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何以被误读和低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何以被误读和低估

席大民（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被公认为第一次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但是在以前的阐释中却长期误读和低估了其丰富的交往思想。本文运用解释学方法，分析了《形态》中交往思想被误读和低估的理由和内在逻辑：把“交往形式”误读为“生产关系”，把已经出现于《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术语误读为“生产力”，用强化《序言》的“经典表述”来覆盖和遮蔽《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澄清误读和解蔽低估，是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思路反思和创新的前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交往；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思路

现在大多数论者都承认，《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交往思想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但是，由于《形态》公开问世较晚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经典表述作为主线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种阐释体系中，生产关系成为核心概念，而交往概念和交往思想却淡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近年来，随着对《形态》的重新研究，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交往思想也开始逐渐被纳入到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之中。然而，在先入为主的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叙述体系框架内，并不能使交往思想得到合理的阐发，从而使得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仍然处于被严重低估的状态。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形态》中的交往思想被误读和低估的理由和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些梳理和澄清。

一、“交往关系”之被误读为“生产关系”

《形态》中有大量显而易见的关于交往的论述，本来应该足以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重视。然而事实却是，交往思想长期处于被忽视和遮蔽的状态。何以如此呢？直接原因是人们把这里的“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术语，误解为“生产关系”概念的雏形。进而认为，既然马克思后来形成了明确的“生产关系”概念，那就意味着交往思想已被包含在生产关系概念之中了。这样一种解读，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一个注释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说明”中得到印证。

在1972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注释11中，关于“交往”术语是这样解释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Verkehrsform>,<Verkehrsweise>,<Verkehrsverh?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

在1995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注释56中，仍然基本上沿用了1972年版的注释11，只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

“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一些术语：“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和交往的关系”，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

除了上述注释之外，在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该卷收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中，更是针对“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术语做了如下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某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用不太确切的术语来表达的，后来他们用比较确切表达了这些新概念的内容的另一些术语代替了这些术语。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达的；……

上述“注释”和“说明”表明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形态》中的“交往关系”等术语，表达的是“生产关系”概念。这意味着，在《形态》中还没有“生产关系”概念，生产关系概念是用“交往关系”术语来表达的。然而，我们通过检索发现，“生产关系”这个术语其实已经在《形态》中出现了。因此，用“生产关系”概念来消解“交往关系”的说法，至少在形式上是站不住脚的。下面试列举《形态》中出现“生产关系”术语的几段话 ：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

教阶制是封建制度的观念形式；封建制度是中世纪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政治形式。因而，要把封建制度反对教阶制的斗争解释清楚，只有阐明这些实际的物质关系；而这些关系阐明以后，所有以往盲目相信中世纪幻想特别是皇帝和教皇在相互斗争中所提出的幻想的历史观就站不住脚了。

至于货币是一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并且只要这些关系存在时，货币总是“真理”，……

但是，这和他的“能力”本身一样，决不只是取决于桑乔，也取决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生产的和交往的关系……

把整个社会变成各个自愿组合这一思想，在这里是按照施蒂纳的方式改造过的，是根据传到柏林的流言产生的；这一思想原是属于傅立叶的。但是……傅立叶在描述现今这些逍遥作乐的企图时，指出了它们与现存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联系，……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形态》中已经多次出现了“生产关系”术语。如果假定一个术语应该意表所对应的概念，那么，“注释”和“说明”中的说法就有问题了：如果正在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是用“交往关系”表述的，那么如何解释《形态》中已经出现的“生产关系”术语呢？为了避免矛盾，1995年中文版《选集》的注释在列举和“交往”有关的术语时，改为“生产和交往的关系”，仿佛是说，“生产的”和“交往的”作为定语修饰同一种“关系”，只是没能确定哪一个是更准确的术语。但是，从上述引文的上下文关系看，两处提到的“生产和交往关系”，后边的表述都是“这些关系”，而不是“这种关系”。因此，这两处所说的“生产和交往关系”，就是后文引述的“生产的和交往的关系”，它们意指的是两种关系，亦即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引文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既然是并提的具有合取关系的两种关系，说二者是替代关系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进一步看，这种“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提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形态》中，也出现在生产关系概念已经被明确定义之后的著作中。例如，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有如下的提法：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

一般认为，马克思在写于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比较明确地给出了生产关系的定义：“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如果按照“注释”和“说明”的逻辑，马克思既然有了明确的生产关系概念和术语，就没有必要再使用这种并提的术语形式了。然而，在《形态》写作11-12年之后，《雇佣劳动与资本》写作10-11年之后，马克思还是在上述引证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地采用了“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列的提法。这至少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交往关系”的术语并没有因为“生产关系”概念的明确提出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第二，“交往关系”有其独立的内涵和外延，因而不能因“生产关系”概念的明确界定而否定和弃置“交往关系”的概念；第三，“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不是术语不同的同一概念，而是相互关联却又各有存在价值的独立概念。

从“注释”和“说明”中，我们还可以引伸出一个问题：马克思是自觉地提出交往关系的广泛含义，还是因为当时没有形成精确的生产关系概念而暂时以交往关系术语权宜？换句话说，“交往关系”是可以得其意而忘其言的术语吗？且不说《形态》中不仅频繁地使用了“交往活动”、“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交往手段”等术语，还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等各种维度上论述交往，可以说形成了系统的交往思想。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使用交往概念的自觉程度的话，那么在写于《形态》之后不久的《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的信中，马克思关于交往的论述，则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他使用的交往概念有其独特的含义，是一个不能被生产关系所替代的独立概念。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

这里中文版把commerce译作“交往”，应该说是符合文本的原义的。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把交往看作是“最广泛的意义”的交往概念，还特别使用德文的“交往”一词加以说明。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具有最广泛含义的交往概念是非常自觉的，而不是像“注释”和“说明”所暗示的，是一种在还没有提出生产关系概念的准确定义之前的模糊的说法。

二、“生产关系”之被误读为“生产力”或“人与自然的关系”

前文已经证明，《形态》中的“交往”术语是马克思自觉提出的“交往”概念，而不是如“注释”和“说明”所认为的那样，是“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概念”，把《形态》中出现的“交往关系”理解为表达“生产关系”概念的术语，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学界已有一些论者指出了这一点。但这样的论证似乎还不足以让坚持“注释”和“说明”观点的学者放弃这种误读。他们针对《形态》中已经出现“生产关系”术语的情况，采取的解释思路就是进一步把《形态》中出现的“生产关系”术语，解释为并“生产力”概念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形态》中的“交往关系”术语是后来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而《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术语则表示的是“生产力”概念。例如，张夏乐认为，“生产关系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被使用。但作为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时它还单纯局限于人对自然关系范围，以表达工业生产的发展阶段，因而倾向于从属于生产力的内容方面。” 姜爱华、赵希宏则认为，“此时对生产关系范畴的理解还仅限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范围，还没有从生产力中独立出来。”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将错就错的阐释逻辑，即：如果论证了《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术语指称的概念根本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那么“注释”和“说明”所表达的《形态》中的“交往关系”等术语是“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概念”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仍然可以成立。其主要的文本根据是《形态》中马克思提到的“生产关系”时的这样一段表述：

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

但是，据此能不能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其实就是指生产力呢？如果不是只看这句话，并按照生产力决定所有制的简单公式去套用的话，结论并不是这样简单。

首先，从文本的整体来看，尽管马克思在《形态》中还没有得出像《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生产关系”概念，但至少也有了生产力概念的基本框架，而且生产力术语也是《形态》中最常使用的术语。就是说，如果马克思这里想表达的是生产力概念，何必要用“生产关系”术语呢？论者的解释是，此时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范畴还没有从生产力范畴中独立出来”。这明显是一种循环论证，即把要论证的命题当作结论了。

其次，从这一段话本身和上下文关系看，能不能直接得出这里所说的“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就是指生产力呢？不能。在这句话的后面，马克思所做的阐述指的是分工，而不是生产力。让我们把原话多引一句：

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的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

从上下文关系看，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指的是分工，而且是社会分工的形式。如果说马克思在《形态》中已经至少把生产力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分工则是指受这种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水平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这时使用的“生产关系”术语虽然还不能表达后来明确定义的生产关系概念，但也意指某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相比于“交往”这个更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术语更侧重于指分工，指在分工中生成和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另外，如果把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力”的话，就很难理解其他地方使用“生产关系”术语时的含义，而理解为分工中生成和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则更合理。例如前文引述过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按照我们的理解，“过去的运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与之共同的地方，而不同的地方在于，要推翻旧式分工生成和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里的“生产关系”，与《形态》中出现的几次“生产关系”术语的含义都是不矛盾的；反之，如果理解为“生产力”，则出现了逻辑矛盾。

例如，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生产关系”解释为“生产力”的话，那么就会是这样的结果：共产主义要推翻的不仅是旧的交往关系的基础，也包括生产力的基础，而这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解的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基础是共产主义所要推翻的还是要继承的？如果共产主义也包含了直接解放生产力，更新生产力的技术形式的内容，那么，这肯定也不是共产主义与以往的其他运动的区别。如果这样理解《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术语，就会造成一系列概念和术语的混乱和混淆。而作为解读者，我们不能以设想文本的自相矛盾作为理解某一句话的根据。因此，即使按照同一文本的逻辑一致性假定，我们也应该认同这里的“生产关系”术语，不是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概念，而是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工中生成和体现的经济关系。

那么，分工能不能归结为生产力呢？从《形态》论述生产力与分工的关系的内容看，尽管分工与生产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还是不能把分工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范畴。例如，马克思说：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     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从这些引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分工的发展受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表现为分工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到“生产关系”术语，用它来表征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应的分工状况。但作为生产力表现的分工含义的“生产关系”术语，却不是生产力的同义语，尽管生产力直接决定了生产中发生的分工关系，但它却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并不是生产力范畴框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所表达的最接近后来提出的“生产关系”概念的术语不是“交往关系”，而是“所有制形式”。即使在后来清晰表述的生产关系概念中，所有制形式也是其最主要的内容。而这里马克思对“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所做的解释正是“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这个解释已经非常接近后来对生产关系内容的界定。也就是说，《形态》中可以作为后来的“生产关系”概念雏形的，不是“交往关系”术语，也不是“生产关系”术语，而是“所有制形式”术语。而这里的“生产关系”术语所表达的既不是生产力概念，也不是“所有制形式”或后来的“生产关系”概念，而是作为“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的中间环节的分工形式。

由此可见，如果说在《形态》中已经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思想的萌芽，那么这个萌芽是通过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的思想来体现的。而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体现，它是如何决定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制形式的呢？是通过分工。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叙述了所有制发展的各个形态和阶段，而分工就是贯穿这个过程的中间环节。分工何以能够成为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中间环节呢？因为分工开始就发生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本身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一，生产力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分工的发展。分工起初是出于生产的需要而发生的。而新的分工形式造就了新的所有制形式。分工本身就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中生成的不同分工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分工对生产力而言，是发生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每个个人对自然的关系；与此同时，分工使每个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和行当中的个人之间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分工对所有制形式而言，是活动和活动的结果的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形式——所有制形式转变的中介。

综上所述，《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术语不是指“生产力”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表述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与生产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分工形式，这种分工形式体现的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形态》中更接近以后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的是“所有制形式”。如果说生产关系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话，那么其萌芽状态已经在《形态》中出现了。生产关系术语因其已经意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其可以在后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确认并沿用的根据。从逻辑一致性的解读前提看，假定马克思忽而将“生产关系”术语用来表征“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而又用来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同一文本中既用“生产力”术语表征“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用“生产关系”术语表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交往思想在被强化的“经典表述”阐释模式中被低估

《形态》中的交往思想先被误读为不成熟的“生产关系”概念，为了维护这种误读，又产生了把《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术语误读为生产力的情况。实际上，之所以会出现误读，是因为在解释文本之前已经形成了解释者珍爱的“前见”。这就是以生产关系概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而这个叙述体系是在人们读到《形态》之前，先从《序言》那段“经典表述”中建构起来的。于是，《序言》成为解读《形态》的前见。两相对照，人们发现，《序言》和《形态》各有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表述。 这两段“经典表述”的大致思路一致，却又存在差异，最大的差异发生在“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两个概念的所谓“替换”上。于是，《形态》中的“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术语是不成熟的或“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概念”的误读便似乎合情合理地产生了。

追溯按照《序言》经典表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最早且影响最大的，当属列宁写于1894年春夏的长文《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中的阐释。这部论战性的著作所反驳的，是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在他看来，“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他“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列宁针对他这一论点以及支持这一总论点的各种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观点做了逐一反驳。列宁的基本观点是：“凡是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在具体论证中，列宁大段引述了《序言》的经典表述，并做了后来被简称为“两个归结、一个过程”的重要发挥。 在这一发挥中，生产关系概念因其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社会物质关系的标志，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而被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这一发挥可以说奠定了《序言》表述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权威表述的地位。

今天我们重读列宁的这部著作，禁不住要追问一个问题：列宁是否正面回答了米海洛夫斯基的问题？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如列宁所说散见在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著作中，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马克思本人或者恩格斯有没有一个相对集中而系统的叙述体系呢？在今天看来，相比于其他著作，《形态》恰恰是这样一个叙述体系。但是由于《形态》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列宁未能看到。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米海洛夫斯基也没有看到。上述米海洛夫斯基所苛求马克思的所有责难，在《形态》中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解决。在没有看到《形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依据的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最为系统和明确的文本当然就是《序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抓住《序言》的表述加以发挥，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列宁看到了|《形态》呢？他会舍弃《形态》而只强调《序言》吗？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迫切需要，列宁的强化《序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思路就在这篇战斗性极强的长文中诞生了。

在以《序言》表述为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框架业已形成的背景下，《形态》公开问世了。这就存在一个如何理顺《序言》和《形态》的关系问题。前苏联学者尽管较早地编辑出版了《形态》，但在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以《序言》及其阐释模式来解读《形态》的做法，特别是用生产关系概念解读在《形态》中大量出现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术语，认为它们是不成熟的生产关系概念。中文版的“说明”和“注释”正是照搬了这种做法。在这种阐释模式的支配和影响下，中国学者在很长时间内也不断强化以《序言》表述为框架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思路，并用这一思路和框架来理解《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例如，虽然大多数论者承认《形态》“第一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标志着新的历史观的形成”，但因为《序言》的表述始终被认为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的“完整的表述”，而被各种教科书和文章反复加以引用和阐发。 在很长时期，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没有把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列入其中；晚近的一些教科书版本虽然引入了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但却是在以《序言》为根据的传统阐释体系的框架内把“交往的社会作用”作为一节，列入社会发展的动力一章中。 可见，直到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马克思在《形态》中表述的交往思想，但却依然在生产关系概念所导出的传统阐释体系内部给它一个与它的实际价值不相称的地位。

在马克思的普遍交往思想和世界历史理论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把马克思在《形态》中系统表达的交往思想遮蔽在“生产关系”概念之中，排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之外，显然是漠视文本解释的“问题视域”和“解释学处境”， 即拘泥于在过去的问题视域中形成的解释模式和阐述思路，不能根据新的问题意识来重新解读文本，激活那些在当时更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我们认为，即使这些思想曾在过去的解读者甚至在文本创作者本人那里一度被忽略，在新的问题视域中也有重新激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实上，毋庸讳言，列宁之所以以《序言》为根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还受到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1888年单行本序言的提示。恩格斯承认《形态》手稿特别是“费尔巴哈章”的内容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但指出“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是多么不够”；恩格斯还援引了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形态》的描述，马克思指出，“原稿……既然……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这些对《形态》的回忆中的评论，不仅提示了列宁，在今天仍然支持着维护以《序言》遮蔽《形态》、以生产关系遮蔽交往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模式的学者的执着，也使试图创新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模式的学者望而却步。

这里我们遇到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模式是不是只有一种？马克思在特定的理论背景下做出的某种表述是不是经典到排他的程度？列宁据此所强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模式是不是唯一的阐述模式？无论是赞成这个表述及其阐释模式的还是反对这个模式的，都有很多论者事实上把它当作是维护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标的。人们争论着这种表述，究竟是“研究的指南”，还是“构造体系的诀窍”？是“历史过程的概述”，还是“万能的一般历史哲学公式”？是“教义”，还是“方法”？这些不仅是今天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应对来自因这个表述而产生的误解而不断澄清的问题。

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了在1847年为反对普鲁东而写的《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有了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而马克思《序言》中没有提到，恩格斯在1888年重读《形态》时也没有特别注意的还有在《形态》中的表述。此外，马克思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批评家”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历史哲学的公式的做法看作是对他的侮辱，实际上是对他在《序言》中的表述作了重新说明和界定。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对《序言》表述中没有提到的和容易被误解的方面做了补充。可以这样看，也许马克思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恰当的完整的表述，但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表述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问题视域中发生着改变。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的完整表述并没有完成，因而没有哪一个表述是可以超越时空成为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文本依据。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需要后人的继续阐述的，而阐述依据的文本不同，对文本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模式。

解释的客观性要求我们不能背离文本、背离文本之间的关联孤立地看待文本。而以《序言》表述为主要依据的阐释模式，恰恰误解了与《形态》文本的相关性，并在强化《序言》表述的权威地位的前提下，对《形态》及其交往思想作了低估和舍弃。而我们力图解除这种阐释模式对《形态》中交往思想的遮蔽，并不是出于纯粹追求解释客观性的学究式兴趣；正是今天所面临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使我们不能无视最早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系统论述普遍交往问题的思想体系的存在，也不能坐视一种本来包含丰富交往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简化为脱离交往思想的理论形态。 我们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也不是依据主观的任意性，而是基于对文本作者所面临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情境的认同。我们越是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就越相信《形态》中以交往思想（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旦在重新阐释中被激活，就一定会焕发出更加强大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