在中国的传播与扩大有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的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支亮、支谦师徒三人都是佛经翻译名人，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译有佛经88部，共118卷，他在《法句经序》中已经谈到翻译方法的问题，如“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等。另一月支国人竺法护译有175部佛经。他们对佛经的传译功不可没。
晋代释道安（314—385），早年出家，热心传扬佛经，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的建立者。例如，僧人出家后，废除俗姓，一律归姓“释”等，都由他而始。他还主持开设了译场，使翻译从民间私人活动转为公共组织活动，这是一大进步。他整理了之前的佛教经典，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众经目录》，还总结了佛经翻译经验。
苻秦时期的天竺（今印度）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童年随母出家，于公元5世纪初到了长安，与当时的名僧如僧肇、僧睿等500余人从事译经，译有《法华经》、《金刚经》等300多卷经书。他与南北朝时从天竺来中国的另一佛经译家真谛（译有49部佛经）以及唐朝的玄奘并称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大家。鸠摩罗什改变了之前佛经直译的风格，认为除了“得大意”外，还须“依实出华”，并第一个主张译者应在译本上署名，他应该是最早争取译者著作权的翻译家。
隋代佛经翻译家彦琮（557—610），10岁出家，精通梵语，曾奉召掌管译经事务，并撰《众经目录》五卷和《西域志》。他总结经译体验，著有《辨正论》，是佛经译论中第一个全面论述译者素养的人。他提出“八备”和“十条”，阐述译者必备的条件和译文体例、格式应有的规定，以“垂翻译之式”[16]。
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之人。他20岁出家，穷通诸部，一心事法，他在印度学经17年，曾师从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经，佛学造诣首屈一指，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18日无遮大会上，无人敢与他论辩争锋。为此，大乘学者尊他为“大乘天”，意即“大乘的神”。玄奘遍及西域、天竺诸国，带回了657部佛经，主持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成体系的译场，译出了《大藏经》等75部（共1 335卷）佛经，使印度佛学在我国的发展达到巅峰。他还把中国老子的作品译成梵文（古印度语），成为汉典外译的最早发起人。他的《大唐西域记》是他游历天竺、西域128个国家或区域的综合见闻录，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也是考古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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