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信仰普及的强力媒介

翻译除了给人类带来物质与信息便利外，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架设了文学、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互通与共生的桥梁。古代西方最突出的翻译成就当属《圣经》。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6世纪的近2 000年里，西方对《圣经》的翻译出现了很多语种的版本，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为天主教、基督教信仰的普及起到了强大的推介作用。

我们知道，《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即古代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衰亡以后，托勒密王朝开始统治古埃及时期（当时埃及官方语言为希腊语）。当时，受国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308—前246）请求，耶路撒冷主教埃里扎尔召集了72名“高贵的”犹太学者，在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集体翻译希伯来经典《旧约》，历时约36年，最终译成了《七十子希腊文本》。这个译本被认为“十分准确”，以至于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阿拉伯语《圣经》都依此本而出，因此被尊为“第二原本”。

希伯来语的《圣经·旧约》希腊语译本的问世，对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旧约》是犹太教经典，创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前400年期间，包括古史、寓言、诗歌、神学等39部，用古希伯来语写成。后来的《新约》大致成书于公元40—90年，包括27部著作，原文为希腊语。《旧约》和《新约》构成了基督教经典。《圣经》作为上帝的启示，伴随人类延续了2 000多年，规限了人类精神与信仰的航道。即使是今天，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牵连与影响也绝非是微不足道的。

《圣经》作为人类精神与信仰的圭臬被无限扩大。公元383年，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授命宗教学者哲罗姆（St.Jerome，约347—420）对早先的几种拉丁语《圣经》进行修改，以便能翻译出一本“正确的、公认的”拉丁文《圣经》。哲罗姆在翻译过程中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译法很不满意，认为有必要按希伯来原文全部重译。到了405年，《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问世，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并在以后较长时间里超越了世俗文学的翻译，成为西方翻译的主流”^[4]。

中世纪初期，各“蛮族”部落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民族语言雏形逐渐形成。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希腊，大批叙利亚学者来到雅典，把希腊作品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而后又转译成了阿拉伯语。阿拉伯学者齐聚巴格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西方文化，一时间，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人的“翻译院”和学术中心。但这期间，拉丁文《圣经》仍统治着欧洲的精神领域，而且是一个将近千年的漫长过程。这一时期的《圣经》翻译产生过一些民族语言的古文本（如古德语本、古法语本等），虽译法拘谨，语言粗糙，民族语言尚不成熟，但可以预见，《圣经》已经成为欧洲大陆民族语言共生与繁茂的“种子”。

经过中世纪的逐渐演变，各民族语言趋于成熟，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诉求高涨，加之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相继出现了具有民族权威性的各语种《圣经》版本。比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德译本（1522—1534）是“任何识字的人”都能读懂的“民众的圣经”，为现代德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英国的《圣经》翻译家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4—1563）是直接从希伯来、希腊文翻译《圣经》的第一位英国人。他是人文主义者、新教改革派，他懂得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七种外语，主张《圣经》的翻译必须能让“扶犁的庄稼汉”也看得懂，他以新教立场翻译了《新约》（1536），但被以“信奉异端”罪名处以火刑。他的《圣经》译本对16—17世纪诞生的三大《圣经》译本影响很大。据研究，后来的英国詹姆士一世（JamesⅠ）时期的《钦定本圣经》（1611）中90%的内容原搬了廷代尔的《圣经》版本。“钦定本”替代了以前所有的英译本。荷兰的伊拉斯谟译有拉丁语《圣经》，他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圣经》的翻译和解释提出了语言学方法。此外，《圣经》的翻译还有1568年发行的西班牙权威译本卡西欧多罗本（Casiodoro de Reina）和1653—1656年修订的俄文《圣经》译本等。众多的《圣经》译本，像遍地开放的精神之花，把整个欧洲网络在同一种信仰之中，这为近现代大欧洲的形成奠定了信仰与价值观基础。

《圣经》具有重要的宗教、历史、文学和文献价值，《圣经》的翻译推动了欧洲各民族语言的成熟、发展和壮大，极大地优化了欧洲语言的和谐共生环境，加速了欧洲文明进程，为后来的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