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及其启示

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及其启示

梁树发

有一个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话语现象。它的实质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当下，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实现它的进一步的理论提升。

2008年3月14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125周年纪念日。翻阅以往每到马克思逝世周年时人们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和演说，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本文把它概括为“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并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话语现象。

一、中心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在各个不同的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日，人们在追思马克思的时候，都从不同角度谈到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以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话语现象。总起来看，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这一中心话语展开的具体话语形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危机与停滞

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考茨基，在1903年3月写了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从文章题目看出他所谈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第二次发生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整个70年代前半期，“最近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恩格斯逝世后，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引起。考茨基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低潮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危机是相对于高潮而言的。考茨基还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形势与命运，并坚持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说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由19世纪70年代前期的“第二个衰落时期”走向新的高涨的转折，来自“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如187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和由于普鲁士的迫害而导致的“敌对的弟兄们的联合”(1875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比利时、荷兰、丹麦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1893年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出的热烈欢呼，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三次高潮的标志。尔后经过不到10年，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考茨基看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正处于这次高潮后的第三次危机的结尾。可以说，考茨基是最早一位以客观态度谈论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理论家，现代思想史上几乎只有资产阶级思想家才大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是，考茨基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观点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以下这段话代表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继各次高潮时期之后，也曾经历过各次危机时期，而在克服危机之后，它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1](P238)由此可见，考茨基实际上把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同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意识形态，其发展是不可能不经历曲折的。

就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停滞”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一种形式。德国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写了两篇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的文章，同时发表在1903年3月14日《前进报》第62号上。一篇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另一篇的题目是《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中，卢森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正处于停滞状态的看法。她说，如果抛开不多几种可以视为理论上的进步的独立著作不谈，自从《资本论》的后两卷和恩格斯的最后几种著作出版以来，我们固然已经有了一些普及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著作，不过从根本上看，我们在理论方面仍然停留在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水平上。卢森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停滞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在现存社会中生存的社会条件、运动对理论的态度和运动本身的发展水平。她说：“如果我们现在因此而觉察出运动中存在理论停滞状况，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马克思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相反，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现阶段斗争必须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的武库取来却又不充分运用；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实际斗争中‘超越’了马克思，相反，是由于马克思在科学创造中事先已经超越了作为实际斗争政党的我们；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2](P476)卢森堡的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停滞的原因在于运动落后于理论的观点，受到德国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柯尔施的批评，他认为卢森堡“头足倒置地改变了理论对实践的关系”。[3](P67注)

在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时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该文集除收录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外，还收录了罗莎·卢森堡的《纪念卡尔·马克思》、季诺维也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米涅夫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和罗日柯夫、巴扎罗夫等马赫主义者的纪念文章。列宁的纪念文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回顾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经历的战斗、曲折或危机，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4](P1)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5](P1)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列宁在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60年的战斗历程的同时，还揭露了修正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将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6](P9)列宁在1913年发表的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由于是科学的真理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把《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从这次俄国革命至列宁写作该文时。在考察了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后，列宁得出如下结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7](P308)

2.反驳对马克思思想“不成熟”或“错误”的指责

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通常持怀疑态度，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有选择地肯定或者接受马克思的某些思想。1903年3月，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的文章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文章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贡献，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出这一影响甚至使“很多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某一时期内都感到需要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8](P822)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很多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在他们同与俄国新的经济关系极为抵触的过时的民粹派理论作斗争时，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有用的。于是，他们就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斗争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可是当民粹派已被彻底击溃，当民粹派的完全不合时宜的理论已经变成断瓦颓垣的时候，我们的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已经是使它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了。”[9](P822)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不成熟”或“错误”，于是他们就把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态度说成是对“教条的盲目信仰”。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反民粹派反动倾向的斗争刚一结束就立刻开始的对马克思的‘批评’，却再一次地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即‘批评家们’的思想方式正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的；他们起来反对‘教条的盲目信仰’时，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反对马克思理论的社会革命内容而已。”[10](P823)普列汉诺夫还从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以外的地方，例如在西方，如何长期受到轻视，被看作“社会革命狂热的不成熟的果实”，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如何使得那些甚至戴着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眼镜的人不得不承认“它提供了一种研究社会生活的极有成效的方法”[11](P824)等事实中，得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命运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12](P823)的结论。

1908年是马克思逝世25周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在马克思逝世20周年和25周年时都写了纪念文章，分别发表在《新时代》1902-1903年第21年度第1卷和1907-1908年第26年度第1卷上。在这两篇纪念文章中，梅林都批评了那种对马克思的虚伪态度，即“在马克思逝世纪念日上胡诌了一些酸溜溜的赞词之后，再在这些话之上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评语，说什么马克思也是人，他有许多缺点，他的判断有时候也会错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文章《纪念卡尔·马克思》中，梅林重复提到他在五年前说过的这句话，以反驳那些“官方思想家”对马克思思想的攻击。他说：“在马克思的终生工作中，成为过时和错误的一切，乃是按照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的说法才是过时和错误的。”[13](P299)但是，梅林在这里为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辩护和对这位伟人表示崇敬，并不意味着赞同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可以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的思想或在它面前停顿下来，而是主张超越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他说，超越马克思，就是我们不要把马克思达到的人类认识看作是人类认识的终点，而应把它看作是向前的步伐。我们赞美马克思将被超越，不是要我们“从马克思回到任何人那里去”。“现在，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完全不愿意有人把我们再拖回去，而且还是在马克思的招牌下，把我们拖到‘无知无识的泥淖’里去。”[14](P301)

3.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种方法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多拉茨基192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40周年发表的题为《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文章，改变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议论方式，即把这个主题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效问题。由于根本说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所以，阿多拉茨基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科学理论，它同时也是行动的指南，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的理论。”“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时，不能只限于理论领域，而更需要谈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15](P361)他通过列宁“对国家问题所作的理论上的阐释，以及对过渡时期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作的更加深刻详尽的阐释”，说明俄国“在最近时期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16](P363)，并进而说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在其中获得发展的经验，在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指导实践的方法。阿多拉茨基说，正是“由于有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方法，布尔什维克不仅赢得了胜利，并且善于巩固自己的胜利，保持住夺得的政权”。[17](P374)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解决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是俄国的实践和列宁提供给我们的基本经验。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召开会议来纪念这位伟人，德国统一社会党还主办了由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主题为“卡尔·马克思和我们的时代——为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国际纪念大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大会发言中，批评了在一些国家存在的两种消极现象：一是在一些国家的分属于历史、经济、哲学、法学和社会学各学科的重要学者，对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那里在一定程度上过去没有、至今也仍然没有使这位特里尔的伟大革命家的教导得到广泛传播和为群众所掌握。二是“在另一些国家，包括某些已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马克思(像列宁一样)虽则受到赞颂，不断被人援引，几乎成为大家崇拜的对象，但是，人们却往往以经院式态度来阅读马克思(还有列宁)的著作和文章，把它们作为千古不变的条文”。[18](P66)他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在斗争的实践中取得成就的经验，是坚持一种正确的“用以阐释和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具体行动的那种方式”，也就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的方式：“广泛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和劳动群众的社会意识和政治觉悟之中，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财富，也不再是一堆僵化的东西，而是成为可以批判、发展和革新的遗产。”[19](P66)意大利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阿尔多·托尔托雷拉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马克思反对作为错误意识形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代替对具体事物和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教义式体系。毫无疑问，正确地分析马克思的著述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不应该局限于解释马克思的著作，更不应该局限于表面地颂扬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证明，如果它是为着理解当时世界的矛盾，理解社会的和国家的问题——不管现在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而被加以解释或运用的话，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学说。”[20](P75)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在纪念文章中指出，我们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的业绩和在此强调我们对他的革命思想的有效性的坚定信念，而首先是为了“促使大家深刻地想一想，在考虑到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同时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思想”。[21](P107-108)

4.重要的是确立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国学者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会议上和刊物上发表的纪念文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问题。学者们一致表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坚持，但也一定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已经150多年，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坚持？因为它今天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并不是说它的一切观点、结论至今仍然正确，而是说它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又要发展？因为150多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不可能预见到，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一些结论已被后来的实践所推翻，马克思主义不发展、不创新，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离开了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22]也有学者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与具体结论。就根本观点来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代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或那样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还看到，我国社会每个成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行。[23]

二、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科学性质和价值意义，资产阶级学者不可能不抵制和诋毁它；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理由，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也是正当的，那种带有诋毁意味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想体系，尽管是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在客观历史形势的变化和实践发展面前，同一般理论、思想体系一样，也有一个是否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和发展的问题，一个所谓生命力的问题。就其实质说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问题的实质之所以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原因，从一般意义上说，首先在于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意义，即理论总是从实践中获得其内容、规定和意义，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发展的可能性；其次，在于实践对于理论的需要，在理论要求转化为实践要求、实践实现理论的过程中，实践要接受理论的指导。“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4](P11)具体说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据在于无产阶级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具体状况都有其具体实践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一定国家、民族、地区的一定时期的实践中发生停滞、危机(低潮)、曲折情况的原因，根本说来在于它脱离了现实实践，落后于现实实践。而总结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经验，则可以发现它在其具体化的过程中，同一定国家、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在被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得到检验、确证，也在新的经验基础上获得发展，增加新的理论内容。上述提到的考茨基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低潮)，并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说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卢森堡在关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停滞的原因的分析中，提出的关于不是指导运动的思想落后于运动、而是运动的实际发展落后于马克思的思想的解释，以及卡尔·柯尔施对这一解释的批评，都没有离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意义问题，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也是方法，其中的方法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而言的。没有理论的应用，也就没有理论是否方法的问题，就无所谓理论的方法意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是这两种社会形态下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道路的理论。当我们拿这一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际问题)的时候，特别是用它来指导实践的时候，它就是方法，是理论转变为方法。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方法，而不是教条，就是要求我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运用于现实的实践。所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唯方法论”是正确的。

卢卡奇在1919年3月写的一篇题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阐述了这种“唯方法论”思想。他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5](P47-48)有学者认为卢卡奇的这段阐述是从方法的意义上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认为卢卡奇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方法。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卢卡奇回答的不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针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式提出的。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式，就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点”，用个别“论点”代替马克思主义整体，并以此束缚自己的行动。在卢卡奇看来，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质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方法的问题。卢卡奇关于这一见解的论述虽有片面性，但总的看是正确的。

像上面提到的阿多拉茨基以《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为题对马克思的追思，以及我国学者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在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上的议论，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展开，总要以两个方面的具体化为条件，或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具体化，这就是它的空间具体和时间具体。理论一旦进入具体化过程，进入实践，就一定要表现为这两个具体。就“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这一命题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具体，“近十年”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具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民族化问题，但它内在地包含当代化的要求，即时间具体要求。它的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正在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从根本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在各种矛盾的作用下实现的，除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外，影响、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还有如下各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思想)与叙述体系、原本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素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等。这些矛盾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矛盾体系，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对其他矛盾起着统摄和决定作用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其他矛盾是这一矛盾的不同方面或以不同形式的具体展开。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考察。

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纪念性话语的存在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经历了太多的艰难、曲折，遭遇了太多的困难、挑战、局部停滞甚至危机(低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处于高潮与低潮的交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经历或经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话语存在的“客观”根据。这种经验总会在它的追随者中留下记忆并引起思考，而在人们纪念马克思、追思马克思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的历史命运问题联系起来并明确地提出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有积极的意义，它只会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有一种更自觉、更迫切的意识，对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丝毫不会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其发展前景的信心。

全面地看，历次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样一个话语信息，而且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从而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下一个马克思逝世周年，在以后每一个马克思逝世周年，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对马克思的纪念与追思？那就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和他所创立的伟大理论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这种创新可能是一个概念、一个观点、一个理论或一定的理论体系，但它终究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总之，21世纪的我们在纪念马克思的话语内涵和形式方面，与1893年、1903年、1913年的先人们的纪念会有所不同，有所前进。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对党的理论工作作出了部署，其中特别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26](P34)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从理论方面说，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两个基本的相关方面，其中理论创新是主要的和首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要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客观形势和实践的需要，在变化了的形势和发展了的实践面前保持其强大生命力，就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就是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现这一理论创新的实质意义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具体的和实际的形式、步骤。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大力推进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另一种具体的、实际的形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提升，也就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解读，发现、揭示其蕴含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意义、普遍意义的内容，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理论成果普遍化。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来说，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民族化；而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实践成果要理论化。这种理论化的首要形式和过程是形成民族化的理论或理论体系，它的进一步的形式和过程则是这种理论或理论体系向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但这是在发展了的意义上的和更高阶段上的回归。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普遍性内容的丰富发展，是具有一般意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奠定了理论提升的基础。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要有自觉的意识，也要有实现这一理论要求的信心。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直接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这是一项全面性的工作。理论上讲，它既要使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懂得马克思主义，还要使他们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意义。而后者则是一项更深入的工作，因为它要使人们不仅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懂得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各理论形态，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还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殊意义等。其实，人们只有懂得了具体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深刻认识或真正懂得一般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就不只是一件宣传性的工作，一件理论工作者可以身居其外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具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方面的要求，而且具有价值方面的要求，即不仅要使人们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使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运用于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是不行的，不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不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也是不行的。当我们既在理论认知意义上又在理论价值意义上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候，就可能是我们改变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中心话语的时候，至少是改变这一中心话语的表达形式的时候。而如果我们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有大的作为，这种话语的转变就是肯定的了。那就让我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30周年、140周年、150周年时候来看吧！

【参考文献】

[1]卡·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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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邢贲思：《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载《求是》，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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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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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