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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弃疾逝世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22-0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今年10月,由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和铅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又一次盛会。对辛学研究的继往开来,刘扬忠提出了四条指导性意见。使我们对辛弃疾家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引起与会学者的不同意见。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提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发掘广泛开展,对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拨乱反正以来,江西、山东、福建、海南先后举办了十次辛弃疾学术研讨会。今年10月,由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和铅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又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近七十人,会议收到论文54篇,学者们听取了报告,研讨了学术,交流了成果,考察了古迹,祭奠了先贤,畅叙了友情,都有较大的收获,从四个方面推进了辛弃疾研究的发展。

一、对近代百年以来的辛词研究作了总结。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提出了“辛学”的概念,将百年辛学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总结,从1908—1949,以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梓行为标志,是近代意义研究的开始。从1950—1979是辛学研究的发展期,邓广铭独领风骚,《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发行,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也有惨痛教训,极左思潮,文革浩劫,使辛学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辛弃疾被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形象被歪曲,蜕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1980—2007的28年,是辛学回归学术、再度繁荣期。叶嘉莹对其人其词重新审视,把辛弃疾定位于与屈原、陶渊明等同样地位的文学家。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人才,而使人欣慰的是研究的集体成果大量涌现。对辛学研究的继往开来,刘扬忠提出了四条指导性意见。朱丽霞教授提交了《二十世纪辛稼轩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索》的论文,分百年辛学为四个历史阶段,清末民初(1908—1918)是传统方法与现代视野转型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1919—1949)是全面研究与重点关注期。后两期划分与刘同,而称“时代断裂与学术延续”期,“途径多元与继往开来”期。她引用大量资料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证分析。

二、更多的学者从传播学、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稼轩词。2003年,程继红教授出版了《辛弃疾接受史》,2005年,朱丽霞教授出版了45万字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而早在上世纪末,王兆鹏、刘尊明先生发表了《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首开诗词传播定量法分析的研究方法,很快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本次会议上,刘尊明教授又提出,次韵诗词的创作是我们研究古代诗词传播接受所不能忽略的一扇特殊窗口。他提交了《历代词人次韵辛弃疾词的定量分析》一文,对历代词人次韵稼轩词的作品进行检索和辑录,发现在历代词人追和次韵的唐宋词人中,辛弃疾乃是被次韵作品最多的词人之一,比李清照的数字翻了一番。他由此认为,对稼轩词的追和次韵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的群体行为,这种创作背后所潜寓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内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的。此外,陈水云、张清和先生的论文,从文学接受的视觉对陈维崧《湖海楼词》进行了定量分析,注意到陈维崧对前代文学遗产是转益多师而自出一家的,改变过去简单从豪放论其词的粗浅认识。还有高莹讨论了清代浙西词派对蒋捷的接受,马大勇对稼轩词“止酒”二首作了接受考述;汪超以明代词人夏言接受苏辛而成就远逊稼轩的事实为个案,探讨“明词中衰”的某些原因。吴中胜则把辛词的接受延伸到抗战时期,这些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三、对辛弃疾家世、生平、履历、交游诸方面研究进一步推进。多年来,我们对辛弃疾生平履历的把握,都依据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其中的缺失漏误,也因为资料的不足而无从补正。上世纪八十年代,铅山滕振坤等先生在文物普查时,为确定辛弃疾两茔的真伪,遍访辛氏后人,终于发现了《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其中所载《辛稼轩历仕始末》,解决了辛氏生平中的一些空白,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在本次会上,辛更儒先生提交了《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考释》论文,披露了两项重大进展。一是《菱湖辛氏族谱》的发现,中有辛弃疾手订《济南辛氏宗图》,所载史料有超出辛启泰《稼轩先生年谱》所记处。二是稼轩之孙辛鞬《圹志》的出土。使我们对辛弃疾家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这是令人可喜的。铅山籍滕振坤老先生就《鹅南辛氏宗谱》提交了两篇论文,对稼轩年谱、稼轩公画像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补充论述。

四、从多元角度继续深入辛词与辛弃疾的研究。如有的学者关注辛弃疾的艳情词,有的学者也注意到辛弃疾的谐谑词,有的学者提出辛词鉴赏方法论,有的学者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研究。其中两篇论文受到关注,一篇是刘勇刚《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论辛弃疾的多元风格及相反相成的艺术特质》,该文以“多元的情感世界与多元风格的组合”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谓生活中稼轩是个妻妾成群的人,这与他“艺术上的多妻”竟是惊人的统一。引起与会学者的不同意见。

另一篇是汲军《辛弃疾由带湖而瓢泉的经济原因分析》,认为辛弃疾是个大家庭,有八儿二女,六、七个侍妾,解决经济负担是择地而居必须考虑的问题。她联系铅山铜场“胆水浸铜法”的发明使用,铜产量占南宋全国产量的40%,铜场规模达十万之众,粮食需求量很大等事实,认为,辛弃疾从带湖迁瓢泉,不仅因为带湖失火,瓢泉山水风景美,更重要的是瓢泉是一个适宜农耕的地方,他要靠粮食收入解决家庭经济。她从辛词“贫须依稼穑”、“水纵横,山远近,拄杖占千顷”,《最高楼》词序“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之言,及《西江月》“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等内容,推断稼轩选择离铅山铜场邻近的瓢泉为家,置买大量的田产,从事农业生产,以满足粮食的需求,这是他经济上的高远眼界与雄才大略。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是丰富的,会议是成功的,应当肯定的。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31日第4版,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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