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学与中华传统哲学理念的视阈融合

谈及哲学，总不能撇开中国哲学，谈及共生论也不例外。共生时代的共生诉求使不少中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从自身文化中去寻找对共生理念的呼应和支持。胡守钧教授认为《易经》与共生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把《易经》看作一部哲学著书，因为它包罗万象，世间万事万物大到宇宙，小到花草都可以用《易经》去解释，而占卜与风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胡教授还把《易经》精炼地概括成“阴、阳、变”三个字，阴阳必须调和，阳极需阴，阴极需阳，也就是“易”，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易经》的核心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动因，阴阳其实就是平衡，亦即和谐；而和谐即共生。

李思强先生在其《共生建构说》中也借鉴了中华易理中一切“相反相成”的哲理，他从“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中捕捉到当下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并行不悖、和谐共生的道理，认为从中华易理与西方道德观的交汇与互补中能够达成世界伦理共识。一方面，“现代人类文明已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维度，即全球一致的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和竞争中的协作”；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承认和接受合理的多元，平等地对待异质的个体和群体，使整个世界的道德状况得到一个根本的改变”^[20]。朱建国先生也把他提出的“共生主义”归源于《易经》，他宣称《易经》是一部伟大的“共生主义”启蒙哲学，《易经》中有许多共生思想的模式和语言，并预言有“共生主义光辉”的《易经》会使全人类看到真正的“万物共生”理性。

中国哲学很少排外，对域外信仰和思想总是采取化解与包容的态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温良恭俭让”等哲学思想显示了中国哲学的大气与境界。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极强的共生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与宗教思想的“同己共生”相比，中国哲学更富“异己共生”的特质。世界上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思想颇为敬仰，启蒙泰斗伏尔泰在其《世界通史》中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他指的是孔子的“仁治”；霍尔巴赫曾经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21]，他指的是中国哲学伦理中的“德治”；托尔斯泰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曾经赞叹，“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他指的是儒家学说的“仁爱”理念；托尔斯泰甚至在他的日记（1884）中激赏地写道，“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1988年，76位诺贝尔获奖者齐聚巴黎时曾大声疾呼，人类若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 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相对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表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作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现的形式逻辑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在中国都做出来了；世界著名信息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理森·威尔海姆相信，《易经》中包含的信息论思想不仅启发我们的科学家创造出了计算机，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决策指南；无独有偶，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易经》中发现了二进制数学进位制。类似的例子无法尽数。

总之，随着共生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光辉会被纵深挖掘、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