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被梁启超和钱穆低估了吗

刘仲敬

罗威廉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显示了历史社会学的野心与局限。他对材料运用的细致令人惊叹，然而缺乏格局，恰如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遗憾的是，陈宏谋并非恰当的路灯。而他打倒“中国停滞论”的企图，也并没有在本书中实现。

陈宏谋其人

陈宏谋（1696—1771）是18世纪清朝统治精英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从1733年到1763年的30年间，他出任12行省22任官职，是清朝历史上担任巡抚时间最长、调任职次数最多的地方官员。他的任职覆盖了从云南到江南、从甘肃到广东的清王朝大片版图。每到一地，陈宏谋必先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精心治理，其见识往往超乎寻常。因此，哪里有危机，他就被皇帝派到哪里。在晚年，他被提升为显赫的东阁大学士和太子太傅。此后，他身患重病，奏请解职归里。1771年，乾隆两次拒绝他的辞呈，并赐诗一首。

直到19世纪，陈宏谋才成为被崇拜的模范官员。

罗威廉其书

罗威廉并没有将近700页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写成一部人物传记。本书由三部分共12章组成：家、官、天、学、食、养、生、益、人、治、公、化。作者只在前两章大致勾勒了陈宏谋的家世和为官履历。在之后的数百页，罗威廉以年鉴学派的方法，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如第三章“天”和第四章“学”，涉及中国精英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传承，第二部分涉及当时的粮食生产和供应，与民生有关的经济问题，农业、水利，等等，第三部分涉及种族和等级制度，政府治理，礼仪和教育等问题。本书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作者对于史料爬梳的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罗威廉称，自己想做的主要工作是，深入研究陈宏谋最著名的治理之策，以及他和其他正统精英理解宇宙的本质、人类生存的条件和社会关系基础的方式。

周政与秦政、封建与郡县的优劣乃是历朝历代儒生的常谈。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中挖掘启蒙意义，显然顾炎武和王夫之比陈宏谋更合适。

罗威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典范，证明历史社会学在其巅峰时刻可以细致到什么程度，同时也证明缺乏格局感的伪自然科学可以荒谬到什么程度。他对年鉴学派史观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方法论也捆住了自己手脚。布罗代尔的深度历史在晚清以前的时代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汉口》和《救世》的落脚点都在近代。当然，这样又回到了著名的笑话：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因为只有这里才看得见，如果钥匙落到黑暗的阴沟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陈宏谋是恰当的路灯吗？早在罗威廉以前，魏源就已经看中了他。清代儒林风气不同于前明，主要是他们自觉地以“实学”（兵农钱谷）抵制“空疏”（心性之学）。晚清儒林的风气又不同于盛清，主要是他们强调“经世之学”相对于“义理之学”的紧迫性。陈宏谋和林则徐都是他们事后挖掘出来的正面典型，塑造典型的价值在于转移世风，而非为真相而真相。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成功官僚陈宏谋仿佛变成了提前出生的冯桂芬。他们的工作为罗威廉打下了基础，使后者在路灯下找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钥匙。“经世之学”的好榜样进一步升级为东方的亚当·斯密和魁奈，从而证明“启蒙运动”在中国也存在过。罗威廉的论证步骤如下。

我们知道：欧洲的近代化导致了许多社会压力。例如：印刷术的发展和读书人口的增加，经济发展与职业角色的变化，货币流通和财政税收的困难，诸如此类。

我们知道：压力产生了思想上的应激反应，于是产生了启蒙思想。

难道晚清找不到类似的压力吗？当然能找到！好好发挥一下史料学的高深造诣吧！请看：大运河和长江各口岸的贸易额多么迅速地增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朝廷的征税能力却每况愈下。地方官员多么努力地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他们甚至将《圣谕广训》送进了千家万户……

难道晚清找不到类似的反应吗？当然能找到！我们的英雄陈宏谋一点都不比西方同行差劲。他难道没有指出三代之治的美好吗？所谓三代之治，就是以封建纠正郡县之弊。也就是说：他支持地方绅士领导的自治！多么先进的思想！辉格党人反对詹姆斯国王的时候，思想远没有我们的巡抚大人成熟深刻！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东方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耶稣会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两个世界在精英意识上毫无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第456页）这的确是毋庸置疑的真理。难道洪亮吉和马尔萨斯不是一起发明了人口论吗？阮元和莱布尼茨不是一起发现了微积分吗？布罗代尔大师告诉我们，世界历史具有共时性。什么是共时性？这就是共时性。我们可以通俗地解释这项真理：只要欧洲有，中国一定有。至少，我们总有办法在众多史料中找到相似性。而且，我们多半能保证：相似性大于张天师与巴斯德的相似性。

路灯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你想找到什么样的钥匙。在中国传统史学中，陈宏谋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的所有经世思想没有超出临摹朱熹和顾炎武的范围。聪明的读者恐怕早已看出：周政与秦政、封建与郡县的优劣乃是历朝历代儒生的常谈。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中挖掘启蒙意义，显然顾炎武和王夫之比陈宏谋更合适。朱熹对绅士主持的乡村自治有非常完备的规划，陈宏谋却只有零星论述。至于重农、劝农，老天爷，你能找到没有鼓吹农本的儒生吗？就“我大清”而言，地方官不讲重农，皇上都不会放过他。经世派儒生照例不觉得自己是伟大思想家。相反，他们只是勉励自己要扎实、要实践。他们默认，自己在理论方面不如醇儒、通儒。近三百年学术史没有把陈宏谋当回事，绝不是因为梁任公或钱穆怀有西方中心论偏见，企图埋没伟大的中国启蒙运动。

罗威廉的材料能够证明：如果地方官对业主友好，就能保护他们；却不能证明：如果统治者需要金钱，也无法抢劫业主。

作者显然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笑话。他不仅发现了一位长期遭到低估的伟大人物，而且企图借此打倒臭名昭著的“中国停滞论”。也就是说：他想证明传统中国有发展、有活力、有产生近代社会的可能。在这种格局下，大清产生个把启蒙思想家实在不足为奇。或许，挑战传统的英雄形象对他太有诱惑力了。

在打倒“中国停滞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中国停滞论”？如果你以为，“中国停滞论”就是说中国没有发展变化，那你就不必费事了，因为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打击稻草人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许多人却乐此不疲。“中国停滞论”的真正含义是：中国社会陷入某种亚稳态结构，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演变而实现近代化突破。马克思和密尔在这方面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认为：没有西方殖民主义的革命性刺激，东方社会没有可能自发近代化。就本书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将会是：是的，经济确实发展了，商业财富确实增加了，人口确实流动了，传统观念确实动摇了。然而，这不是第一次。明末、宋末、西汉末年，甚至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曾经产生极其类似的现象。资本主义不等于有钱人发财致富，但财产没有保障。资本主义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权体系。在法权体系完备的地方，人口不足一万的市镇和一群毛织品商人就能产生资本主义。人口数十倍的广州和富甲全球的十三行洋商却做不到。中国史学界有名的大笑话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到处在萌芽，永远长不大。

马克思和布罗代尔都否认中国有财产权，但罗威廉很想推翻他们的结论。罗威廉的材料能够证明，如果地方官对业主友好，就能保护他们；却不能证明，如果统治者需要金钱，也无法抢劫业主。清政府为了偿付鸦片战争赔款，勒令广州行商出钱，后者因此一败涂地。你能想象法兰西或西班牙国王做出同样的事情吗？赖债不还就是绝对君主国最武断的行动了，而主流历史学家已经认为：这是其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照英国鸦片贩子的估计，广州行商的财富远远超过大多数伦敦商人。然而，英国为走私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打了一仗。清政府却很有道理地决定：既然战争是行商引起的，抄没他们的财产来支付赔款，真是再公正不过了。在作者发现的东方启蒙运动展开一百年后，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如果资料的丰富、方法的细致就是裁决历史著作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断定：东方启蒙运动确实发生过，陈宏谋就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将格局和视野置于细节的精确之上，就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细节错误并不影响结论正确。你可以修正细节，无需改变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细节正确并不影响结论错误。外行人更多地信任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更少地相信伟大知识分子的美妙理论，才是明智的选择。

附：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作者：〔美〕罗威廉 陈乃宣 等译 赵刚 等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