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误读”的误读

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深刻地揭示出，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及语言性，解读文本时难免误读，但“误读”在“阐释者是主体”的哲学依偎中已走得太远，成了有些译者手中的法宝，成了“再创造”，成了“无限意义生成的”阅读本领，成了一种“决定性的权威”（乔治·普莱）。“误读”的本质只是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理解障碍，这种障碍既缘于译者与原始文本的时空阻隔、历史跨越及意识形态的流变，因而不能还文本以本来面目；也缘于译者自身的翻译经验、语言能力、文化视域、文学素养等知识和技术性积淀的局限，译者不可能准确再现原著的方方面面，译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也不可能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接受有同等效果。然而，误读所蕴含的一种解读文本时的客观局限性却被作为一种合理的、能动的创造性理论来提倡而且师出有名，并被冠以“不断揭示审美对象的内涵，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真的解读形式”^[35]的美名。布鲁姆也认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由于译者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其知识结构和个人素养等因素的制约，“无意识”的误读在所难免；而“有意识”的误读是阅读的“能动力量”，而且，“开放性”阅读会“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进而实现对文本的“再创造”。在这里，翻译的阐释行为被当成是产生意义的阅读，是阅读产生意义，而不是原文本身富有意义。误读被如此地赋予价值与理性以至于世界公然被告知，误读是叛逆，且是创造性的叛逆，是合理的叛逆，是对偏见的修正。本属于“偏见”的误读，却成了拯救偏见的师祖。

倘若译者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对原文进行“认知”“解释”“取舍”“切割”，呈现给读者的译作自然是“二流作品”，是“假象”。对文本的误读必然不会是一个“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也不是在消解隔阂、扩大社会文化价值共识。如果为了极力维护译语政治、文化立场，无情归化文本，对文本的思想基调、语言形式等进行“文化过滤”超越了译者应有的伦理与权力，那么，要做到“既不寻求文化之大同，也不制造文化上的新对抗，既不轻视、也不仰视异域文化”，便是奢谈。

译者如何在原语和译语的转换过程中不丢失原文本的思想意识、语言措辞、体裁风格、艺术魅力、文化底蕴、人文价值及地域特色，是译者的首要目的和任务，忠实地解读文本仍是翻译的灵魂与基准。译者若游离于这个职责，只想驰骋自己的权力，甚至要主宰原作、摆布作者，只因为译者对原作的解读是“有限的、永远是相对的忠实”，便不去对原作尽忠实的义务，这正应了意大利人的一句老话——翻译是叛徒。

应谨慎审视“误读”的本质，译者的“误读”并非源于对原作的“叛逆”，而是源于原作语言的无限意指性及延宕空间，源于译者与原作的历史间隔和文化差异以及译语读者对译文的期待视野与时代审美要求。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文本就是一面浓缩了当时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镜子”，误读就是借助这面历史的“镜子”来映照现时的人心。“误读”是译者的主观性存在，不是译者“主体性”的自由梦幻式追求。“误读”不是对原作进行任意解读，无端增删、改编甚至重构。译者的“误读”是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若把阐释的目标定在“比作者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它（文本）”（施莱尔马赫），只是一种无限完美的遐想，也充分暴露了某些译者想凌驾于作者之上的企图。

对“误读”不能误读，对“误读”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其表层的含义，不应通过对原作进行无限的误读来实现译者个人的语言霸权及创作欲望。把“误读”视为“再创造”不妥。“再创造”一词的表述，容易引起歧义，会使人想入非非，误把理解原作当成展示自己无限能动性的平台，过度张扬译者的个性，从心理上产生对原作的“不敬”而随意增删、改变甚至篡改等无节制的任意性。这对翻译研究的理性发展构成了潜在危险，翻译这种独特的文学形态就会被扭曲、变形。因此，准确界定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